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闯关东精神的现代意义

三百年前,山东、河北等地的居民为了生存,无畏艰难险阻历尽艰辛闯入了关东大地,塑造了可歌可泣的闯关东精神,闯关东精神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是近代中国移民开发东北的实践中孕育出来的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在对广大的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过程中,它已经成为重要的素材之一。因此,弘扬闯关东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情感乌托邦:《闯关东》叙事结构的审美蕴藉

"情本体"理论是李泽厚实践美学观中的核心观点,作为哲学思想的"情本体"具有双重品格:既是一种积极的情感评价,又具有形而上的内涵。《闯关东》叙事结构中以"情"作为"本体",既诗性演绎着故事情节,又刻画出有情有义的朱开山、亲善慈爱的"文他娘"和坚韧悲情的鲜儿等形象。观众在情感乌托邦世界中沐浴着"诗教"文化,在日常情感体验中产生家园认同感,并由一己之情上升到家国之爱。《闯关东》在"讲故事"的同时向观众播撒情感,在演绎"情本体"过程中践行伦理文化实践,这一"美善统一"的内蕴既是中国传统诗教文化在当代的回响,更是《闯关东》带给我们的审美体验。     

以文艺特有的方式弘扬民族精神——由“《闯关东》现象”引发的思考

文艺与民族精神的关系问题,在历史关节点上,在中华民族进程中的许多重要时刻被屡屡提及。文艺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着力培育、弘扬民族精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电视剧《闯关东》的创作者,把民族精神的历史生成性熔铸到曲折跌宕的情节之中,把民族精神的结构生成性灌注到生动鲜活的人物刻画之中,以文艺特有的方式来弘扬民族精神。     

青春书写·类型探索·文化表达——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新变

近年来,青春化叙事逐渐成为革命历史影像融合主流话语、凝聚社会共识、达成集体认同的一种重要的生产模式与创作趋势。该亚类型影视剧在叙事主题、人物塑造、影像风格等方面进行了青春化呈现和偶像化包装,并在类型化与反类型化的建构中创新求变,借助偶像力量和粉丝效应,使文本在受众层面实现了主流话语、大众文化以及消费主义的多元共融。然而,如何有机勾连青春与革命、平衡主流文化与市场逻辑、创新开拓类型边界,仍然是该亚类型革命文本必须进一步探索的创作命题。     

带你走进美的空间——电视剧《闯关东》叙事建构的审美策略

电视剧《闯关东》通过"悬置"与"逆转"的话语修辞,"功能性"与"心理性"人物观相统一的人物塑形,时空交错的场景设计和多重意象营构的审美策略,将观众带入美的空间,而成为叙事建构的典范。     

新区域主义框架下的生态叙事——解读安妮·普鲁小说《老谋深算》

通过细读《老谋深算》文本,详细阐述普鲁的新区域主义思想和为实现区域话语与全球话语之间的平衡采用的生态叙事策略,选取＂伊甸园式＂叙事模式,即＂发现伊甸＂、＂失去伊甸＂和＂重获伊甸＂为研究焦点,研究普鲁的生态叙事与新区域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小说写作过程中,作者将有关西部拓殖、《圣经》和环境的叙事杂糅在一起,同时展开对＂伊甸园,,叙事的重述,以此完成对其中征服自然观的批判,表达重建区域生态的希望。     

新历史主义：小说及其范本

新历史主义深刻地影响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历史叙事,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进行了偏离,同时偏离了中国当代以来形成的由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的历史话语,以及在进行历史叙事时所惯用的写实立场;它是又一次后现代式的解构行为,并成为退归于文化边缘的批判话语。中国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有《白鹿原》、《灵旗》、《红高梁》和《叔叔的故事》等。     

蒙古族题材电视剧中红色文化精神的传播学解析——以电视剧《我的鄂尔多斯》为例

在蒙古族题材电视剧中,有这样一些具有史诗品格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它们或以真人来叙事,如《青年乌兰夫》,或以真事来述人,如《草原春来早》、《我的鄂尔多斯》,充分展现蒙古族人民团结统一、独立自强的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它们是中国红色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蒙古族题材电视剧充分发挥电视剧的涵化作用,强化民族文化符号的使用,力求满足受众的心理来传播红色文化精神。     

阿Q精神：视点转移及其语境

对阿Q精神的评价在事实上一直存在两个话语系统。一是立足于民族国家发展与前进的立场,认为阿Q精神使人自我麻醉,不思进取,属于"国民劣根性",是民族国家前进的阻碍。这个话语系统从阿Q形象诞生以来八十多年一直居中国大陆社会文化的主流地位。另一个话语系统则是立足于个体生存处境,认为阿Q精神是个体遭遇挫折时自我抚慰的心理调剂方式,现实中大量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个体用这种自我抚慰方式度过心理挫败期。后一话语系统在当今有认同增高的趋势。     

抵制表征——《午夜的孩子》中的历史想象

后殖民主义表征理论聚焦文学文本与权力话语的相互关联,认为身份的表征与建构主要受权力话语支配。在《午夜的孩子》这部小说中,印度历史的神话循环解构了官方叙事的直线性,个体化叙事对官方叙事的渗透质疑了官方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庶民意识对历史叙事的参与填补了民族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历史叙事的空白。小说中所建构的替代性历史与主流话语现存表征系统所形成的磋商、纠正和对抗,促进了印度民族身份的主体性建构。     

中国当代女性日常生活叙事症候略论

日常生活叙事在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呈现了多重景观:探寻日常生活的合理位置;呈现当代平民原生态的日常生活;凸显个体身体和精神体验性的日常生活;张扬审美化、物质化的消费社会日常生活.这多重景观的出现,不仅是在男性话语的盲点之上女性界说自身的一种要求,也是对作为主流的民族国家叙事的反叛和纠偏,在凸现了女性日常生活的多样存在的同时,也张扬了女性日常生活叙事作为边缘话语对主流男性中心话语的颠覆潜能.因此,对于文学研究工作者而言,一方面我们需要去纠正来自主流文学批评和男性批评对女性文本的误读、错读并挖掘当下女性文本的生产性、创造性;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积极探索女作家通过日常生活叙事建构话语权威的可能路径,从而更新传统批评观念中对女性日常生活叙事屑小、无意义的否定性心理定见.     

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百年话语叙事的起点、演进和规律

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百年来的话语叙事记录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脉络,体现着独特的中国思维和演进规律。《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和大革命时期的残酷斗争是入党誓词话语叙事的文本和实践起点。在百年征程中,入党誓词话语叙事经历了救亡图存中立初心、土地革命中强党性、抗日烽火中图发展、解放战争中谋稳定、新中国曲折探索中显变化、改革开放飞速发展中定规范、新时代民族复兴中促传承七个阶段的演进。入党誓词话语叙事内容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历史使命,入党誓词话语叙事功能始终服务于党的成长,入党誓词话语叙事启示始终指向对党绝对拥护的政治自信。同时,入党誓词话语叙事和伟大建党精神话语叙事内涵契合、场域一致,两者共同见证着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奋进之路。     

民族叙事与女性话语——越南阮攸的创作及《金云翘传》的经典

《金云翘传》作为越南民族的文学经典,是诗人阮攸对中国青心才人所著同名章回小说的移植和改创。在《金云翘传》中,凝结了作家主体精神对越南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历史命运的思考与探求,整个叙事是民族叙事与女性话语的有机融合。翠翘形象是越南民族母道信仰和女神原型的再现,蕴藉着牺牲与救赎的深度模式。《金云翘传》的经典化及其在民间社会广为传播,使得这一作品已经内化为越南民族的审美意识,彰显出越南文学民族化的独特轨迹。     

遁逃与突围——论苏童《罂粟之家》中欲望与历史的关系

作为向＂新历史主义＂小说大规模进军的前奏,中篇小说《罂粟之家》已经彰显了苏童向历史深处遁逃的勇气和决心。在《罂粟之家》中,苏童将欲望植入历史的肌体,用欲望化的叙事打破了以历史理性为要义的伦理关系的藩篱,颠覆了＂宏大叙事＂下被主流话语系统模式化的＂阶级（层）叙事＂,将潜藏在人性深处的欲望置于历史的中心位置,精彩地完成了一次人性欲望的突围表演,达到了历史与人性的高度契合,以此表现了苏童式深刻而独特的人性关怀。     

巴金五十年代英雄叙事再解读——中国建国初期历史叙事论之一

巴金五十年代的英雄叙事,通过如对祖国、和平、人民等中心话语的认同,使其和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了同构性.这是巴金的英雄叙事之所以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和推崇的内在缘由.但在其同构的背后,他们赋予这些话语的意义却截然不同.巴金以其无政府主义中的某些理念,整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并置换为自我意义上的话语,这又使巴金的英雄叙事具有了异质性.巴金的英雄叙事的"异质同构",使其英雄叙事获得了独立的美学品格,这表现为无政府主义文化视阈下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蕴涵着对于战争中的个体命运的关注.这一文学精神无疑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承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巴金的这一文化立场逐步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取代,并最终在全民失却理性的狂热思潮下,放逐了自我既有的异质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趋于"同质同构".巴金的英雄叙事既有的鲜明个性也失落殆尽.     

失语的"大他者"——论"十七年"文学中的上海书写

在主流话语规训下,＂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几度变形：上海被赋予道德外衣而恶魔化了,作为腐蚀革命意志的渊薮,成了＂恶之花＂和城市恐惧症的替罪羊;改造的上海遵循主流话语的规训和召唤,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红色转身＂;上海的小资式的华丽与精致的＂狐步舞＂同时又在红色的外衣下悄然现形。在共和国革命语境中,上海始终无法言说自己,尴尬地成了失语的＂大他者＂。[1]     

历史叙述的"默契"与"偏离"——对"伤痕、反思"小说与"主流"话语关系的考察

在新时期之初,围绕着如何想象与阐释新时期这一新的历史叙述概念,主流话语与当时占据文坛主潮的伤痕、反思小说之间形成了极为默契的互动关系,伤痕、反思小说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并推动了主流话语的建构,从而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一次文学与主流话语的高度融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创作与主流话语之间不存在分歧,对历史叙述问题的不同理解以及创作中出现的对主流历史叙事的偏离使刚刚建立的规范有了松动的迹象。     

《休·赛尔温·莫伯利》中的“自我话语”

在《休.赛尔温.莫伯利》中,庞德将叙事小说中的叙述手法用到诗歌创作中,创设了交织在一起的多重叙述声音。从巴赫金的＂自我＂与＂他者＂的话语理论为解读视角,侧重分析了庞德在诗歌中杂糅的多种形式的＂自我话语＂,使诗作呈现出错综复杂、晦涩难解的特点,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歌表达方式。     

女性视域中的中国现代妓女叙事——以丁玲《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和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为例

丁玲、张爱玲深切体察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处的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贴近女性现实的生命状态书写妓女形象和卖淫问题,塑造出复杂暧昧、主流话语难以定义、规范的妓女形象。她们的创作既逸出了国家、民族、社会等宏大叙事话语之外,也颠覆、解构了男性作家所创造的妓女叙事模式和叙述话语,打破了高等妓女是个人品行堕落腐朽、底层妓女是无辜的牺牲品的两极分化式认知模式,转换叙述主体,改写男性的有关妓女生活愉悦/危险的话语内涵。     

光影记忆术与治愈系影像——《芳华》与《只有芸知道》中的温情叙事逻辑

影像是一种现代光影记忆术,它召唤回逝去的时光留影,也承载着温润心灵的艺术效果。怀旧影像是诸多个体持留印象的投映,透过《芳华》和《只有芸知道》两部影片前承后续的影像叙事逻辑,观众可以看到碎片化记忆在光影中所唤醒的时代青春印象和情感印痕。回归真诚的生活叙事、展示自然情感的流淌、呈现碎片化生存记忆,成为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记忆离散与聚合的呈现方式。重拾个体记忆,表达现代温情,也成为新时代影像中叩问心灵、创造精品的一个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