法治三本论——对我国法治建设中法律、民众与政府相互关系的探讨

在一个民主法治社会里,法律是以民众为本的,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法律是民意的集中体现;政府是以法律为本的,因为宪法法律是政府组成的根本依据,政府的基本职责就是要恪守法律并维护法律尊严;民众是以政府为本的,因为法治政府是民众行为的标杆,民众依法享受政府的权利保障也要履行政府确定的合法义务.     

责任政府——从政府责任体系的视角来分析

责任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处理国家和公共事务时,在法律、政治、道德这个责任体系中必须遵守民主、科学、依法行政的原则,履行其义务和责任,否则将承担法律的制裁。为了探讨责任政府的构建,本文将采用提出、分析、解决问题三段式的方法,从政府责任体系(包括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三个方面 )的视角来分析责任政府。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典型的封建性特征,这是因为它产生于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因而被赋予了特殊的封建时代特色。我国古代是中央集权制国家,皇权至上,维护君主权力是法律制定的根本目的,君主的权力高于法律,这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被打上了"人治"的烙印。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的概念、特征、表现形式、成因以及其同法治进行对比,分析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色彩。     

传统赋役减免制度的亲属伦理旨趣新探——兼论未来中国个人税负法制的亲伦改良

传统中国历代王朝出于对亲属间基本情感和伦理义务的尊重,设计制定了一系列赋役减免制度。这些制度,旨在协助民众履行其对父母妻子的伦理义务,以个人伦理义务的履行为国家秩序之基础。这些制度所蕴含的亲属伦理旨趣,也许可以成为治疗当今中国个人税负法制无视纳税人之家庭伦常责任之弊端的有益借鉴。     

略论义务本位行政文化

当代中国行政文化的发展,应该以行政机关的义务为本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契约理论在行政文化中的合理推演和具体体现;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现实启示。在当代中国,行政机关承担的义务包括目的性义务、经济义务、政治义务、文化义务四个方面。义务本位行政文化倡导的价值理念包括: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对效率与公平实行各有侧重的价值选择;在对权力的认知方面,强调尊权与限权的有机统一;在义务履行方式方面,强调他律向自律的自觉靠拢;在处理政府与公民关系方面,强调平等与协作统一的服务理念。     

我国养老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责任研究——基于委托代理视角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政府在养老服务供给中的责任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基于委托代理视角,分析政府在养老服务委托代理模式中承担的责任及履行中的问题,提出通过制定权力与责任清单强化组织责任;完善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制定实施细则完善制度设计与规范责任;完善财税法律体系强化财政责任;建立完整的行业监督机制及信息网络平台增强监督责任等建议。     

我国近二十年来责任政府研究概况

我国责任政府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学界一般认同责任政府包括价值与制度层面,并和政府的责任体系密切相关。政府的责任包括政治、行政、道德、法律等方面,责任政府是自由、民主、宪政意义下的政府义务的回归与明确,这些认识对于中国的政府建设具有积极意义。近年来,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围绕政府责任和责任政府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探讨,此类研究必将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研究中也存在着概念不清晰、内容不全面、理论不彻底、研究方法混乱、对国外研究了解不够等缺陷,从而影响了责任政府研究向纵深发展。     

政府责任实现的调控机制研究

我国政府正经历着由"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的转变."责任政府"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积极地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满足.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必须建立健全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控制机制.当前我国政府责任实现的控制机制至少应包括先进的行政文化、公开明晰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完备的行政责任法律体系以及公众的广泛参与等四个层面.     

儒家民本思想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

黄宗羲对天下与君主做了区分,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非一姓之私,相对于天下而言,君主不再是＂公＂的代表。在＂天下为公＂的思想境界下,黄宗羲对君主职责和为臣之道作了深刻的反省,君主和臣下都应该担负为万民兴公利除公害的责任,民众成为评价政治得失的标准。面对后世君主背离职责、反客为主的现实,黄宗羲认为君位是可革的,并且将批判对象由暴君独夫的个体上升到＂后之为人君者＂的群体。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实现了从＂君主民本＂到＂君客天下主＂的转变,达到了民本思想的极限。     

培养义务观念 履行道德义务

道德义务是人们在道义上应尽的责任,可分为对他人的义务和对社会的义务。我们今天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意义的道德义务就是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使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实现。由于道德义务在社会发展中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因此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要加强有关道德义务的教育,努力培养每一个公民的社会主义义务感,做到自觉地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     

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自我观探究

五四时期,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启蒙思潮的双重滋养下,青年毛泽东的自我观是徜徉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他推崇个人的崛起,但始终不曾放下自我的公共担当;他理想的自我虽不同于传统的儒家理想人格,但终究还是以救世济民为落脚点。在他关于自我、个人这些近代观念的演绎中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传统情怀。     

民本主义：人权话语本土理解的哲学基础

以儒家“民本”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远神近人,以人为本”的人文基调,包含了“人民的利益构成君主权力的基础,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的意思,还提出了许多有关人的个别性权利的思想主张,这些丰富的人文精神内容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接引与体认西方人权理论的文化支点,更是西方人权理论在中国获得本土诠释与理解的哲学基石。     

从碑志文看元好问的政治、社会价值观念

金元之际的文雄和社会、文化活动家元好问,倚借良好的父兄渊源、师友讲习,全面接受了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思想文化,形成了以儒学为主的价值观念体系。政治、社会价值观是其价值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元好问的政治、社会价值观主要包括强调君权的绝对性、以民为本、仁政爱民、坚持多民族大一统的政权理念等内容。这些思想尤为集中、突出地体现在他的碑志文创作中。通过碑志文,元好问表达了自己在政治道德方面的忠君观念、社会理念方面的民本观念、治国方略方面的德政观念和民族关系方面的华夷同一观念。     

鲁迅先生缘何反对中医

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旗手和文化革命的主将,曾一度激烈批判、否定传统文化和中医药.今天有人利用鲁迅的有关言论反对中医药乃至传统文化,这是对鲁迅革命思想及其所处时代精神的误解或有意曲解.表明他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实事求是之意.中医药虽有诸多局限,但其内在合理性和顽强生命力是任何人不能随意抹杀、扼杀的.     

鲁迅先生缘何反对中医

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旗手和文化革命的主将,曾一度激烈批判、否定传统文化和中医药。今天有人利用鲁迅的有关言论反对中医药乃至传统文化,这是对鲁迅革命思想及其所处时代精神的误解或有意曲解。表明他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实事求是之意。中医药虽有诸多局限,但其内在合理性和顽强生命力是任何人不能随意抹杀、扼杀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

法治认同是民众对法治的心理认可,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认同的“资源”,是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民众对礼法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认可等。法治建设应当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法律,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实施法律,建立民众更期望的法治秩序。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从内心认可法律,为实现法治建设提供有利的非制度性支撑。     

伦理豁免中的智慧————基于中华伦理法对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的解决 

为圆满解答、彻底解决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问题,中华伦理法从制度上实行伦理豁免。特定义务主体若陷入该两难,其法律义务则视轻重缓急和主体行为能力,或者依法减轻甚至豁免,转由其他义务主体或公权力履行;或者依法推迟,以保证优先敦睦伦理,从而消除伦理危机,然后亲自履行。由此充分保证特定义务主体自由行使特殊优先权,全身心履行伦理义务,悉心敦睦伦理,并从根本上圆满履行法律义务,维护法律关系。于是,伦理和法律关系由两难而两全,进而兼顾公序良俗而多全,达至公道。伦理豁免所含的智慧朴而茂,通而深：本乎伦理,使法律植根于本真,圆满履行其重要使命;出于人性,保证法律有合法性、合理性,而成为良法;善待人情,即顺应人之常情,规制不当之情,保证法律真正被认同和遵守,真正有效力和生命力。这样的智慧以常识及其公理性力量,蕴涵旺盛生命力和永恒、普适性因素,纵贯中华伦理法,千年一脉;横通现代法治国家作证豁免权这一类制度,万里友声。     

马克斯·韦伯的比较法律制度研究

韦伯在其法律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对西方现代与传统法律制度以及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然而,当理想类型方法被运用于比较法律制度研究时却可能存在着认识论上的局限性,即有可能导致以西方人的认识视角来专断地解释其它社会的法律制度,最终无法实现对不同社会的法律文化现象进行客观认识的目的。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可有效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捍卫个人权益，促进产业在"安全"中得以"发展"。我国相关立法中规定的企业安全保护义务多为静态性、措施性的管理性义务，不足以防御多变的安全风险；企业安全法规遵从激励机制缺失，合规动力不足；企业信息安全文化的普及力度欠缺。解决以上难题，应基于"法律治理"思维，将"法人治理"定位为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重心。在制度设计层面，适当借鉴美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在立法监管与企业自治中的有益经验，以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基本原则为指引，充分发挥立法激励作用，鼓励所有企业建立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结构，对企业董事、高官人员的信息安全义务之履行予以充分重视，增强企业信息安全文化建设，凸显安全文化的价值。     

儒家对民众政治地位的设计及其现代转化

儒家政治思想不仅重视君主一方的修养与责任,而且对民众一方也有一定的阐述。儒家政治思想是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提升与规约。在政治现实中,民众是被动的一方,但儒家赋予民众有人人为政的主动性一面;在政治现实中,天意不可违,人们要服从天意,接受天命,但儒家认为,民意决定天意,在君王的更替与治理中应服从民意;在具体的政治治理过程中,有无限权力的君主视民如草芥,但儒家却认为民贵君轻,应重民、养民、富民、教民。对儒家的民众观进行现代解读,对当代中国关注民生、推进民主、提升民众民主意识方面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