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行为引起的法律问题探究

代孕技术作为一项人工生殖辅助技术,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产生的。它的产生给人类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带来了福音,然而由该技术引起的代孕行为会涉及很多伦理及法律上的相关问题。各国对其态度不一,我国已于2001年立法禁止。探讨代孕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以及如何客观地看待这一行为。     

代孕行为引起的法律问题探究

代孕技术作为一项人工生殖辅助技术,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产生的.它的产生给人类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带来了福音,然而由该技术引起的代孕行为会涉及很多伦理及法律上的相关问题.各国对其态度不一,我国已于2001年立法禁止.探讨代孕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以及如何客观地看待这一行为.     

代孕合同合法化研究

代孕技术的出现为不育夫妇带来生育子女的希望,同时也带来很多法律、伦理问题.完全禁止代孕既不能实现不育夫妇的生育梦,也不能解决现实代孕乱象问题.以我国现阶段的代孕现状为出发点,从代孕与公序良俗、公民权利、伤害原则等方面论证了代孕的合法性,并提出了代孕有限开放的范围和代孕合同合法化的限制,以实现合理引导代孕,规范代孕合同,切实保障代孕当事人的权益.     

代孕母亲与子女的法律保护

代孕生殖技术的出现使得很多子宫不育的妇女圆梦生子,但如对其管理不当,可能会引发子宫工具化、代孕母亲人身权益受到侵害、传统家庭关系受到冲击等法律和社会问题。为防止代孕母亲制度合法化可能产生的反伦理、反道德等不当后果,需要对代孕生育进行立法以确立各方的权利义务,保护代孕母亲、代孕子女及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公序良俗:代孕技术限制的法理基础

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立法上完全杜绝代孕几无可能,视而不见也绝非明智。代孕技术立足于生育权的保障,其针对的对象主要是不能生育或生育有缺陷的主体。对于代孕,必须进行必要的限制或规范。从公共秩序的层面,国家立法和公共政策对代孕技术的实施进行了限制,并从合法性的角度对代孕行为提出了质疑。从善良风俗的层面,宪法道德、契约法道德和家庭法道德亦对代孕技术的实施进行了限制,并从合理性的角度对代孕行为提出了质疑。公序良俗原则是代孕技术限制的法理基础。     

非代孕自行人工授精生殖行为的法律问题

代孕一般是指一对夫妻因不能生育而委托另一名妇女怀孕生子。单身男子委托女方用针管注射方式怀孕,不存在被代孕的"她",不属于代孕,应定性为非代孕的自行人工授精生殖行为。该种行为对现行婚姻家庭关系构成严峻挑战,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当事人订立的所谓"代孕合同"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但这不影响子女的非婚生法律地位,对于所涉及的亲子关系问题,应适用非婚生子女相关规定认定其父母子女关系。作为生母,女方对其所生子女有抚养义务和探望权。     

代孕协议的法律效力研究

代孕协议的效力认定,在我国学术界和司法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从本质上说,代孕协议系法律行为的一种类别,因而在效力认定上其可适用法律行为的效力理论。传统观点认为,代孕协议因违背行政规章或公序良俗原则而被认定为无效。此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法律行为的效力理论,但是从实质而言,却背离了立法的精神要义以及社会的实际情况。事实上,代孕协议不仅符合法律行为中的合法性要件,而且也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要求。假使对代孕协议的效力予以否认,那么将会给代孕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带来不可预期的风险。因此,在未来的司法适用以及可能的立法修订中,必须明确承认代孕协议的效力。     

代孕有限合法化之探讨

从代孕技术的特点?代孕的现实需求?禁而不止的现状?代孕失范带来的问题等方面看,全面禁止代孕不可取?法律应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规制代孕行为,以满足现实需求,并且限制代孕技术的滥用,规范代孕技术的运用和发展?法律应当禁止商业性代孕;委托代孕的主体应当是不孕不育夫妻,并且妻子子宫不可孕育胎儿;应当充分考虑代孕者的生命健康以及优生优育;代孕所生子女应当与委托者具有血缘关系?     

论对失独者＂代孕＂行为的法律保护

在风险社会和计划生育的背景下，失独者“代孕”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从法理和权利角度看，失独者在生育权、生存照顾权和继承权等方面的特殊法律地位使其有权进行“代孕”。在当前我国对“代孕”争议较多的背景下，应尽快并优先赋予失独者“代孕”权，建立“法律一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一地方规范性文件”三级规范体系，同时在司法实践中重新界定代孕合同的法律性质，从而将失独者的“代孕”行为纳入法治轨道，并维护其基本人权。     

人格尊严视角下代孕技术的伦理审视

目前我国对代孕技术采取全面禁止的态度是伦理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生育和人类的繁衍作为人类基本的一项权利,应当在社会中得到尊重,得到法律的保护。文章从“人格尊严”的视角出发,对代孕技术中涉及的委托父母、代孕母亲进行伦理审视和研究,从其人格尊严的价值层面寻找对代孕技术在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有限开放的伦理论证。     

论我国离婚法对未成年子女权益的保障

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指导,在制度设计上赋予离婚亲子关系对抗离婚的力量,是各国在离婚自由背景下,保护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权益的立法思路。监护制度、抚养制度和探望制度,是离婚法保障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权益的基本制度体系。我国离婚法建立了完整的子女权益保障制度体系,但是尚存在有些制度设计粗糙、可操作性不强等不足。我国离婚法应明确规定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增强立法的可操作性,丰富有关制度的内容,以更充分地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权益。     

论我国刑事诉讼不利益禁止变更

刑事诉讼中不利益禁止变更原则是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原则,但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简单的将不利益禁止变更原则等同于上诉不加刑.但即使立法明确规定了上诉不加刑,由于立法甚至理念的落后与不足,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仅有的上诉不加刑也未得到完全遵守.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不利益禁止变更原则,进一步保护被告人人权并实现程序正义的要求.     

吸毒不应入罪化之原因论析

吸毒行为在我国目前立法中并没有规定为犯罪,但关于该行为应否规定为犯罪的争论时来已久。刑法的本质是刑事立法的根本立足点。对刑法的本质,学界有＂法益保护论＂与＂伦理维护论＂之分歧。吸毒行为既没有侵犯法益,也没有在反伦理性上达成共识,故不论采用何种观点,都不宜在当今将吸毒行为认定为犯罪。     

论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

关于犯罪的本质,义务违反说违反近代以来各国宪法所坚持的人民主权和保障基本人权的要求,是一种以维护专制统治为目的的国家主义或者权威主义刑法理论;文化规范违反说无法说明行政犯的违法实质,导致犯罪的成立范围过于狭窄;伦理规范违反说违背行为刑法的基本原理,以刑法手段强制人们实施合乎道德要求的行为,过分限制个人自由,使刑法陷入思想刑法或者心情刑法;法规范违反说在判断是否违法时考察行为人的心情,混淆违法判断与责任判断;导致对立法的盲目服从,难以起到法益侵害说所具有的批判作用。应当认为,刑法的目的与任务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或者威胁法益,而不是义务违反或者规范违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精神化与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不能改变法益侵害的犯罪本质。     

物种入侵:环境刑法的新界域

物种入侵正日益成为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安全的又一风险因素;运用经济学的＂外部性＂问题理论对生态环境法益进行价值面检验,可以得出对物种入侵行为的刑法规制是一种真实的必须而非杞人忧天式的幻境的结论;对物种入侵行为的刑法规制的犯罪构成模式设计是危险犯与实害犯并用,建立在统计科学概率论基础上的疫学因果关是破解生态犯罪刑法因果关系的合理选择,这是对生态环境法益保护的存在面解析;＂最小危害＂原则、＂人格者＂理论与＂比例性＂原则为刑法规制外来物种入侵行为存在的自由保障与安全维护之间矛盾的疑问提供了妥帖的解释论支撑。     

浅析保险利益原则

2009年10月1日实施的《保险法》中,对于保险利益的规定符合了保险实务的需要,具体的变化主要有两点：一是在保险利益的规制对象上增加了被保险人,二是根据不同的险种而使得保险利益的存在时间不同。但其中对保险利益的规定过于原则,而且对于保险利益的丧失问题和同意原则的取舍问题没有明确说明,需要进一步的立法完善。     

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保护法益：基于生命伦理的视角

作为一项新兴的生命科技，人体生殖系基因编辑可以改善个体和社会的境况，符合福利最大化原则。但这一技术远未成熟，贸然推广应用必将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可能损害未来的人的健康等权益。对此，主流的伦理观认为，人体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缺乏伦理正当性，但纯粹的不以生育为目的的医学实验在伦理上应被允许。法律是最低限度的伦理，刑法之所以禁止基因编辑“造人”的行为，是因为这一行为违反了相关的伦理规范。立足于目前的生命伦理规范，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保护法益应是公共卫生秩序，而非人类基因库安全。因此，本罪是行政犯，以行为违反行政法规、行业规范等前置性规范为必要要件。     

体外受精胚胎的法律属性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及其各种衍生技术的成功与进步,在向世人显示现代医学技术伟大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这一技术所特有的问题,尤其是体外受精胚胎的法律属性问题。主流的三大学说中,主体说模糊了体外受精胚胎的特殊性,虽然其属于人格利益,但是却不是人格生命;客体说会造成利益分配不均,忽视了体外胚胎发育成完整生命的潜在可能性;折中说既能维护人的生命伦理尊严,也能够平衡后代、妇女权益和科学发展三者的管理。现阶段我国关于体外受精胚胎的法律属性的立法位阶低,规定不明确,立法亟待完善。     

反倾销法利益平衡原则析——以和谐贸易为视角

反倾销法利益平衡原则是建立在利益平衡论之上的贯穿于反倾销法律制度中,体现反倾销法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利益平衡原则是反倾销法的指导原则,而公共利益条款是利益平衡原则的集中表现,反倾销法利益平衡原则的确立能体现反倾销法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指导反倾销实践,也有助于克服反倾销法的消极作用,从而构建和谐世贸环境。     

代孕的伦理问题与社会规制

代孕可分为不同的情况,目前学界有许多支持和反对代孕的理由。文章从进化论和基因伦理以及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三个方面分析了代孕的伦理争论,提出在合理的限度内应当满足人的生育需求,实现人的生育权,但是当代孕过程耗费了大量的社会医疗资源的时候,当个人的生育权与人类社会的整体优化发生严重矛盾冲突的时候,个人的生育权应当受到限制,并提出了若干我国防范代孕的社会规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