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东亚新秩序”构想及其推进

所谓“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不过是日本用以掩盖其称霸亚洲的侵略实质的代名词。它是日本“大陆政策”既定侵略目标中的重要一环。日本在推进“大陆政策”过程中,不断得逞,在实现其第二推进期目标,即吞并“满蒙”后,侵略野心更加膨胀,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时,妄想称霸亚洲。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便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即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霸主地位的理论,并为此大造舆论。当军国主义势力足以控制日本政局时,此理论进而演变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并付诸实施,其手段则是先外交后军事,但两者均以失败告终。日本企图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对“满蒙”问题处理方针的矛盾与统一

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对“满蒙”的问题在处理方针上意见处于矛盾与统一中。日俄战争后日本推行“满蒙政策”的主要力量有两个:一是代表军方的关东军;二是代表政府的外务省,他们对“满蒙”的侵略方式与行动各有主张。“九·一八”事变后,在对待“满蒙”问题上,代表日本政府的外务省终于被日本的军方所征服。     

日本制造的“满蒙问题”与国际法

近现代史上 ,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采取种种手段一步一步地攫取侵略权益 ,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满蒙权益”。由此“使人不得不对日本在其现代对外关系上学习和运用欧洲外交最恶劣的特点及在某些制度上融会西方文化的比较优良部分的聪明智慧 ,具有深刻的印象”。     

加藤完治和“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满洲移民”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是后期进行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政策作为“满洲移民”政策的一部分,更是具有强烈的军事战略目的。加藤完治是“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政策的提案者,他在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帮凶。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理论”评析

近代日本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兼并朝鲜,独占中国,鯨吞亚州,日本帝国主义曾经炮制了许多为其侵略扩张行径辩护的谬论,诸如所谓“脱亚论”、“兴亚论”、“人陆政策论”以及“大东亚共荣圈”等。这些侵略“理论”的问世,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渊源。     

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继承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所有利权.为了防御俄国的报复,巩固和扩大在华势力,日本从1905年开始,到1931年为止,策划并实施了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试点”的侵略活动.尽管日本殖民主义者煞费苦心地推行其移民侵略计划,但由于日本资金匮乏无力投入,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相差悬殊,经营管理不善以及中国人民和东北当局的抵制、反对等原因,致使日本的“试点”移民侵略计划遭到彻底失败.     

日本割台的历史回顾

台湾北滨东海,南临南海,东靠太平洋,西隔海峡与福建相望,离大陆最近处不过150海里,面积35,760平方公里,为我国第一大岛。它不但资源丰富,气候宜人,而且控制着从太平洋进入中国的东南门户,是屏藩中国大陆的重要基地,对于巩固我国海防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正由于台湾的战略价值和经济意义,所以早为西方殖民者所觊觎。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就企图占领台湾。美国自1847年至1874年一直鼓吹“使之成为美国领土”,企图将台湾据为己有。法国于1883年挑起中法战争时,便叫“占据海南、台湾、舟山”。在贪婪的殖民主义者眼中,我国宝岛台湾是它们疯抢的一块肥肉。然而,台湾却被后起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所吞啮。 日本早在《马关条约》签订四十余年前便开始觊觎台湾。19世纪初,日本思想家佐藤信渊在其代表著《天柱记》和《混同秘录》等书中,提出了向外扩张的主张。其具体对象则是包括朝鲜在内的中国大陆。其步骤则是从满洲开始,后自朝鲜达北京,再向南京及华南推进。佐藤的主张成为近代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最初思想渊源。1854年,日本又一思想家吉田松阴在其《幽囚录》一书中进一步提出:“当务之急是巩固军备,备置军舰与大炮,”以“北割满洲之地,南取台湾、吕宋诸岛。”吉田的对外侵略理论是佐藤信渊思想的继承与     

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

1915年土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是中日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既总括了日本侵华已攫取的重要“利益”,又提出了足以使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的新“要求”。中日双方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重大交涉,都由于日本坚持其侵略要求,不得解决,成了恶化中日关系的一大悬案。二十一条要求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又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在这之前,日本的大陆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与西方列强共同瓜分中国,建立日本的在华势力范围;那么,在这之后,日本所追求的就是建立日本在中国的“优势”,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     

济南惨案是日本大陆政策恶性发展的产物

大陆政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基本国策,它的核心是分割中国的满蒙,进而征服中国。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的目的,是借阻挡国民党军队“北伐”之机,制造战争恐怖,与关东军南北呼应,占领山东和满蒙。     

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指导思想

所谓“大陆政策”：是指做为岛国的日本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梦想称霸亚洲，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总方针。日本德川幕府末期出现的“海外雄飞论”奠定了“大陆政策”的最初理论基础。而明治初期的“征韩论”成为“大陆政策”形成的指导思想。朝鲜地处中国、俄国和日本之间，是俄国南进太平洋和日本北进中国的必争之地。中国与朝鲜存在悠久的亲藩关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甚密。明治政府初期，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物，如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和山县有朋等维新人物，继承和发展了“海外雄飞论”并将其具体化为“征韩论”…     

"镜子说"与列宁"反映论"文论

"镜子说"从古希腊"摹仿说"衍生出来,经马克思恩格斯赞赏,被列宁所接受.列宁借用"镜子"概念,从辩证唯物主义维度,改造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理论,创造性地构建了"反映论"文论.     

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高等院校做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 ,首先必须基于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性、指导性和实效性的高度认知 ;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这三个中心环节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教材建设 ,处理好“一门主讲 ,多门渗透”的关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优化育人环境 ,改革教学方法 ,搞好“三个结合”。     

列宁"反映论"与古希腊"摹仿说"

列宁“反映论”将意识看作一种辩证运动：它不仅反映物质世界,而且还能改变它。这种观点不是“无根”的,而是从恩格斯起步,逐渐向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靠拢、再向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和赫拉克利特“摹份说”延伸的——对此,理论界似很少有人提及。     

试论“虚静”说与“距离”说

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都是审美鉴赏中审美主体的态度和修养,二者在揭示审美活动主体作用的特征上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不仅在于二者都是进入审美活动之前,审美主体对审美容体的一种有动机的选择性的行为,同时,二者都是强调在审美观照中保持一种非理性的、无功利的态度.然而,由于“虚静”说和“距离”说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因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首先,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产生的哲学渊源不同;其次,“虚静”说主要强调物我两忘的状态,而“距离”说主要强调物我有别;再次,道家的“虚静”说比西方的“距离”说适用范围更广.     

关于"中心论"与"核心论"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层面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为“核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核心论是对中心论的发展和超越。中心论方式下的发展,是粗放式、外延式的发展,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天人关系及人我关系的日益紧张。核心论方式下的发展,是内涵式、集约化的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发展的结果是让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更加和谐的状态。因此,就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言,用核心论统领中心论,用人的全面发展统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已是摆在我们面前唯一正确的抉择。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庄子“物”论

从《逍遥游》《齐物论》到《天下》篇，“物”一直是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借助中西哲学的会通视域，从《天下》篇的物论入手，由物判别诸家思想，进而揭示庄子物论中关于人与己、人与他者、人与物、物与物以及万物与道的多重关系，方得真谛。列维纳斯的享受概念，是我们借以澄明庄子物论，特别是其自由逍遥思想的极佳参照。由此，庄子的形而上学思想和信仰可能性，特别是庄子对个体性的证成路径，得以澄明。     

胡适“思想”论

胡适承继杜威实用主义,重视“行”,更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突出“知”即“思想”的价值层面。其“思想”论。说白了是“方法论”,的核心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里有杜威的影响,更有胡适自己的创新,“思想”论的意旨也是很明显的：为再造文明之故,“思想力”的训练在胡适看来是再重要不过的事了。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