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环境污染与居民健康——基于调节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在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等因素,利用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份（地区）（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与居民健康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空间溢出效应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大小和作用方式。研究发现：（1）环境质量越差、污染程度越高,死亡率越高,居民健康状况越差。（2）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环境污染和死亡率的关系,具有缓解环境健康风险的作用。（3）环境规制和环境污染的健康效应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性。居民健康不仅受到本地区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的影响,还受到周边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制约。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增强环境规制强度、落实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环境规制决策与实施中周边政府的参与度、增强省际地域间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管控和治理以及加强源头降污、形成区域治污、环保责任落实到人等四项政策建议。     

公众参与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公众参与对减污、降碳和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公众参与在减污、降碳和减污降碳协同方面都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公众参与会推动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加大和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进而间接影响减污、降碳以及减污降碳协同。在区域视角下,经济欠发达区域的环境问题治理难度低,故公众参与在经济欠发达区域发挥的作用比发达地区更明显;此外,公众参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本地的公众参与不仅能对本地减污、降碳以及减污降碳协同发挥正向作用,同时这种正向作用又能辐射到周边地区。因此,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能够弥补正式环境规制的不足,本研究对减污降碳治理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服务业开放能否降低地区环境污染水平?——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借鉴Copeland-Taylor基本模型,构建起服务业开放影响地区环境污染水平的理论模型,并将服务业的污染排放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同时结合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服务业开放与地区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总体上看,服务业开放不仅能够降低本地区环境污染水平,也通过空间溢出机制显著改善了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分地区来看,服务业开放对于地区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中部地区和服务业开放引领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西部地区和服务业开放滞后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应全面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进程,不断加大地区环境污染治理力度。     

分类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溢出分析*

“创新补偿论”与“遵循成本论”悖论下,提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测度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绿色经济效率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在地理与经济两种权重矩阵下差异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存在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行政型、市场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基于地理或经济的间接效应远高于其直接影响;区别于其他两类环境规制地理与经济联系省份间均为正向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地理相邻地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对经济迥异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区域生态效率——基于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考察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的空间关联特征,通过构建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以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级经济单元的面板数据为依据,基于地理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研究环境规制影响生态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环境规制的总效应回归系数分别为0.039 4和0.045 5,间接效应回归系数分别为0.004 7和0.028 7,且系数检验显著,对提升区域生态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但直接效应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近地缘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之间环境规制彼此有着深刻的相互影响,忽略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作用,有可能会得出有偏的结论。第三产业比率、国有比率、外资比率和研发强度提高对提升生态效率均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资本劳动比率、贸易开放度比率提高则不利于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借鉴“绿色悖论”理论,利用中国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检验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区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加强的趋势,6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工业SO2去除率、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逆指数为代表的三个环境规制变量均表现出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存在空间溢出;人口规模和人均GDP 对碳排放起推动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具有较好的碳减排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视角的实证分析

以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FDI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存在正向空间效应.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调节效应不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调节作用为负,其中本地效应为正、空间溢出效应为负;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化了FDI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其中本地效应为负、空间溢出效应为正;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产生了负向调节效应.因此,合理引进FDI,完善各类环境规制政策以及充分发挥二者的协同作用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背景下地区间的企业污染排放行为

针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背景下中国污染排放空间异质性溢出问题,构建中国污染排放空间异质性溢出推拉模型,理论探讨中国区域污染排放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背景下空间异质性溢出的形成机理:当由市场效应决定的拉力大于由学习效应决定的推力时,中国污染排放在空间上呈现负溢出效应;当由学习效应决定的推力大于由市场效应决定的拉力时,中国污染排放在空间上呈现正溢出效应。使用中国285个地级市2003-2015年数据,构建异质性空间自回归模型,使用准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中国污染排放的空间异质性溢出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区域污染排放确实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溢出效应呈现异质性特征。这种异质性是由不同区域内部不同的拉力与推力较量结果导致;（2）中国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在空间上主要呈现出正的溢出效应,即中国大部分区域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受学习效应影响。     

环境规制对生态韧性的影响

在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生态的韧性更加值得探讨。基于“本地—邻地”效应的视角,以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2007—2019年环境规制对生态韧性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并检验了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能有效提升本地生态韧性,相较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式环境规制作用力度更为强烈;环境规制对本地生态韧性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即东、中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2）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生态韧性过程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且在正式环境规制中更为强烈。（3）环境规制对邻地生态韧性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作用力度更为强烈。上述研究结论为如何利用环境规制提升中国生态韧性提供了决策参考。     

贸易开放对中国水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04-2013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差分GMM估计方法,分别选取化学需氧量排放和氨氮排放作为水环境污染的有机污染物和无机污染物的排放指标,对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引致的中国水环境污染排放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的规模和技术效应是影响水环境污染排放的主要因素,直接结构效应对中国水污染排放的影响不显著,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水环境污染的排放.通过引入贸易开放的相关交叉项进一步对决定贸易结构效应的比较优势来源进行识别,结果发现,对于中国水环境污染排放并不存在所谓的“污染天堂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贸易的结构效应会导致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水污染排放降低,而对中东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贸易的结构效应会引致其水污染排放量的增大和排放强度的加剧.     

数字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基于非线性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 2011—2018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 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助推作用,同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从整体层面以及地区层 面看,在地理距离权重与空间邻接权重下,数字经济对临近地区均具有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扩散效应。 (2)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呈现东中西依次递 增趋势,在落后的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红利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 (3)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存在空间非线性,即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双门槛,随着数字经济逐步跨越门槛值,对本地区的直 接效应呈现倒“U”趋势,溢出效应呈现“U”形。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视角

该文立足于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在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波动式下降,各省间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同,行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关系,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因此,政府看清西部地区绿色经济运行形势,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制定强度适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实现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     

技术创新对碳减排的溢出效应——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碳减排成为与全人类息息相关的问题。基于中国2006—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技术创新对碳减排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碳减排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相邻地区的碳减排也有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同时,这种溢出效应在东部、中部、西部有明显的异质性,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地区较弱。因此聚焦技术创新,完善政府市场的协调机制,因地制宜地发挥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碳减排新思路,以推动我国的低碳经济增长。     

新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例

基于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绿色5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从空间格局来看,新型城镇化指数上升,环境污染指数下降,两者均存在高—高(低—低)的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差异明显,表现为区域中心城市城镇化水平较高,西部地区污染水平较高;从直接影响来看,新型城镇化能够降低本地区的环境污染,且经济、社会和空间城镇化发挥了主要作用;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人口城镇化加剧了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经济和社会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从城市群来看,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对本地区环境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且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也能降低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     

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兼议数字乡村发展的门槛效应

基于1999—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与数字乡村发展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相较于东部地区、粮食主产区以及贸易顺差区间,这种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以及贸易逆差区间更为显著; （2）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下,农产品贸易对本地区和“毗邻地区”农业碳排放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相较于农产品出口贸易,农产品进口贸易抑制农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3）农产品贸易影响农业碳排放的过程中存在数字乡村发展双重门槛,即随着跨越数字乡村发展两道“门槛”,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呈现出边际递增的特征。由此,提出推动农产品贸易深度开放、构建农产品贸易交流协调机制以及增强数字乡村建设力度等政策建议。     

景区溢出效应:基于动态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

为了应对旅游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政府和行业组织致力于开展区域旅游合作。利用我国长三角和渤海湾地区98个城市2002—2014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估计景区溢出效应——即特定地区的旅游接待量如何关联于邻近地区的景区供给,结果表明:景区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在不同类型的景区(包括自然、人文与人造景区)中,自然景区的正向溢出效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景区溢出效应的有效距离获得确认。基于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证实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该文基于我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算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本身具有“时间惯性”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环境规制下的财政分权仍显著抑制工业绿色发展。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西部地区不显著；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对工业绿色发展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环境规制能否有效驱动高质量发展？——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扩大就业的背景下,环境规制能否同时实现环境保护、绿色就业与高质量发展等多重目标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构建一种操作便捷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将其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及规制效应,在统一框架内剖析环境规制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本机制,并使用联立方程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探究在各类人力资本因素调节下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能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升级、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等途径影响高质量发展。（2）环境规制通过与人力资本溢价的动态匹配,能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助益高质量发展。（3）环境规制在人力资本因素调节下对高质量发展存在非线性影响。总体而言,人力资本因素的改善有利于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倒逼效应;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是当前调控人力资本因素、释放环境规制高质量发展效应的政策重点。（4）中国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地方政府在环境问题中缺乏协同治理,削弱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全局层面的高质量发展有较大提升空间。充分激发环境规制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从单纯注重人力资本“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实现区域协同治理,这对有效改善环境规制的高质量发展效应至关重要。     

异质性规制影响了FDI的环境效应吗?

加入WTO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问题。学术界对于“污染避难所”效应还是“污染光环”效应没有形成一致结论。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的基础上,纳入环境规制的制度约束,从理论上分析了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讨论了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和邻地转移机制。实证研究方面,以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从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FDI的环境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转移作用,结果发现:全国范围内,FDI有利于降低污染排放,尤其是固定废弃物,但没有产生节约能耗的效果;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放大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而且会发生污染转移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影响不显著;随着规制内容和执行的优化,两类规制的作用效果均有所改善;区域异质性检验显示,环境规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调节作用与总体较为一致,西部地区不明显。     

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演变的影响

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全域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著性检验,实证研究2004—2014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演变;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高低两个集聚区域,低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东部向东南部扩展,高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西北部向东北部扩展;（2）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阻碍作用,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确实存在“绿色悖论”,技术创新并未激发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并不存在“污染天堂”;（3）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也就是说,本地环境污染受本地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大于受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本地环境污染受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本地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