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完善研究

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双碳”目标所需的大规模、高比例、市场化、高质量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要求差距大。因此,亟需完善现有政策体系来进一步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新的发展。在梳理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演变路径及现有政策体系构架的基础上,厘清了可再生能源政策对“双碳”目标的影响机制。通过分析比较中国与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区别与联系,并结合现有政策实施效果,发现中国现行政策体系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碳”目标下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的完善建议,以期为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双碳”背景下电力企业财务风险管控研究

“双碳”目标的实施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电力行业作为碳排放的主体行业，实施“双碳”战略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可能引发相关的财务风险。因此，在“双碳”背景下，进一步理解“双碳”目标的内涵与影响，识别电力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并从建立风控体系、加快绿色转型、优化能源结构、健全管理机制等维度提出相应的财务风险管控策略，对于促进电力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的有效开展、推动电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双碳”背景下致密气产业发展现状与战略决策的研究——以四川盆地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要立足我国能源资源察联,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计划。中国力争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既是对世界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探索适合我国能源墙构特征,符合我国转型发展实际,科学构建“双碳”背景下致密气产业发展现状与战略决策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推动“双碳”目标过程中倡导用清洁能源代替传统高能耗碳能源,形成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发展模态,推动绿色经济模式发展。在这一背景下,能源企业作为生产经营的执行者,积极创新管理理念,将绿色创新理念植入管理中,有效实现能源企业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共赢,不断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本文基于PEST和SWOT分析模型,根据中国“双碳”发展策略的演变与趋势,紧密围绕“双碳”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企业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变革、能源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及能源企业与地方实践等多方面内容,对当前四川盆地致密气产业发展现状状况及问题展开深入的剖析,并通过分析传统企业管理理念的局限与“双碳”时代背景下对能源企业创新的高质量要求,提出针对性、可行性的创新管理策略。从建立和完善新型能源企业人才体系、明确相关考核技术标准、健全服务政策体系等多角度,尝试探索“双碳”背景下四川盆地致密气企业发展管理的新路径,以期助力和强化四川盆地能源保障、有力推动和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区域能源发展新布局,引导相关能源企业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之间寻求最佳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     

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2060年碳中和引致中国经济系统根本性变革

在面临诸多不利条件和巨大挑战下,中国毅然决然作出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承诺,彰显为推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巨大努力;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求中国经济系统必须进行彻底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针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引发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进行了分析,并分领域阐述了碳中和目标如何"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同时,对处理好2030年前碳达峰与2060年前碳中和的辩证关系、发挥碳减排与污染治理的协同效应、实现碳中和与提升产业竞争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对促进中国经济系统根本性变革,为确保如期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政策设计、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的低碳试点效果再评估

中国作为探索和实践“双碳”目标的“先锋”,低碳试点的先试先行为其低碳转型作出了有力探索。既有研究大多肯定了低碳试点的积极成效，但部分研究也指出了低碳试点存在的困境。在低碳试点陆续结束和中国迈向“双碳”目标之际，对低碳试点的低碳状态和减排趋势进行再评估。研究结果表明，三批低碳试点的效果可能并没有大多评估研究认为的乐观，低碳试点整体上尚未达到和形成显著的低碳状态和减排趋势。仅有2010和2012年开始的第一、二批低碳试点显现出碳减排的趋势，但其依然未进入低碳的状态；2017年开始的第三批低碳试点在减排趋势和低碳状态上均未显现出显著的效果。在政策试验阶段，低碳试点缺乏上位法律、总体规划和核算体系的指导以及相容的激励机制，这对其维系低碳发展效果产生了挑战。在迈向“双碳”目标阶段，国家层面需要加强制度安排的指导性和激励机制的相容性，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增强规划可行性与约束力，构建激励相容的长效机制，确保地方层面低碳政策设计和执行的综合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如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研究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探究典型区域“双碳”目标的实现机理和内在规律，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与中介效应模型评估了中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碳减排成效总体优于全国其他地区，示范区建设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引领作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排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福建、贵州和云南的碳减排成效较为突出，江西的碳减排成效尚不明显；环境规制、结构优化、生态碳汇等因素在示范区碳减排过程中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生态碳汇的中介效应较为突出。尽管示范区建设未诱发明显的技术创新中介效应，但是，技术创新在抑制示范区碳排放过程中发挥着直接显著的作用。为此，深入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建立以“双碳”为目标导向的生态系统治理多元规制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强零碳负碳技术创新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碳平衡。     

能源正义视角下我国能源转型的法律规制路径

为保障“后巴黎时代”能源绿色转型的公正性,能源正义应该成为能源转型规制的应有意涵。在能源转型过程中,我国坚持了能源正义理念,在实践中也积极通过能源普遍服务和新能源扶贫来促进能源正义。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由于能源初始禀赋不平等、能源观念落后以及能源制度缺陷,我国能源转型进程中的能源正义仍然面临高碳产业工人失业、民众用能权益减损、新能源资源开发的负外部性后果等方面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国应坚持能源正义优先理念,建立健全能源法律体系,制定专门的《能源转型促进法》。该法应建立能源转型的民生保障机制、程序保障机制、正义恢复机制、绿色能源使用的激励机制、监督与责任机制,以促进能源转型过程中能源正义的实现。     

碳排放预测及其对我国金融政策的影响

碳排放与金融关系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基于《能源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数据,建立PCA模型,采用广义回归神经网络方法,实现我国未来几年碳排放量的预测。研究发现：我国将持续减排,煤炭能源结构占比逐渐减少;2024—2028年碳排放持续上升,2028年增速“由正变负”;2030年碳达峰目标提前完成,清洁能源取代煤炭。面对此现象,我国应该追踪“双碳”目标,建立绿色金融体系,进一步开发清洁能源,调整产业结构,定向绿色融资,坚持“节能减排”。同时,国家金融政策需要持续创新,推动全社会能源结构调整：(1)继续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建立切实可行的激励机制。(2)扩大碳交易市场,加强对碳金融市场的监管。(3)构建绿色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     

我国西北地区碳达峰碳中和实现路径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是破解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构建低碳经济体系、倒逼能源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西北地区以化石能源为主,风力、光伏资源富集,双碳目标的实现可有效解决西北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对该区域可持续发展有积极意义。在分析国内外碳达峰碳中和研发、实施情况及西北地区双碳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西北地区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即立足于西北地区资源能源禀赋,坚持可持续发展,先立后破,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平稳过渡原则。继而提出加快碳捕集技术研发及应用;以再生能源促电力系统转型;重视储能技术研究;加速西北地区碳交易市场建设;通过生态建设提升荒漠碳汇功能的解决方法,以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使西北地区逐步达到碳中和。     

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与路径

在文化产业逐步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重要推手的背景下,陕西文化产业在推动消费方式转变和引领消费结构升级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对陕西文化产业在加快创新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等方面的作用及其发展机遇进行分析论证。将数字创意产业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互联网+”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变革、科技与文化融合形成的创新驱动力、“文化+”的跨界融合等都为陕西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陕西文化产业要实现突破式发展需从转变观念获得追赶超越的新模式,从产业转型面临的新理念获得发展新思路,从文化科技创新驱动的新动能获得发展新趋势,从“文化+”“互联网+”新业态获得发展新格局。在此基础上,提出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是:围绕“文化+”发展新型业态,促进文化旅游产业、文化科技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快文化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推动陕西文化产业空间布局优化调整;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强的骨干企业,构建基于互联网能力开放的应用聚合及业务的科技文化创新体系;优化文化产业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和投融资平台,加强产业融合系统布局和顶层设计,发展民营文化企业;实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工程,建立文化产业人才研究与引进机制,扶持本地创业团队和文化创意产品。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矛盾纠纷转型及化解机制研究

受新冠疫情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互动模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社区矛盾纠纷在表现类型、发生场域、解决形式等方面出现转型,并呈现出发生领域广泛性、强关联性、反映渠道多元化等特征。如果新的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妥善化解,不仅影响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还可能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化解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矛盾纠纷,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完善“五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和理念,完善“网格化+网络化”双网协同的矛盾纠纷治理模式;引入“四环介入”模式,构建“全息”动态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有序。     

哲学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易学

中国古代易学就其诠释特色而言,可以分“筮术”易学、“道术”易学、“象数”易学、“图数”易学和“无言”易学。五种诠释特色下的易学,形式上表现为“此消彼长”的不同学派,本质上却充分彰显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世界认识的深刻性,以及由此深刻性带来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巨大潜力。易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对于它的诠释,曾经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作出过突出的贡献,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发掘传统易学的时代内涵,构建新的易学诠释体系,必将为当代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内涵演变

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确立且至今仍在坚持实行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但其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当前,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并不是否定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央通过对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不断作出调整,使其契合农村改革发展情势,亦使当前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成为坚持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题中之义。无论是坚持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还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都是要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的同时,加强统一经营,有效解决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小生产与大市场衔接不畅的问题,从而真正实现"统分结合"。     

对外直接投资与工业绿色转型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下,国内工业如何借助海外投资的外部优势实现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对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4—2019年的省际数据,尝试构建工业绿色转型指标体系,以宏观货币供给波动和省际近代开埠历史为基础设计工具变量,并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模型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显著推动了工业绿色转型进程,在替换被解释变量、缩短时间窗口、改变样本容量和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后,实证结果仍然稳健。另外,研究还发现产业转移、技术进步和资源补缺效应正向调节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效果。     

传统工业园区实现“双碳”目标路径研究

为实现党中央、国务院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时所作出的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计划，传统工业园区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实现工业部门精准脱碳研究的关键靶点。梳理江苏最大的化工园区——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的碳排放量、排放强度以及排放来源，利用Tapio脱钩模型探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然后利用LMDI法分解园区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而建立多情景仿真模型探索园区碳减排的潜力和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研究表明，园区目前能源消费过度依赖于化石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负脱钩状态，产值结构持续推动园区碳排放升高，而能源强度则是促进园区减排的主导因素。仿真结果显示，未来通过能源结构调整、技术革新、产业结构优化和CCUS技术协同应用有助于园区率先实现双碳目标。通过定量分析验证了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可以早日实现双碳目标，同时为园区提出建设性的政策意见，进而能够为其他传统工业园区日后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供实际参考。     

基于共同富裕的健康扶贫政策优化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尤其是近几年的脱贫攻坚战,中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健康扶贫将长期持续,因而需要基于反贫困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健康扶贫政策的三个转变: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从“医疗帮扶”到“疾病预防”;从“最少受惠者”扩展到“次少受惠者”。据此,现阶段健康扶贫政策优化的重点如下:一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实行个人医疗费用封顶制;二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三是增强个人健康管理意识和管理能力;四是关注贫困人口的心理健康;五是建设有益于健康的环境。     

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问题探析

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政策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能否大力推进的关键因素之一。我国现行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科研人员激励政策难以操作,科研人员利益得不到保障;转化收益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不符合科研院所预算体系、财务管理要求等,影响了科研院所转化科技成果的积极性。应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制定股权奖励实施细则,建立单位内部激励机制;并应根据科技成果转化的特殊性、科研院所财务管理的要求及现状制定适宜的国有资产管理政策。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教育扶贫的作用机制是指教育扶贫作为制度规范或措施以及相应的制度体系或结构对相关客体(贫困群体、贫困群体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并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互动关系。教育扶贫在逻辑趋向上是在其理论愿景和现实图景映射下政策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亦是围绕“教育属性”和“贫困属性”两条主线形成教育扶贫切实可行的逻辑合力。教育扶贫作用机制的发挥需以聚合地方性和全球性力量为核心载体,以重塑“知识资本”为预设目标,以注重“文化自觉”为指引方向,以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为技术支撑。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扶贫需要从优化战略定位、识别扶贫对象、保障资本投入、提升文化能力和助力全球减贫五个维度构建教育扶贫作用机制的新路径。     

关于我国农民市民化政策性壁垒问题思考

城市郊区的失地农民和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由于从事的职业已经非农化,亟需转变农民身份,完全融入到城市中去。但在这一过程中,失地农民和农民工可以选择的路径很少,他们往往要遭到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政策性壁垒的限制。从现阶段看,只有通过转变思想观念入手,取消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逐步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体制,全面构建农民市民化的支持系统,才能帮助农民实现角色的彻底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