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道德建设与反腐败

法律不可能完全防止腐败的产生 ,反腐败应把行政道德建设作为重大的战略决策之一 ,在中国公共行政步入法治轨道的进程中 ,还必须加强行政道德建设 ,才能从根本上制约公共权力的异化 ,维护公共权力的纯洁性和公共性。     

道德制约权力:现实与可能

道德制约权力是权力制约的重要方式,是对其他权力制约方式的补充和超越。道德制约权力能够提升权力主体的道德境界,保障权力运行的道德取向,并从源头上遏制权力腐败。但从政治实践来看,道德制约权力的实现存在三个层面的问题:权力主体层面由于自利性在市场交换原则下的扩张,导致权力主体道德信念的蜕化;道德自身层面由于道德法律化不健全和道德社会监督不完善,导致道德他律的缺失;组织环境层面由于公共组织道德制度的扭曲,导致道德氛围的衰败。道德制约权力的实现需要四个方面的相互配合:一是创新道德教育,弘扬从政道德信念;二是完善道德立法,明确权力运行的道德边界;三是推进道德问责,强化社会舆论的道德监督;四是匡正道德制度,提升公共组织的道德氛围。     

以道德规制权力——我国权力文明建设的现实手段

道德是决定执政者内心思想境界与外在权力行使方式的决定性因素。以道德规制执政者权力的内在机理在于:权力获得与行使除了必须有合法性依据外,还需要有道义的基础作支撑。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提升与强化执政者的权力道德水平,这是现代民主权力的内在逻辑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对执政者提出的必然要求。在我们今天注重法律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时,也必须强调道德在公共治理中的普遍意义。而以道德规制权力的本质诉求,则是提高权力主体善待权力以及文明行使权力的内心自觉。     

我国权力道德建设路径选择简述

文明选择了权力。但权力从产生之日起就对社会秩序具有双重效应。作为可以强制他人服从的力量 ,使它在为社会公众服务 ,成为社会生活有效工具的同时 ,也可能会成为执掌者的特权 ,成为与社会公众相对立、为少数人服务的工具 ,这就要求权力的行使和运作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 ,符合其运行的情境性。权力道德就是规则之一。所谓权力道德 ,是权力运作和行使过程中所产生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行为实践的总和。它既表现了社会提出的、权力主体在运用权力控制和影响权力客体过程中应遵从的道德规范、道德戒律 ;又反映着权力主体在权力行使过程…     

中学校长权力伦理建设论

中学校长权力伦理建设之所以可能,一方面在于中学校长权力运行有其道德伦理基础,即公共精神、服务精神、人道精神。另一方面,中学校长权力伦理自身具有遏制中学校长权力腐败的作用。强化中学校长权力伦理建设基本的路径主要有校正与强化中学校长权力价值观等四个方面。     

论政治价值的道德向度

政治价值之所以产生的道德目的、之所以成立的道德质素、之所以存在的道德判准共同建构了政治价值的道德向度.道德与政治之所以产生或被创造有着相同的终极目的,这为政治价值体系的三个层级注入了向善而生的道德目的与道德动力.任何政治价值都应当具备道德蕴涵,否则就不是本真的政治价值.政治价值的道德目的与道德蕴涵要求政治主体以道德为判准反思与追问政治价值的道德合理性和政治体系的向善性,也要求政治主体寻求对政治权力机器的道德驯服.     

金融危机救助中的国家“道德”悖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为了避免发生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陷入困境的私人金融机构进行救助,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私人金融机构的投机性积累,但救助成本却要由全体社会公众来承担。这种用纳税人的"公款"拯救私人金融机构的行为使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一种"道德"悖论。这种"道德"悖论困境的形成根源于金融资本的社会化。金融资本作为资本演化的高级形态,获得了强大的支配和控制国家的权力,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权力属性单纯地表现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使国家陷入"公共权力"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公共权力"危机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金融全球化时代的集中表现。     

论道德他律与权力约束

社会主义正处在初级阶段 ,道德自律仍未真正形成。强化道德他律对权力的约束 ,不仅是新时期权力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 ,也是反腐倡廉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 ,我们有必要理解道德的他律性及其在现阶段对于权力约束的重要意义     

位尊者德必高

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建设，既是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又是全社会道德建设的关键。所谓权力道德。是指一定社会权力支配者行使权力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职业道德，亦称从政道德即“官德”。领导干部大都掌握一定的权力，他们的权力道德如何，直接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直接影响全社会道德建设的成效。中国历代贤良名士都追求良好的权力道德。现今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领导干部加强权力道德建设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行政控权:我国新时期干部道德建设的法制基础

传统的干部道德建设 ,其立脚点往往是教育。实践证明这是不够的。在法治社会中 ,严格的法制规范 ,特别是行政控权也具有重要的道德力量。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 ,行政控权对干部道德的维护和引导作用应当引起充分的注意。一、行政控权的理论基础行政控权直接的理论前提是近代的分权和权力制衡理论。控权是权力的本性所然。近代以后政治学的研究表明 ,公共权力具有逐利性、独立性、扩张性和侵略性的特点。公共权力虽然是为公共的利益需要设立的 ,但公共权力机关一旦设立以后 ,也会产生出独立的利益并积极加以维护和追逐。正如恩…     

伦理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中的重要环节,解释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的对接,也影响到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对法律尊严和法官权威的认同。然而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解释者往往会因为种种原因陷入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矛盾之中,导致法律解释结果在适用中出现困境。究其原因,伦理的缺失是重要因素之一。伦理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能够影响法律解释主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语言表述以及解释方法的选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法律解释中的困境。     

现代性之维与“道德教化”之思

作为理解现代性极端发展的两个维度,个人主义和纯粹工具理性已经渗透进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其结果是:道德教化在社会各领域全方位退场,从而陷入现代性困境之中。面对现代性自我观念的形成与教化权威的式微,现代性工具理性崇拜与人之德性的错位,独白性教化传统的延续与个体反抗中的迷失等现实困境,只有将道德教化根植于以交往实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通过完善道德教化实施的内在机制,积极重构中国传统的德性道德,才能完成对现代性道德教化困境的超越。     

关于生命伦理学原则的争论

比彻姆和丘卓斯的四原则说与恩格尔哈特的允许原则说是当今生命伦理学界有关原则主义争论的重要关注点。他们有关生命伦理学原则说的争论集中体现在:程序性原则还是实质性原则、原则普世性的看法、行善原则的地位、原则能否辩护公共政策道德权威等方面。全面梳理和评析比彻姆和丘卓斯与恩格尔哈特的原则说及其争论,对于思考价值多元化中的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和建构当代生命生命伦理学原则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村庄公共权力: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及其解说模式

村治研究的重心从民主问题转向治理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研究村庄公共权力则是搭建学术对话平台、消解学术分歧的重要突破口。以村庄公共权力为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不仅有着特定的村治研究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价值取向。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作为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传统解说模式,因其解释空间的有限,难以将村治研究继续推向深入。借鉴并运用治理理论解说模式,是深化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理想选择。     

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育政策道德品质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推动下,我国农村教育政策道德品质不断得到提升。提升的表现是：政策指导思想体现“育人为本”;政策价值原则更加“注重公平”;以“人民满意”为政策目标;政策利益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政策内容——农村义务教育“政府办”,更加体现“公益性”。提升的缘由是：农村教育政策外在环境的道德诉求;政策合法性内在地要求政策树立道德权威;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伦理转向;经济的发展为农村教育政策道德品质的提升奠定了物质基础。     

网络舆论与刑事司法互动的经济分析

对司法机关来讲,权力的运行不受阻碍和监督且能直达其预期目的就是经济和效率;对网络舆论而言,权利的主张不受规制和制裁且能形成一定影响力也是经济和效率。然而,当网络舆论的触角碰及到司法权力正常运作的边界,司法机关为使权力有效运作而规制网络舆论的话语权,而网络舆论为使权利得到彰显而对抗司法机关的裁断权。显然,这两种情况的存在使得二者的经济都会受到贬损。尝试二者协商对话,司法机关与网络民众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引导网络民众合理的参与司法,使权力的有效行使及权利的正当诉求达到经济上的双赢。     

浅谈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的区别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对自己应当履行的职责义务没有履行或不正当履行而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职务活动中违背法律规定的职责要求,不正当行使职权或超越职权而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在犯罪客体和犯罪主观方面存在明显区别。     

分税制以后我国财权配置问题实证研究

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是不彻底的,财权配置缺乏协调性和统一性,致使各级政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中责权利不对称。因此,需要调整财权配置,以保证事权和财权的统一。     

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共识

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共识主要包括基本价值的共识和程序的共识。基本价值共识体现价值理性,其作用在于确立民主政治的崇高地位;程序共识体现工具理性,其作用在于实现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并赋予按照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公共权力以合法性。现代民主社会政治共识的达成途径主要包括妥协让步、认同转型等。     

价值个体主义、怀疑主义与价值共识的困境

在现代社会,随着事实和价值、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的分离,人们对善的理解和把握成为了私人之事,外在的力量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价值个体主义使价值怀疑论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外在的一切权威都需要经过个体理性法庭的批判才能取得合法地位.由此,“圣人”、“经典”、“宏大叙事”竞相成为被解构的对象,告别权威和崇高成为价值领域中的响亮口号.如何在个体理性反思能力和外在权威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是当代价值共识问题面临的突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