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异化的表征、危害及其超越

数字劳动是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劳动的全新形态,它在表征劳动层次跃升的同时,也在劳资关系重构中使得劳动异化形式在主体、客体、本体和权力关系等四个维度发生演变。数字劳动异化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它加剧了人与技术的关系失衡,导致了新型劳资矛盾,破坏了全球数字生态,对以数字经济为主题的全球未来发展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面对数字劳动异化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如何揭露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劳动的异化本质,进而超越数字劳动异化,构建中国特色和谐数字空间,业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此,可以从技术逻辑、制度逻辑和数字逻辑三个方面入手,协调推进技术价值观培育、数字命运共同体构建和数字生态建设。旨在把握数字劳动辩证逻辑的前提下,实现对数字劳动异化的超越,促进经济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平台资本主义与劳动新异化

平台资本主义是以数字平台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在数字化时代的延伸，沿袭了资本对劳动力剥削的本质。从劳动的主要构成要素而言，平台资本通过对劳动方式的“数字化颠覆”、对劳动时间的“无规制量化”、对劳动空间的“全景式监控”、对劳动主体的“多层次剥削”、对劳动价值的“否定性重构”，引发了深刻的劳动新异化。劳动新异化是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在平台资本主义时期的延展，其实质不过是数字平台技术在平台资本增殖逻辑主导下的应用效应，对其研究依然遵循资本批判和工具理性批判的逻辑。从根源上来说，实现从“平台资本奴役”到“数字劳动解放”是对平台资本主义中劳动新异化的有效应对。     

数字拜物教下劳动异化的生成与扬弃

数字拜物教是资本簇拥下的全新拜物形式,它不仅是人们对数据的主观崇拜,更是一种数字资本逻辑下的隐形社会控制形态。数字拜物教实现了对人类生产生活的由内而外的剥削和奴化,且集中体现在数字劳动异化问题上。数字劳动异化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在数字时代的最新表现,其内在生成于资本逻辑的运作、数字平台的搭建以及数字社会的全方位监控。数字劳动异化不仅加剧了数字资本的压榨程度,还造成了数字社会的畸形发展。文章从数字技术价值取向、数字平台发展模式和主体劳动意识三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实现数字劳动异化的扬弃,以期为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参考。     

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生成、展现与规制

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是泛在性、具身性、虚实互构性的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与资本社会权力建构下的必然产物，生成于人实践生命的存在论基础之中。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展现为：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劳动生命、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个体生命发展可行能力的支配与挑战。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展现是通过数字智能化技术的生产转向与生活转向实现的。故此，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规制亦需要从技术本身转向技术使用社会关系规制，从“宏大叙事”伦理转向微观生活场景规制，从技术裹挟转向技术赋权规制，以凸显对数字主体的劳动权益保护与可行性能力提升。     

数字经济下的劳动异化及扬弃对策分析

伴随着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数字平台广泛应用,互联网已经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现了方方面面的深入融合,世界在数字层面实现了重构。数字劳动随之成为当今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劳动类型,虽然出现了新的劳动内容和表现形式,却没有摆脱资本增值逻辑,社会经济生活未能逃脱异化命运,并有了新的异化表征。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具有跨越时空的强大理论生命力,可以用来解剖数字劳动异化表现的本质机理,更好地思考在数字时代下劳动异化的扬弃对策。同时利于认识数字经济的两重性效应,顺应数字经济的趋势,扬弃资本主义数字劳动的弊端,推动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数字资本与剩余价值规律的新表现——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再阐释

数字劳动是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涌现的新价值源泉，数字资本是参与和支配数字劳动生产的新资本形态。从形式逻辑上看，数字资本是数字技术革命全方位作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形态、商品形式、资本物质运动和价值运动全过程的综合性结果，作为数字资本价值载体的数字商品具有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三元辩证统一的价值结构。数字资本兼具作为智能化人工化生产要素形态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载体的二重属性，数字资本运动在物质形态上表现为数字生产和数字流通循环往复的持续运动，在价值形态上表现为价值创造和价值增殖复合叠加的双重运动过程。数字资本运动依然受剩余价值规律支配，在剩余价值规律作用下数字资本运动一方面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化数字大生产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又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数字异化程度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为资本主义制度走向自我毁灭宿命做出了历史性铺垫。     

福克斯数字劳动思想生成的中介：法兰克福批判理论

福克斯数字劳动思想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之间不是直接的亲缘关系,而是经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嬗变过程,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为中间环节。分析福克斯与批判理论之间的理论关系可以更精准地把握福克斯数字劳动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角色与地位。福克斯在对法兰克福批判理论进行重构的基础上,以“数字劳动是否是异化劳动—如何对数字劳动的异化状态进行微观分析—如何克服数字劳动异化状态”的逻辑理路,建立了自己的数字劳动思想,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从法兰克福的“超距”偏移中又逐渐向马克思靠拢。     

资本视域下数据生产实践

数字时代，数据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数据向资本的转化，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耦合推动着数据资本权力的形成与扩张，对数据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占有成为掌控社会权力的重要途径。而进行数据生产实践的个体在资本之下，陷入了更加隐匿的剥削机制之中，人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呈现出新型异化方式。因此，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与存在论思想，与当代依旧关系密切。由此出发，正确认识数字时代的时代特质与社会问题，积极扬弃数据资本权力，明确数字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社会的进步与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      

对"直播带货"数字劳动场景的批判性反思

直播经济时代,数字劳动场景产生了行业劳动群体之底层循环流动与顶层固化格局并存、劳动个体之“本我”与“人设”经营本末倒置以及劳资关系之资方占据强势寡头地位的系列主体性问题。劳动客体在技术革新下与劳动主体相结合,显露出劳动工具数字化、劳动产品虚拟化和劳动对象互动化的新特征。劳动场景的时空连通、时空延伸功能在增强劳动总势能的同时使劳动主体陷入了平台资本操控的罗网。为此,需完善对虚拟劳动行业的保障制度,厘清网络主播与平台的劳资关系,加强对平台资本和中介资本的监管,净化网络环境,维护以主播为代表的一批新型数字劳动者的正当权益,推动数字劳动场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数字劳动批判的哲学反思——从“建构-解构”到“重构”

数字劳动的概念一经出现就掀起了广泛的研究热潮。综合来看，从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出发，运用政治经济学进行剖析和批判俨然成为主流，并形成建构和解构两条截然不同的批判路径与结论。数字劳动虽然是伴随数字技术而来的新事物，但绝不可孤立地看待，而应将其作为历史的阶段性产物放入人类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进步的历史当中去寻找其历史必然性、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剖析数字技术在工业革命、战争、现实需要等合力催生下生成、发展、成熟的历史，不仅能够“破”掉数字劳动这一神秘又模糊的概念，而且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重新“立”数字劳动这一新生事物的历史画像，为克服数字劳动的资本局限性，发挥数字劳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优越性，走向数字共产主义提供依据。     

试析技术异化的劳动异化根源

探讨现代技术异化的根源,不能只从技术层面去寻找.技术是人类生存实践的产物,技术形态和应用后果都是社会建构的,技术异化的根源也在于社会应用技术的主导模式.通过对劳动异化和技术异化的分析,认为技术异化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机器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为前提的,根本的原因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劳动异化了.因而,技术作为资本增值的内在手段,与劳动和自然对立,技术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必然表现.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思想,对我们深入理解技术异化的根源及其后果,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下的福克斯数字劳动理论批判

数字和资本的联袂重构了传统劳动方式和劳动关系，使“数字劳动”成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重要领域。对此，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构建了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数字劳动批判理论，认为“互联网产消者”创造数据商品的劳动就是数字劳动，广义上包含五种劳动形式和生产方式。福克斯在一定意义上拓宽了对数字劳动的研究视野，对于我们认识数字劳动、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借鉴意义，但由于方法论上的不足导致其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涉及的一些概念范畴存在误读，因此有必要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批判性地分析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理论，廓清数字劳动的相关概念和范畴，深化数字时代对劳动新变化的认识。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与反思

作为资本主义抽象秩序的延续,数字资本主义既是当代资本关系具体化的展开,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历史性发展的结果。通过数据的商品化与对数字劳动的隐秘剥削,数字资本主义建构了以数据—流量为核心、以平台—算法为技术载体的资本叙事逻辑,塑造了居于不稳定状态的流众无产阶级,并造成了主体在劳动、交往乃至生命维度的异化与失落。为此,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维度理解数字资本主义下现实物质生产活动的矛盾性,既要求我们将信息技术看作重要的手段,去加以利用和转化,体现现存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通性,同时也要求我们现实地改变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以此释放全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潜能。     

数字资本的“智能”统御与主体复归——基于芬伯格“技术民主”理路的审思

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成为撬动客观世界、重塑个体生活的强大力量。因凭对“智能”技术的隐秘操纵,数字资本崛起并将人工智能塑造成符合资本利益的工具,人工智能的不当设计及资本应用导致了主体生产的遮蔽、真实交往的缺位、本真需求的异化。安德鲁·芬伯格以“技术代码”解构了技术的本质为工具与文化的聚合,揭露了技术设计领域的沉疴,并提出关照公众利益、以技术民主实现主体复归的变革进路。文章通过对芬伯格技术民主理路的审思,指出应及时规制资本权力对人工智能的不当应用,多措并举引导人工智能持续向善,才能破除“智能”统御,在更高层级实现主体复归。     

数字政府技术资本侵蚀的生成机理与法律规制

在建设数字政府的过程中，政府对技术资本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技术依赖、信息依赖以及决策依赖。技术上的优势使得技术资本开始不断侵蚀政府固有的权力架构和组织形态，并在无形中消解了行政主体的独立人格，解构了行政权力的公共属性，分化了政府的公信与权威，侵害了公民的数据权利，为我国数字市场的繁荣发展埋下了隐患。技术资本入驻的审查标准缺失、基本权利保障理论的适用障碍、技术资本的监管体系不健全、社会性力量的边缘化是当前技术资本侵蚀的主要制度根源。基于此，今后必须明晰技术资本合作的审查标准，强化公民数据权的国家保护义务，加强数字平台的合规化建设，推进公众对数字政府的深度参与，完善党对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化领导，从而将数字政府的建设和运行纳入法治化轨道之中。     

赛博空间无产阶级数字劳动的出场及命运展望

赛博空间是一个人造的空间,是数字化、网络化和人工智能化时代的产物。数字劳动是在赛博空间中形成的一种新的劳动形式,正如马克思描绘的机器大工业时代劳动异化那样,赛博空间数字劳动也存在严重的异化。数字时代的劳动异化既涵盖赛博无产阶级与自己的数字成果、劳动行为、类本质的异化,也包含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异化。异化不应该是人类永恒的命运,人类需要彻底扬弃资本主义数字时代的劳动异化。因此,我们需要展开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建构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树立“数字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目标。     

消费盲从、生活附魅与精神虚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三重“异化”

依托于人工智能、大数据、5G、云等新型数字科技之翼，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迈向了一个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异化现象仍然存在。具体表现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对消费观念进行了新塑造，算法指令的生成引发消费内容的私人定制化，数据平台的产生促成消费生态的重新架构，数字技术的普及致使消费主义的大肆泛滥，消费趋于盲从；对日常生活进行了全覆盖，其连续性与稳定性逐渐被数字信息的狂轰滥炸打破，呈现碎片化样态；日常生活的惬意与宁静逐渐被数据与算法的推送与订阅打破，显现出平庸化样态；对精神世界进行了新渗透，个体思想日趋浅薄空疏、大众审美日趋媚俗粗鄙、精神世界日趋虚无。厘清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在消费、生活与精神层面产生的异化现象，对于我国今后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避免异化现象的产生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数字劳动与劳动价值论关系研究

人类社会步入数字化时代，数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支撑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便是数字劳动，相比传统劳动，数字劳动的新特征使得学术界对数字劳动的认定标准产生了争论，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数字化时代已经过时。文章通过对数字劳动的考察和研究，发现数字劳动依然具有生产性、劳动性、物质性等特性，数字劳动与背后的资本关系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数字化时代并未失效。同时，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的理念，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数字劳动规则。     

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逻辑及风险防范

数字技术是引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结构、功能、价值上的耦合，为数字赋能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适切性、可行性证明。数字技术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升级迭代和实效提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一是数字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张力失度带来的数字悬浮、数字依赖、数字至上等错误倾向；二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呈现出人的自我、人与人、人与教育、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失调和异化倾向；三是思想政治教育数据的过度采集和滥用带来的数据过载、隐私侵犯、数据安全等风险挑战；四是算法不当产生的算法偏见、信息茧房、算法黑箱等问题。针对数字赋能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风险挑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即深化理念认识，明确数字技术赋能的战略定位；加强数字素养教育，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价值；加强数字技术规范，促进技术势能的充分释放。     

论形上迷失与异化劳动

形上迷失即终极关怀的缺失,它的内在原因是人的意识,但意识在人类诞生之初仅提供给形上迷失以先在的前提条件,真正导致形上迷失产生的是把人类从他的物质家园———自然中分离出去的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的推动下形上迷失跨越史前时代、古代文明和轴心期这三个历史阶段,从偶然的可能开始经由现实的可能最终达到其完全的现实。与此同时在轴心期,人类的精神家园也随之而彻底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