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

李贺对<楚辞>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与偏好,他与屈原相似的遭遇、相似的现实语境,使他在情感上容易与屈原产生共鸣,这是他对<楚辞>接受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还与韩孟诗派对<楚辞>的继承有一定的关系.     

评《当代楚辞研究论纲》——兼论周建忠的“同步进行”说

周建忠在《当代楚辞研究论纲》“前言”的一开头便说: “我向往这样的境界—— 楚辞与楚辞学的研究同步进行,楚辞学的整体构架与个体材质为具体审视相结 合。 站在历史的学术基点上总结解放以来、特别是“文革”之后楚辞研究的成就,探 讨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方法与走向,对当代楚辞研究作出迅速而有深度的反馈与 抽象。 着眼于当代,张皇呼号,指陈得失,在动态性、客观性、特殊性的评判中,体 现自己的主体意识。 发掘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抽象出研究个体的治学特征,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 特色。”在这里,周建忠首先将楚辞研究分开为两个领域,一个是楚辞作品本体研究的领域,一个是楚辞研究的研究即楚辞学的领域。他认为这两者应该“同步进行”。而他的“同步进行”主要是“着眼于当代”,要建构“当代楚辞学”。其次,周建忠认为建构当代楚辞学的目标是将“整体构架与个体特质的具体审视相结合”,探讨楚辞研究这一“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方法与走向”,“发掘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抽象出研究个体的治学特征”。第三,周建忠在对当代楚辞研究的指陈得失,张皇呼号和动态性、客观性、特殊性的评判中,要“体现自己的主体意识”。此三者,表明了周建忠的整体构想,是他的楚辞研究与楚辞学研究的总     

试论梁启超楚辞研究的成就与特色

梁启超的楚辞研究在其漫长而丰富的学术生涯中,并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梁启超所处的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位置,其研究呈现出中西文化交汇的特点,注重运用西方的科学实证和系统方法,同时又以多学科交叉的文化视野为其研究背景,从而开启了近现代楚辞研究新的思路。     

林庚先生的楚辞研究

林庚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楚辞学专家,他毕生与楚辞结缘,从20世纪50年代出版《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到80年代《天问论笺》问世,楚辞可以说陪伴了他半个多世纪,他的这两部著作凝结了数十年心血,是他潜心探索研究的结晶。     

林语堂中西文化融会思想的渊源

林语堂有着中西文化融会的思想 ,其渊源既与他所处的地域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又与他的家庭背景不可分离 ,还与他在中西方的双重经历脱不了干系。可以说 ,中西文化自始至终对林语堂产生双面的影响 ,这是林语堂中西文化融会思想形成的客观原因 ,它通过林语堂的内因发生作用。     

姜亮夫先生与楚语研究

楚语,是楚辞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和楚声、楚地、楚物共同形成了"楚辞属楚"的这一鲜明的地方特色,因而,研究楚辞中的楚语,是楚辞研究中的十分重要的课题。但楚辞中的楚语研究是四者中最薄弱的环节。东汉王逸及宋代洪兴祖为后代的"楚语"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楚语"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了第一部研究《楚辞》中之"楚语"的专著。姜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他深厚的学术根基两方面相结合,为20世纪楚语研究做出了超越前人的独特贡献。     

从刘勰评骚看《文心雕龙》的通变理论

刘勰以通变的观点来论述楚辞的渊源、楚辞的新变和楚辞的影响,显示他卓越的眼光;而把对楚辞的评价放在《文心雕龙》全书显要的位置,表明其目的是要通过对楚辞渊源和影响的分析,阐明其文学通变的理论,即以楚辞为通变的范式,来论述文学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无疑也显示出《文心雕龙》全书体系的严谨精审。     

广历博见的研究境界——简评周建忠的《楚辞考论》

新近面世的《梦辞考论》(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南通师院副院长周建忠教授楚辞研究的系列产品之一。自上世纪1980年迄今24年来，他一直以一个“九死未悔”的探索者的姿态，带着深邃的学术目光，对楚辞作家、作品及楚辞学史作了：情细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当代楚辞研究论纲》、《楚辞论稿》、《楚辞评介》、《楚辞与楚辞学》、     

闻一多《楚辞》研究的基本层面

闻一多先生是著名诗人,学者和民主运动战士。作为学者,他在《楚辞》方面辛勤耕耘,历时最长,收获最大。一九三一年左右,他开始研究《楚辞》。十年以后,他这样谈到《楚辞》难读的原因及其所确定的三项研究课题:     

“云中君”乃爱神

《云中君》是楚辞《九歌》中的一篇祭神辞。那么云中君到底是什么神?很多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著名的注家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云中君“谓云神也”。他这一看法为后来各朝楚辞注家赞同。但细细从本篇文字来分析,把云中君定为云神似乎有点不妥。同朱熹的观点有微妙分歧的有宋朝的洪兴祖,他在《楚辞补注》中说:“云神,丰隆也,一曰屏医”。他这一观点并不见新,其实早在东汉,王逸就在他的《楚辞章句》中注曰:“云神,丰隆也,或曰屏医。”王、洪二氏仅一字之差。可惜的是王、洪二氏都未深究下去,如     

《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 ,《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 ,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 ,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     

诗化批评才情之作——读颜翔林教授《楚辞美论》

颜翔林教授的《楚辞美论》一书,深入探析屈原心理情结,系统解读《楚辞》文本,新意迭出,成一家之言;感悟式的批评风格,诗意化的修辞表达,彰显其文本个性魅力。     

楚辞研究传统的承继和创新问题

建设楚辞学术文化,离不开对楚辞研究传统的承继,但承继的应该是传统的优点而非短处。发展楚辞学术文化,尤其需要创新,但这种创新须靠坚忍不拔的实践努力,而不是标新立异的叫卖,或是对西方新说毫无鉴别眼光和扬弃精神的套用。有志气、有自信的楚辞研究者,完全不必理会学术界风来风去的变幻,宜将研究的根系深深布展在地底,靠坚毅的探索之芽顶破厚土,长成风雨难撼的参天大树。     

从日中比较角度谈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日本学者家井先生继承赤冢忠先生的学说并加以批判性、实证性的发展 ,从而对《诗经》的《风》、《雅》、《颂》以及“兴”提出了新的理解。石川三佐男先生在楚辞研究中 ,采用了把战国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楚地等出土的考古资料与《楚辞》诸篇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前所未有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开拓出仅靠文献资料和文献学不能进入的领域。石川先生的《楚辞》研究 ,是以他在二松学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时 ,在赤冢忠博士指导下所学到研究《诗经》、《楚辞》的方法为基础的。石川先生的研究与赤冢忠博士和其他楚辞研究者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是 ,他运用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 ,并特别重视长江流域和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     

楚辞文学类型的原始宗教背景

楚辞是理想型文学的典型代表。楚国浓郁的巫风是楚辞艺术特征形成的原始宗教背景。其作用有二:一、培养了楚人热情如火的民族性格;二、成就了楚文化富于幻想的浪漫情趣。     

《九歌》、《九章》校证（十七则）

今本《楚辞·九歌》、《九章》的部分内容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儒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之校勘,将有益于《楚辞·九歌》、《九章》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简论王逸、洪兴祖、朱熹楚辞注释的文献征引

由于时代文化背景、个人学术态度以及注释目的的差异,在对典籍文献的征引上,王逸、洪兴祖和朱熹的楚辞注释活动表现出不同的取向和特点:王逸以儒家典籍为主,力图把楚辞纳入诗教系统之中;洪兴祖宏征博引、态度开明;朱熹以阐发义理为旨归,简洁切实。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是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楚辞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实践,具有宏阔的视野与充满实在内容的历史分析.郭沫若对于屈原否定论的批驳,对于王国维南北学派差异的新的阐述,对于屈原思想的分析与心理的描述,都具有总结性.而对于屈原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他的文学成就的意义,又都作了超越前人的深化的论述.虽然从“五四”文学革命的角度来体认屈原,有一定的主观化、简单化的缺点,有一些论述根据也不足,同时屈原的形象又再一次被一种新的意识与现实需要所重新塑造,但较之以前的楚辞学研究,仍然让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     

楚辞体美学风貌阐释

楚辞体是继《诗经》之后产生在中国南部楚地的一种新诗体。它以其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瑰奇绚丽的文辞、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 ,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体式中个性鲜明、独具风貌的诗体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

战国中后期,秦楚尖锐对立,楚怀王成了被欺诈、被侮辱的悲剧形象,楚人蒙羞,啣恨百年,不忘报仇雪耻。此乃《招魂》、《大招》和以“存君兴国”为主旋律的屈原作品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 '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 ',汉代人的记叙必有事实依托,但具体细节莫可踪迹。在楚辞文本传承、解说衍生、诵读不辍诸方面,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郭璞、刘杳、刘勰、萧统、智(道)、公孙罗、李善、五臣、王勉、大江匡衡(日本)诸先贤在楚辞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