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及其系列地图的版本和来源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所附地图是清代具有代表性的沿海地图,影响广泛,文献记载中与现存均有诸多摹绘（刻）版本。本文对其系列地图的绘制背景、版本流传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梳理出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版本流传的轨迹以及所附地图上地理信息的层累,并对其地理信息的来源进行了分析。     

《海国闻见录》《海国图志》

《海国闻见录》是一部综合性的海岸地理和世界地理著作。内容广泛。举凡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等方面的问题。也有所涉及。     

订制:资本时代的东亚画像——16、17世纪尼德兰制图学派中的中国与亚洲

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伴随着大航海及全球贸易的拓展，欧洲迎来了现代地图学的黄金时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出自以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为活动中心的尼德兰制图学派。在此期间，欧洲制图学家不但出版了第一幅以“中国”命名的地图，也不断扩充对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地图学表现。但地图学的发展、地图书籍的流行，并不仅仅是地理知识积累的产物。在全球资本主义网络形成的年代，地图既是工具更是商品。尼德兰制图学派的兴盛，与印刷业在低地国家的繁荣、书籍市场的勃兴、制图学家的职业化，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贸易活动息息相关。欧洲社会对亚洲空间的新的权力关系想象，亦由此展开。从地图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角度，可探究这一时期欧洲地图学发展以及欧洲对东亚的地理认知。     

宋代地图学的发展与苏轼对地图学的关注

宋代是中国古代地图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刊印了大量的地图和地图学著作。地图日益被包括苏轼在内的宋代士人重视。苏轼对地图学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学的系统下,以解读《禹贡》为契机关注地图学;二是在治政实践中,重视地图的军事价值。     

利玛窦对中国地图学发展的贡献

利玛窦到中国传教 ,带来了西方的地理知识 ,尤其是对地图制图知识的传播 ,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地图制图技术的发展 ,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他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成为明末以后中国地图史上极为重要的地图作品。     

《中西闻见录》述略──兼评其对西方科技的传播

《中西闻见录》是洋务运动期间由传教士丁韪良等人创办于北京的一份近代期刊。对其内容和作者的量化分析表明它以传播西方的近代科技为主旨，与其续刊《格致汇编》相统一。《中西闻见录》不仅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些历史事实而成为历史见证人，而且对洋务运动推波助澜，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而成为西学东渐的一座桥梁。     

清人七十一与《西域闻见录》

七十一，姓尼玛查，号椿园，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年问，先任职武陟县，后赴西域，在库车时撰写《西域闻见录》，死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前后。所著《西域闻见录》流传广，影响大，后人据此书编辑、摘录成书者甚多，以致版本亦多，约有20余种，其中有七十一自纂本，也有他人编纂或节选编纂另立书名，还有坊间刊刻另易书名的。各版本中以乾隆刻本为最优。该书是一部内容翔实、叙述生动，不受官修志书刻板程式束缚的私家历史著作，是研究中亚史、边疆史和民族史不可多得的一部重要史料。     

试论晚清武昌舆地学会的舆图出版及其经营特点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成立的译印西文地图公会（后改称武昌舆地学会）是中国第一个地理学会。学会用西方先进的测绘方法和印刷技术编制出版了七百余幅中外地图，在晚清地图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绘制出版的地图严谨、科学；用小比例尺绘制地图；地图表示和绘制方法新颖，并经过仔细审查修订；用新式烂铜版法印制地图，开铜版雕刻彩印出版小比例尺地图之先河。学会的经营特点是：集资招股编绘、印制地图不以投资为终极目的；购股者分次付清股票款项；以推广舆地学为务，厘清所筹股金的用途及作用，通过售书偿还股金和利息。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

康熙《皇舆全览图》系我国首次利用西方现代测绘方法绘制的中国地图。由于该图的绘制由欧洲传教士主持完成,它在欧洲各国广为流传,欧洲各国对清朝疆域的认识因此深受此图的影响。欧洲对清朝中国疆域的认识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把清朝的疆域一分为二,把其中明朝疆域部分认为是"中国",其他部分则不是"中国";其二,没有认识到,此后清朝的疆域仍然在发展变化中。产生第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康熙《皇舆全览图》的一个版本采取满文标注长城以北以及嘉峪关以西的地名,用汉字标注长城以南及嘉峪关以东的地名,西方传教士因此按照这个版本分别把满文、汉字标注的区域划分成"中国"和其他区域;二是受到当时西方地图中把长城当作"中国"北方边界的绘制习惯的影响。第二问题则因信息交流的受阻而致。康熙《皇舆全览图》完成时,新疆大部分地区还受准噶尔部落的控制,西藏地区未全部测绘,贵州及广西仍有部分"生苗区"游离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之外,这些地区或依其他资料绘制,或留为空白;此后,雍正年间实行了改土归流,在"生苗区"设置了政区;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对新疆进行了多次测绘,编绘了范围更大的《乾隆十三排图》。但是乾隆时期的测绘成果,受自康熙末年开始的礼仪之争导致的中西交流中断的影响,没有及时传播至欧洲,国内则因为清初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化禁锢,也使汉族知识分子有关长城之外的广大地区的地理知识长期停留在明末清初的认识层面上。     

专题视点：文明的图籍表达

主持人弁言：地图,是人们对地理的认知和反映,自古以来,其绘制都有着强烈的主观性,只是近代以来用经纬度数据绘制的地图,其表面上的准确性将这些主观性掩盖了起来。近现代之前的中西方地图上,充斥着对世界秩序和空间秩序的构建、对地理空间的人为划分以及对地理要素的想象。中国古代地图上绘制长城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古地图上绘制的长城,除了展现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防御工事之外,还表达了古人赋予长城的各种政治文化内涵,如作为“华夷”之间的界线等。在这些地图上绘制长城另有一层含义似乎也不能忽视:这类地图还表达了“华夷一统”的思想,即将华夏（汉）与夷狄（胡）整合在一起的观念。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地图上的很多长城并不是写实的,如大多数宋代地图上绘制的长城都一致地从辽东半岛斜向西南,横贯今陕西北部,延伸至甘肃洮河,但实际上很难确指这表达的是哪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其可能只是按照宋人的观念对秦始皇修筑的各段长城的表达,而宋人的观念则体现的是他们所认为的北宋与契丹、北宋与西夏划界时的理想疆界。李孝聪教授的《试论地图上的长城》一文除了对上述这些思想进行分析之外,还对明清时期基于各种目的绘制的长城图及其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的展示。中国古代的各种史学、地理以及宗教文献中都有着大量与黄河河源有关的记载。通常认为,随着唐代之后对河源的不断探索,有关河源的文本记载以及地图上对河源的描绘,应当逐渐由“错误”走向“正确”。但实际上,这种简单的线性“进步”并不存在。在很长时间内,历史传闻中的河源概念和实地考察的记录都受到关注,也都出现于文本和地图中,因此最新的地理发现并没有取代传说和传闻中的关于黄河河源的空间概念。甚至到了19世纪,尽管元、清两代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推翻了河出昆仑的说法,但在文献,尤其是在地图上,黄河发源于昆仑山的传统认知依然占据主流。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对黄河河源的理解应当被认为是神话与地理、想象与现实的交汇。上述认知正是冯令晏教授的《元前文献图籍所载黄河河源》一文的撰写主旨。这篇论文探讨了不同知识框架对唐代河源记载的影响,以及这些知识框架在现存宋代地图上的反映,展现了地图与产生它们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体而言,作为史料的地图,其史料价值除了图面内容之外,更多地体现在了地图与其社会、文化、政治及经济等背景的关系之中。     

日本国庋藏《寒山诗集》闻知录──《寒山诗集》版本研究之四

日本国庋藏《寒山诗集》闻知录──《寒山诗集》版本研究之四陈耀东寒山子诗集在日本庋藏、刊印甚丰，源远流长，自宋迄今，据初步的、不完全的统计。庋藏、旧抄、景印。翻刻、译释、选注等即达数十种之多。其中宋、元刻本多种，堪为希世之秘，弥足珍贵，具有极大的文献价...     

西沙群岛主权:围绕帕拉塞尔(Paracel)的争论——基于16-19世纪西文地图的分析

越南某些学者认为,西方文献记载的Paracel可以成为越南主张西沙群岛主权的证据。韩振华等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批驳。本文在韩振华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搜集西文古地图,对Paracel向西沙群岛演变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从16世纪初至19世纪初,在包括文字与地图在内的西文文献中,Paracel专指位于越南东海的"牛角"沙礁——尽管沙礁的绝大部分并不存在。1808-1810年,西人开始用Paracel命名西沙群岛,1832年以后,"牛角"在西文地图中消失。1845年以后,Paracel专指西沙群岛。在地理学上,"牛角"Paracel与西沙群岛Paracel一直被认为是两个各自独立,且不混淆的地理存在。在地图学上,由于丹尼尔·罗斯与詹姆斯·豪斯伯格将地理上不存在的"牛角"Paracel之名转移到西沙群岛,才造成两个地理形态的重名与混淆。1838年塔伯尔特主教所绘《安南大国画图》,是其窃取1810-1817年英国《豪斯伯格航海指南》相关地图的结果。《豪斯伯格航海指南》所载是经过测绘的西沙群岛Paracel,而非1837年塔伯尔特本人在《印度支那地理记略》中描绘的越南嘉隆王插旗的"牛角"Paracel。     

张生教授

张生，男，1960年11月生，汉族，安徽宿州人，1983年7月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地理系，1985——1 986年度在华东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助教班学习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2000——2001年度在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作访问学者。现为宿州学院地理系教授，宿州学院附属实验中学校长，中国地理学会会员，安徽省地理学会理事，中国农工民主党宿州市委员会主委，现任安徽省政协委员，第二届宿州市政协常委。毕业25年来，一直从事地理与环境科学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先后主讲并辅导《地球概论》、《地球天文学》、《土壤地理与生物地理》、《地图学》、《旅游地理学》、《中国灾害地理》、《水文学与地貌学》等课程，所讲授的《地图学》课程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先后主持安徽省教育厅教研课题“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优秀课程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课题“皖北矿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两项，参加了原国家教委世界银行贷款“师范教育发展项目”改革课题、南京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三角洲全新世海侵和洪涝事件序列环境考古”、中山大学旅游规划与发展研究中心主持的“河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等项目的研究。撰写的“Study on ...     

清末杨守敬及其《历代舆地图》考述

杨守敬作为清代地理考据的殿军,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完成编订的《历代舆地图》是他一生地理考据研究的重要结晶。该图历时三十余年而成,凡三十四册（组）,分总图和分图两种,全面绘制出了我国自先秦至明朝的历代地图,对清代乃至清代以前的沿革地理学进行了集大成式的总结,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海国图志》对中日影响之比较

魏源的《海国图志》是鸦片战争后出现的一部详细介绍世界备国地理、历史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情况,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之路的救国济世的著作。该书问世后,即在中国、日本广泛传播,在两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在以往研究《海国图志》的文章中,大都论述了它在中国和日本的传播进程与影响,但很少揭示它在两国产生的社会影响的差异,更没有论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本文试就此作些粗浅探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震撼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它使地主阶级中一部分进步的思想家如梦初醒,意识到社会处于危机之中,民族进入危亡关头。于是他们在倡导兴利除弊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开始放眼观察世界,寻求御侮图强的道     

关于中国古代定量制图学的新史料

依靠对大地和地图确立直角坐标网来绘制地图,一向被看作是古代中国定量制图学的传统。李约瑟甚至说:“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欧洲在十四和十五世纪之所以能在制图学方面有所前进,不仅与阿拉伯人研究了托勒密的制图学有关,而且也与定量制图学或多或少地从中国传到了西方有关。”但直到1583年第一幅欧洲近代地图进入中国大陆为止,人们公认的有文字记载或实物证明的确采用了矩形网格坐标的地图唯有三幅:一、1136年上石的、作者佚名的《禹迹图》;二、1320年由朱思本绘制成的《舆地图》;三、1555年由罗洪先增补《舆地图》而刊出的《广舆图》。     

历史上的灵洲、灵州、灵武谷、灵武城址及其他——订正《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一个错误

《中国历史地图集》于1975年由中华地图学社出版。虽然在普及历史地理知识、方便教学研究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由于受到当时科研水平的限制，很多历史地理的疑案、悬案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尤其是关于明代以前的灵洲、灵州、灵武谷（口）、灵武的地址方位，有明显的错误。这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近年来，宁夏学术界在这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笔者依据近年在宁夏吴忠市新出土的重要文物及宁夏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用考古发现一文献记载一民间口碑资料一现场勘察的连环证据，考证出自西汉至明初灵洲、灵州、灵武谷（口）、灵武的确址及沿革，证明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中国历史大辞典》等工具书）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同时．又就失误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当代韩国学者论朝鲜时代的苏轼传播与接受

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朝鲜时代历时五百余年（1392-1910）。当代韩国学者在本土发表的论朝鲜时代苏轼传播与接受的论著，主要涉及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朝鲜时代《赤壁赋》的接受与“赤壁船游”研究、朝鲜时代的苏轼著述版本考证几个方面。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研究，发轫于1964年，2010年以降形成高潮。其中，曹圭百和柳素真分别着眼于文人群体和文人个体的苏轼接受，贡献尤为突出。对于《赤壁赋》接受以及“赤壁船游”的研究，始于1975年，2010年以来渐入佳境，因“赤壁船游”而产生的一些重要的唱和诗文集，如《壬戌泛月录》《蚕头录》等，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韩国现存的苏轼作品集为数不少，大部分为朝鲜时代刊印，或直接从明清两朝引进。1985年以来，零零星星地出现了一些版本介绍或文献考证的论文；2009年后，成果数量有较大增长，但始终未能形成较大规模，研究主题也较为分散。     

明末清初输入中国的海洋动物知识——以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汉文西书为中心

中国古代缺乏比较自觉的海洋意识,本土文献中有关海洋地理知识的介绍也相对有限。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大型海洋动物的记述,多混杂着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或多与占符灵验相比附。明末清初西方耶稣会士的汉文地理学西书《坤舆万国全图》《职方外纪》《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不仅最早向中国人介绍了欧洲的世界地理学说,包括地心说、地圆说、五大洲观念和五带知识,还介绍了若干地理大发现以来关于海洋动物的新知识,并且将这些海洋动物的新记述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西方传统相勾连,从而为中国人带来了大航海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新知识传统。这些地理学汉文西书的编刊,为19世纪中国人重新认识海洋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