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是否参加工作与男女平等没有必然联系吗？

前一段时间,国内一些报刊媒体所热烈讨论的有关"妇女回家"的论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不相符合的,也是和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背道而驰的;单方面让妇女回家决不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社会就业问题的良策.     

性别不平等与家务劳动分工

引言家务劳动分工中的性别不平等在经济上和社会心里上给妇女带来重大影响。照看小孩和家务杂活给妇女造成的种种限制影响了她们所能得到的职业、工作时间和工资收入。而且,就业妇女(不是就业男子)所承受的“过分沉重”的家务劳动损害着她们的心理健康。近年来,特别是由于受雇用担任全天工作的妇女人数的增加,学者们对这种劳动分工的基础和普遍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检验了以     

大萧条时期美国妇女就业状况探析

大萧条期间美国妇女就业呈稳定上升趋势,其中已婚妇女就业增长显著。就业妇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家庭生存和社会发展贡献了力量,但由于大萧条所造成的特殊环境,歧视、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依然存在,对美国妇女的就业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20世纪20年代美国“新女性”初探

20世纪 2 0年代美国“新女性”在行为、就业、教育和两性关系方面呈现新的特点。她们特立独行 ,就业和教育呈上升趋势 ,两性关系朝平等的方向发展。这种新的变化 ,与 2 0年代消费社会的出现、性革命思想的影响以及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密切的关系 ,并对妇女运动、美国社会的妇女观和妇女的自我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     

社区环境与妇女生育:生存场效应

一、研究的基本理论假设 国内外学者对社区发展研究的初步成果表明,对妇女影响最大生存环境是“社区”。社区与“生存环境”是不同的,社区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口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风俗习惯等诸方面有着大致相同的共同属性的社会集团。“生存环境”还包括生存的自然资源和条件及社会大背景。我们用“生存场”来表示社区对社区成员所带来的影响和作用。本文的基本假设可简略地用图1来表示。图中,实线圆型所表示的是生存在社区环境当中的妇女个体,若干个妇女个体的综合即妇女总体。虚线圆型表示的是妇女生存的社区环境的综合,称为“生存场”。本项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妇女的各项特征比如教育、就业等等对妇女生育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生存场”特性的不同,教育和就业对妇女生育的作用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作用的程度也因“生存场”特性的不同而不同。     

中国城镇妇女就业的困境及对策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两性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使城镇妇女就业陷入了困境。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表现,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加强国家对妇女就业的干预的同时,城镇妇女也要转变就业观念、提高自身素质,按照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妇女自身共同努力的思路来解决我国城镇妇女就业问题,应该是我们的理性选择和有效途径。     

妇女就业与家庭管理

中国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家庭制度,其基本特征之一是将妇女置于家庭之中和男人统治之下,以种种制度、伦理观念及礼教,束缚起妇女的手脚,使其不能离开家门一步。在这种制度下,妇女身心受到摧残,精神十分痛苦,造成无数的家庭悲剧。由于反封建斗争的不断发展,近代中国也曾有少数妇女得到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但是,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仍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型家庭。绝大多数妇女仍然按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规范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倡导妇女解放,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需要吸引大批劳动力,于是随着妇女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大批城市妇女就业参加社会劳动,获得职业劳动的角色。中国妇女就业率迅速提高,特别是从1958年以来,城市妇女一直保持着高就业的势头。请看下面两张表:     

我国女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分析与解决对策

当前,在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女大学生就业更难.然而,女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并未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出现性别就业歧视现象并不是偶然的,有其产生的原因和改进的余地,单纯的“就业供大于求”只是表面现象.文章通过对女大学生的就业歧视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找出了造成女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女性就业困境与公共政策的选择

针对现阶段全社会的“就业难”问题突出反映在女性身上,女性就业求职普遍遭遇用人岗位少、“门槛儿”设置高、用人单位要求苛刻等歧视性问题,通过对造成女性就业困境的政策方面原因的深入分析,指出政府在制定就业政策以及其他相关社会政策时,应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充分认识到女性就业中存在的困境,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切实保障女性的平等就业权益。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与妇女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儒家的礼教观念即“法律的儒家化”。中国妇女的地位，尤其是在法律上的地位，决不能简单地、笼统地以“男尊女卑”的公式化的概念来理解。“男尊女卑”的确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大格局和基本原则，但要真正了解中国妇女的社会与法律上的地位，还需进一步把握儒家“孝”的文化逻辑以及“长幼有序”的礼教观。在刑法的构成原理中，“孝”与“长幼有序”的“例外条规”冲淡甚至排除了“男尊女卑”原则的适用。因此，中国社会和法律上出现了一种可以名之为“母权”的现象，而妇女的地位就不能一概以“卑下”视之了。此为中国文化造成的特殊现象     

从“就业与再就业”到“就业与创业”——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就业促进与女性发展

城市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不仅为女性就业和再就业带来压力，也为女性就业和创业提供了发展机遇。国家就业政策需要从消极的劳动力扶助转化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国家就业管理的工作模式需要从配置就业岗位的“就业与再就业”模式，转变为创造就业岗位的“就业与创业”的工作模式，并实现就业发展、女性发展和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最早提出妇女学的人

20世纪80年民初,主持《妇女工作》杂志的老一辈妇女理论工作者侯狄同志,提出并赞成用“妇女学”,指出要重视妇女问题的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以逐步改变妇女活动落后于妇女工作实践的局面。20多年后妇女学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农村女性职业流动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分析

农村女性的职业流动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致的,农村女性获得了职业流动的机会,但在她们的职业流动过程中,存在着职业的性别隔离、收入低于男性、就业风险大等不和谐因素。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尤其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劳动力以及对农村女性的排斥是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中不和谐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这种不和谐因素的存在,需要政府、社会以及农村女性等多种合力的共同作用来解决。     

困境与出路:交叉性视角下残障女性的就业权益保障

以往对残疾人就业或妇女就业的讨论,缺乏对女性残障个体的关照。我国残障女性规模庞大,残障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和劳动条件权等就业权益面临严重困境。文章从交叉性理论出发,剖析我国残障女性的就业权益困境,分析我国残障女性在宏观(传统观念和法律制度推波助澜)、中观(媒体的形象控制和代际压力)和微观(残障歧视和性别歧视)层面的多元交叉压力和歧视。对此,残障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应当推动残障女性反就业歧视的理念变革,促进残障主流化和社会性别主流化;建立性别与残障双重评估立法机制,完善法律制度设计和配套措施建设;优化多元主体协同网络以谋求社会合力,切实保障残障女性的就业权益。     

青年女性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态度

研究结果表明 :青年女性对于“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角色规范的态度 ,与其婚姻生育状况、社会角色被承认的程度、主体性强弱及其居住地和日常活动范围有关。女青年的性别角色观念与其生存发展状况呈双向互动关系 ,而微观社会环境、个人生存和发展状况 ,限制了青年女性对于性别角色的自我设计和自由选择。     

女性就业边缘化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女性在就业竞争中已明显处于劣势,出现了边缘化的趋势。它表现在性别职业及部分女性职业下沉,女性就业和再就业困难,男女两性收入和社会保障差距的扩大。造成此局势的主要原因是就业制度存在缺陷,男女雇佣成本和培训成本的差异,女性主体意识低下和就业动机的不足。在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要改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就必须促进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意识社会决策主流化,完善保护妇女劳动权益的法律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监督机制,有针对性地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全球金融危机下女性就业的对策思考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在经济衰退及裁员浪潮面前,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失去工作,因为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在一定的程度上来源于性别分工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往往被公共政策所默认。因此,需要政府积极作为,为女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建立健全促进女性就业的社会运行机制;需要社会热情服务,提供和创造促进女性就业的社会条件;需要女性努力进取,提高劳动就业层次和参与竞争的能力。     

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文献综述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尤为突出的背景下,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问题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重点从就地转移和外出务工这两方面,对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最初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考查,之后更多的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展开研究。并且,近几年来逐步拓展到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流动行为、职业选择、收入水平、迁移与回流等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但以下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一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失地妇女的非农就业问题;二是户籍制度改革下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向城市迁移的影响;三是农村外出务工妇女迁移和回流选择行为的分析。     

协同治理：珠三角失地妇女就业能力的提高——以佛山为例

城市化的关键在于就业非农化,非农化就业的关键是就业能力的提高。通过实地调查,佛山失地妇女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从人力资本存量来看,佛山失地妇女文化程度与市民身份不匹配,非农就业技能与身份不匹配,就业培训情况与就业状况不匹配,失地妇女的就业期望与就业能力存在偏差;从社会资本存量来看,佛山失地妇女与再就业相关的社会支持贫瘠。提高珠三角失地妇女就业能力的可行路径应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相互的激励和相容机制,发挥其各自优势,相互补充,共同提高失地妇女的就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