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神道“土金传”与朱子学的关系

日本神道"土金传"来源于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吉川惟足首先在吉川神道中作了系统论述。山崎暗斋在垂加神道中把"土金传"与朱子学的"敬义内外"思想相结合,把儒家"敬"的观念神化并提升到政治统治的高度,通过宣扬对神的敬来达到敬畏最高统治者的目的。     

山崎暗斋对朱子"中和"思想的受容

山崎暗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朱子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亦是垂加神道的创始者.作为一个"神儒兼摄"的思想家,他以儒家的"中和"、"中"之道为线索,认为日本的神道经典中体现了"中"之道.他还认为日本天地之神"天御中主尊"所蕴含的"中"即尧舜禹三圣相传之"中".他将朱子学理论与神道经典相结合,对神道经典进行重新诠释,在寻求神儒之间共通性的同时,试图构建一套神道经典语境下能够彰显日本文化主体性的神道理论体系.     

山崎闇斋的神儒合一思想与儒学的本土化

山崎闇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家，垂加神道的创始人。他把朱子学的基本理论与日本的神道教相结合，主张儒学之正统也就是神道之真传，从而把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注入神道教义，强调神儒合一，忠君爱国，尊王贱霸。儒学与神道的结合过程也就是儒家文化的日本本土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文化生长点。     

孟子道统思想溯源——兼谈子游对孟子的影响

孟子是儒家道统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第一个阐述并自觉捍卫儒家道统说的贤哲。在儒家道统中不仅远承尧舜之道,“私淑”孔门,近接周孔仁德,而且确立道尊于势,贯通性与天道,以心性之学开启后世。孟子道统思想来源于颜、曾、思、孟学派。在其哲学和伦理方面,受孔子和曾子的影响很大;而在政治思想和理想方面,则受子游之惠亦厚矣。道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形成发展与朱熹有密切的关系,朱子认为孔子以后,颜、曾、思、孟“承先圣之统”,朱子推崇周敦颐,继承二程,使儒家的道统思想更趋成熟。对于道统的讨论将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及其主流价值传统,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张力与融合——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

朱子道统说的提出和建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前提和来自道学运动上的思想张力。它是在不断融合理学思想特别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经学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朱子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说,肯定二程得道统之传,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自己之道统论的建构:他首先肯定并强化了周程授受一致的说法,阐明了周子的本体宇宙论即二程的理气论,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新道统说;进而,在《近思录》等书中正式编织了由二程、周、张四子所构成的理学道统;最后,在重视《周易》经学、贯通"四书""六经"、重返孔子之思想世界的过程中,朱子建立了融贯古今、彼此关涉的新经学体系,构造了一个更为完备、博大的新道统体系,将邵雍和伏羲、神农、黄帝同时纳入道统谱系之中。朱子道统说的形成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理学、经学在宋代道学运动中所造成的思想张力和朱子个人集大成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     

儒家传承中的道统与政统——兼论儒学形成的地域性特征

儒学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道统与政统相互作用,共同起到儒学的弘扬、光大和振兴的作用。从地域上说,道统起源于鲁儒学,政统是在齐儒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家道统与政统的分野体现了弘道与取势的分别,也体现了对"内圣"与"外王"的不同侧重。在儒学发展的过程中,道统借助于政统的势来弘道,政统以道统作为学理基础。儒学的重振与复兴,需要道统与政统的有机整合。     

东亚儒学视域下的古学派之仁礼观探析

朱子学于13世纪东传日本,掀起日本学界对中国儒家经典的批判解读热潮,并在江户时代达到极盛。古学派的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作为反朱子学的先锋,是儒学日本化的重要推手。本文立足东亚儒学视角,从日本朱子学入手,进入江户时期古学派的仁礼观学术系统,并分析其对孔孟思想的背离和反转。古学派以回溯古典为研究手段,主张回到孔子时代乃至六经时代的语言脉络,然因过于强调礼仪对于社会的教化作用,乃至于以此为德、以此为道,礼的精神性超越义涵完全丧失。在工夫论亦指向遵从礼制,实与孔子"为仁由己"、孟子"仁内义内"的道德内求路线于本质上相异。     

朱子道统说新论——以孔颜“克复心法”说为中心

学界对朱子道统之论述,历来专注于《中庸章句序》中的“十六字心传”.其实,“十六字心传”虽为朱子道统说之主干,但并非唯一表述.朱子还明确提出孔颜“克己复礼为仁”之“心法”授受,该“心法”在道统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朱子道统说包含工夫与本体两翼,如何由心性工夫通达道体是朱子道统说的根本宗旨,“克复心法”于此恰有独特贡献,故朱子称其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克复心法”为“十六字心传”的必要补充,其价值在于彰显了儒家道统以工夫论为核心,由工夫贯穿本体的下学上达路线;它成为朱子批判整合儒学内部道统说之武器,也是朱子一生求仁体仁之工夫指针.孔颜授受作为儒家根本共识,具有普遍的说服力与可信度;它真正凸显了孔子对于道统的独特意义,见出孔子“贤于尧舜处”;也可最大程度消解儒学内部关于道统之分歧.重新审视几被忽略的朱子孔颜“克复心法”之说,对于把握儒学未来发展与当下实践皆有一定意义.     

朱熹与中国思想的道统论问题

朱熹道统论思想的背景是儒、佛、道三教并立,其道统论一方面意在以新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继帝、王、孔子,另一方面则在确立儒教在三教状况下的主导性,后者是其道统思想中的正统论面向。朱熹承接了孔子时代业已具有的道统论的两条线索,即治统上断自尧舜、教统上始自伏羲神农黄帝的两重道统论,并重点突出以教统方式承接道统,其方式有二:一是建立新经学体系,即《四书》,新经学不再是与治统相关的王官学,而是以成人为目标的教化体系;二是建立师道传承的谱系,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二程一系的学统由作为一家一派的子学或三教之一的儒学而进升至道学,由此与列于《儒林传》的旧经学意义上的儒家区别开来。     

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

儒家道统的哲学内涵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道统说虽由唐代韩愈提出 ,但道统意识却是儒家自孔子以来的一贯思想。通过对宋代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道统之争的详细剖析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儒家道统意识对于儒学本身的发展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作用———道统意识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内部动力 ,但也会影响儒学的健康发展。     

程朱学脉中朱子的自我身份认同

朱子为二程三传弟子,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朱子晚年建构道统谱系时以二程＂私淑＂自处。回顾朱子早年求索的历程,可以了解＂私淑＂二字背后所隐藏的深意：朱子最早受学于韦斋和三先生,但他们含混儒释疆域的学风在延平那里被否定,以朱子后来对儒释之辩的敏感,自不能承认由韦斋及三先生可以上通二程之真精神;延平虽严辨儒释之分,但工夫入路偏于...     

壬辰倭乱与朝鲜朱子学的东渐

16世纪末,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此次战争殃及中、朝、日三国。在战乱中众多的朝鲜人被俘至日,大量的朝鲜本图书遭劫掠,使朝鲜的朱子学在日本广泛深入地传播,它对日本朱子学以及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

朱熹以其毕生的精力诠释儒家经典 ,通过释经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 ,同时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他认为经典诠释应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作为经典诠释的依据 ,以义理为经典诠释的标准 ,并且提出了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朱熹为中国诠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创发性的贡献 ,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 ,也为当代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论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他推进了徽州宗族修谱传统的形成,徽州宗族修谱传统反过来促进了朱熹思想在徽州民间广泛渗透,受朱熹的影响,徽州宗族形成了重教兴文的传统,朱熹思想深刻影响了徽州宗族内部的礼仪规范建构和风俗习惯的形成.     

李睟光性理学思想内涵

李睟光将他所接受的程朱性理学称之为"道学",所以现以中国"道学"的名称、体系及其思想内容为依据,揭示李睟光"道学"思想的蕴涵,建构李睟光"性理学"的哲学思想体系.     

《诗集传》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阐述

朱熹之前的学者对＂赋＂的理解比较一致,对＂比＂、＂兴＂的阐释则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诗经》本义的理解。朱熹融会前代各家之说,抓住＂赋比兴＂的特征,在《诗集传》中对其作了较明确的界说。该界说简明扼要,切合诗之本义,且影响深远,沿用至今。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从心性论看朱熹对佛学思想的吸收与融会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两晋、南北朝和隋唐,到宋代依然得到较大发展。佛教的发展一方面说明了佛教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妥协,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佛学理论思辩性强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它的佛性论方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尽管也和宋代其他士人一样,对佛教展开了批判,但由于他认识到了佛学心性思想的可取之处,在批佛的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了明排佛学、暗窃佛学的方式,对佛教的佛性论进行了吸收改造,从而发展完善了自己的心性思想。朱熹的心性思想使儒家心性论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朱熹史学思想三论

朱熹是集两宋理学思想之大成的伟大思想家,他在史学思想研究方面也多有创见。首先,朱熹从辨本末、别义利的要求出发,反对将史学置于理学之上,同时又从格物穷理、经世致用的角来倡导史学研究;其次,朱熹阐发了历史发展观是由道、文、势、人、气数和命运等复杂系统的思想所构成的;其三,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除有义理和功业两大标准处,还从人物的心术、气象、资禀、本领、见识等方面入手,评判人物标准严格而不乏宽容,通达而有所坚持,堪称知人论世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