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演变的影响

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全域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著性检验,实证研究2004—2014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演变;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高低两个集聚区域,低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东部向东南部扩展,高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西北部向东北部扩展;（2）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阻碍作用,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确实存在“绿色悖论”,技术创新并未激发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并不存在“污染天堂”;（3）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也就是说,本地环境污染受本地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大于受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本地环境污染受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本地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影响。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借鉴“绿色悖论”理论,利用中国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检验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区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加强的趋势,6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工业SO2去除率、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逆指数为代表的三个环境规制变量均表现出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存在空间溢出;人口规模和人均GDP 对碳排放起推动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具有较好的碳减排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在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从结构转换这一新的视角解构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通道,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探索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是提升发展质量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U形”动态规律,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已经处在“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但低规制强度组尚处在“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2）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中介通道间接促进发展质量提升,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大于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环境规制有助于激励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要素重置效率的促进效应,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要素升级的促进效应,进而助益经济高质量发展。（3）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全局层面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局部区域环境规制竞争产生了异质性的空间影响,东部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执行上缺乏协同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而中西部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空间溢出。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角度,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对策,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投入产出视角下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效应

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红利"的必要途径。为此,构建环境规制影响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三阶段分析框架,利用中国2002-201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35个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在区分行业间污染排放强度波动趋势异质性的条件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非线性影响及分阶段作用机制,找寻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最优协同区间,进一步引入交互项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之间的交互影响与协同效应,以综合探究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除在污染排放强度为递增样本,环境规制与创新人员、资金投入均呈现"U形"关系;（2）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品产出均呈现"倒U形"关系;（3）虽然在全样本中存在创新投入产出分阶段协同作用的最优环境规制区间,但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水平还处于各曲线拐点左侧,远低于协同区间水平;（4）在创新技术研发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资金投入的协同效应,在创新技术转化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出的协同效应。目前,中国工业行业整体环境规制水平仍然较低,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应提高环境规制强度,针对不同工业行业制定环境规制滚动修正、动态调整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环境规制、环境污染与居民健康——基于调节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在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等因素,利用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份（地区）（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与居民健康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空间溢出效应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大小和作用方式。研究发现：（1）环境质量越差、污染程度越高,死亡率越高,居民健康状况越差。（2）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环境污染和死亡率的关系,具有缓解环境健康风险的作用。（3）环境规制和环境污染的健康效应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性。居民健康不仅受到本地区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的影响,还受到周边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制约。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增强环境规制强度、落实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环境规制决策与实施中周边政府的参与度、增强省际地域间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管控和治理以及加强源头降污、形成区域治污、环保责任落实到人等四项政策建议。     

农村人力资本、空间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2000—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DM模型来研究异质性农村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并进一步分解为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正向空间集聚效应,并且这种空间集聚效应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2）初级、中级、高级农村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效应特征呈现明显空间差异：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大多数集聚于西部省份,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大多数集聚于现代农业相对发达的省份,而高级农村人力资本的高集聚区经历了从东北地区向长三角地区的动态转移;（3）中级、高级农村人力资本显著缩小了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中级农村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大,而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地方政府竞争、FDI与污染排放效率

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污染排放效率、倡导节能减排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地方政府竞争与FDI双重视角,将地方政府竞争、FDI与污染排放效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结合面板空间杜宾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竞争、FDI与污染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省际污染排放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地方政府竞争对污染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逐底竞争”与“逐顶竞争”双重效应。FDI对污染排放效率的影响满足“污染光环”假说。二者交互作用有利于本地区污染排放效率的提升,但通过“以邻为壑”等阻碍了邻近地区污染排放效率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FDI存在门槛效应,适度引进高质量FDI才能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竞争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基于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提升引资质量,提高污染排放效率,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碳减排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

为了深入探究我国省际碳减排活动对周边省份碳排放的影响作用,本文以溢出效应为切入点,首先考察了我国省际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检验了碳减排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然后提出碳减排空间溢出效应的若干理论假设,最后从空间维度出发,分别针对我国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研究了2006—2012年省际碳减排活动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际碳排放总体呈现空间正相关关系,但其空间异质性趋势明显;碳减排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用及异质性分析

城镇化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对滞后的矛盾突显,生态效率的研究对于协调城镇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重大。采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我国2004～2018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效率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中国各城市生态效率呈波动上升的特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空间集聚性以及累积效应,区域间差距具有逐渐缩小的趋势;城镇化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N”型曲线关系;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城镇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生态效率的作用较小,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改善作用,并且这种改善作用受到本区域与邻近城市技术水平的双重“加持”效用。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环境效应与工业大气污染

中国正处于工业绿色转型的战略时期,工业大气污染作为重点治理对象,清洁环保型技术是降污排污的重要突破点,而进口贸易作为吸收国外先进治污技术的核心渠道,带来的技术溢出是否降低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值得探索。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规模—结构—技术”环境效应为传导路径,运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和逐步回归法考察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对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强度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全国层面上,进口贸易技术溢出能够带来工业经济规模扩张效应、要素禀赋结构优化效应和工业技术进步效应三类环境效应,通过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和提升技术进步显著影响工业大气污染排放;（2）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与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强度呈“正N形”特征,即随着资本品技术溢出水平不断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遵循“规模扩张效应?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效应?环境回弹效应+阻滞自主创新”的路径,然而随着中间品技术溢出的增强,影响主导力量变化趋势为“规模扩张效应?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效应?环境回弹效应”;（3）区域层面,以技术溢出均值为标准,11个省市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因经济规模效应加重了污染排放强度;其余省市的要素禀赋结构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起到了节能减排作用。针对研究结论,认为应推动工业经济规模扩张与大气环境质量的协调发展,加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与自主创新的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地扩大进口贸易的规模。     

基于MRIO模型的中国区域间碳关联测度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CO2排放国,减排压力巨大;为实现政府制定的减排目标,需要对区域间碳关联进行研究,从而对各区域制定差别化的减排策略。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利用200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从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的视角对中国区域间碳关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区域的区域内碳排放乘数效应明显弱于中部与西部区域;东部与西部区域对中部区域的溢出效应明显强于中部与西部区域对东部区域的溢出效应;区域间碳排放反馈效应很小,各区域差距也较小;能源直接消耗部门的总效应值远超其他部门。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区域和部门角度对中国碳减排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省域碳排放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通过核密度分布和莫兰指数对中国2000—2015年30省份碳排放强度的动态趋势及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中国30省份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新常态以来低碳步伐加快;（2）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性具有高水平集中、低水平集聚特征,空间溢出效应不断增强;（3）本省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对本省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专利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邻省份的外商投资规模及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对本省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因此,未来中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优化相邻省份间的产业空间布局以及大力发展绿色技术进步是中国促进区域低碳转型的主要方向,同时生态城镇化以及继续改善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也是减排潜力因子,省域间的减排空间溢出效果不容忽视。     

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和国际协调机制研究

基于国际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理论,选用2006年11月至2017年7月的月度数据,采用TVP-VAR-SV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中国产出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动对中国产出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该溢出效应在不同滞后期和不同时点上具有较大差异,尤其当美国货币政策发生方向性变动时对中国产出增长的影响非常显著;不同时期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人民币有效汇率和中美贸易差额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均存在着较大差异,并且人民币有效汇率和中美贸易差额的变动反过来对中美利差和中国产出增长也存在着时变性影响。     

以邻为壑还是富足邻里:中国货币政策对RCEP成员的溢出效应研究

中国是RCEP的核心成员,其货币政策会对其他成员产生外溢性。以MFD框架为指引,基于RCEP成员1998—2020年季度数据,考察了中国货币政策调整对RCEP成员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扩张对RCEP成员的产出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而且贸易联系越紧密拉动作用越大；对RCEP成员的物价水平、利率和汇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从长期均衡关系来看,中国货币政策对不同贸易依存度成员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从短期溢出效应来看,中国货币政策调整对高贸易依存度成员的宏观经济和低贸易依存度成员的金融市场影响更大。由此,中国在RCEP应更好地发挥系统重要性国家的作用,通过促进区域更高水平的合作来实现RCEP成员高质量共同发展。     

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文章依据2014—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熵权法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并在控制了对外出口、金融发展以及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研究了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表现出明显的"集聚俱乐部"现象。制造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在推动本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还能有力地带动周边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显著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且地区之间财政行为存在空间互动,邻近地区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也能刺激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对外出口和金融发展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却不明显,并未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影响。对此,建议应该以产业集聚区作为城市功能外溢的核心地区,不断完善集聚区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态势。     

国家级新区创设驱动绿色发展的效应检验

国家级新区是承担国家重大改革发展战略任务和创新体制机制的综合功能区,应该是推动区域绿色发展的排头兵。采用2006—2016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级新区创设驱动绿色发展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国家级新区创设能够驱动所在省份的绿色发展,但对其主体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进一步,以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为门槛变量进行估计发现,国家级新区创设驱动所在省份绿色发展并不存在门槛效应。     

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与雾霾污染——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以城市网络为依托的多中心经济发展新模式日益凸显.为此,文章结合城市经济和环境经济理论,通过计算城市规模分布的位序指数以及变换的首位度指数来测度各省份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并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探讨了区域多中心发展模式对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特征,在区分城市规模和冬季供暖情况之后,此结论依然稳健.同时,测算结果显示,目前我国仅有少数省份处于雾霾污染随着多中心水平的提升而下降的阶段,多数省份的雾霾污染则随着区域内多中心水平的提高而加剧.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和要素流动是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影响城市雾霾污染的重要途径,且前二者与多中心空间结构能够对降低雾霾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协同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从雾霾治理视角思考中国未来区域空间发展模式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石油进口贸易效率及潜力研究

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效提高石油进口贸易效率及潜力是新时期保障中国能源和经济安全的重要议题。文章利用1998-2016年中国对42个主要石油进口来源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构建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有效识别中国石油进口贸易的非效率因素,并测算中国石油进口贸易效率及潜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石油进口贸易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且中国与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的贸易效率呈现差异化特征,其中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和蒙俄哈区域的贸易效率最高;石油进口来源地的政府治理和区域性组织OPEC有助于减少中国石油进口贸易效率损失,而区域政策安排如"一带一路"倡议和WTO则会降低贸易效率损失的不确定性。     

汇率变动、OFDI与出口贸易——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关系的经验分析

巩固和发展同欧亚经济联盟的经贸合作关系对于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深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结合引入汇率因素的结构化贸易引力模型,在理论层面上构建了汇率变动、OFDI与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将汇率变动划分为汇率水平变动与汇率波动,引入第三方汇率波动并细化为区域邻国汇率波动、中美汇率波动和中欧汇率波动三方面,采用2003—2017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贸易和投资面板数据,运用全面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工具变量法(2SLS、GMM和LIML)等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汇率变动、O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及异质性汇率变动条件下OFDI的出口效应。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OFDI与出口贸易呈现互补关系;汇率波动对出口贸易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而汇率水平变动影响则不显著;区域经济一体化显著降低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出口贸易; 引入第三方汇率波动变量,发现第三方汇率波动效应具有异质性,区域邻国汇率波动有助于促进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出口,而中美与中欧汇率波动影响并不显著。利用国际贸易标准货物分类(SITC)将出口产品分为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进一步探究OFDI对异质性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发现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OFDI与不同类型的产品均具有显著互补关系,汇率水平变动对不同类型产品出口影响仍然不显著;双边汇率波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显著抑制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出口贸易,同时在考虑第三方汇率波动的情形下,双边汇率波动对初级产品的影响程度增强,对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影响减弱;第三方汇率波动对不同类型产品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初级产品中第三方汇率波动均显著促进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第三方汇率波动均无显著影响;资本密集型产品中仅有邻国汇率波动促进出口。设定汇率变动、第三方汇率波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与OFDI的交互项模型,实证检验了异质性汇率变动条件下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OFDI的出口效应,研究发现OFDI出口效应中,汇率波动具有显著抑制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汇率水平变动影响不显著;第三方汇率波动效应具有异质性,区域邻国汇率波动显著抑制OFDI的出口效应,而中美和中欧汇率波动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