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君子·阶级本位·儒文化：－姜尚公老爷与白嘉轩比照论

文本中形象迥异的姜尚公老爷与白嘉轩,如果两者被还原到生活的原生态中去,其实同为代表儒文化典型人格的乡村地主,这两个人物的平行与影响比照生动地影射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重要转型--一次是从文化反思的“文学革命”转向阶级化的“革命文学”;另一次是从无产阶级狂飙文学重新转向对汉文化的倡扬与重构.巴人这部烙有鲜明时代痕迹的作品,折射着文学史的两面不忘反思儒文化人格与心理,同时阶级分析的意识形态理念开始渗入并强化.文本与人物因为这两重意义而获得历史性的审美内涵.     

社会·语言·图像--论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变

由于早期的文学与社会关系紧密,文学理论的早期研究范式大多是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入手,这种文学观念把文学看作是对象现实的模仿、再现或反映。到了现代文学理论中,文学理论研究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形成了新的理论范式,以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为代表。到了所谓的后现代的文学理论中,由于图像文化的勃兴,又出现了文学理论的新的转向,即图像转向。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就出现了两次转向,大致存在着文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和文学图像学这三种理论形态。     

“儒侠”释义及与“侠儒”之辨

“儒侠”最初被用来指代儒士、侠士两类人。在宋代被用来指代具有侠气的文人,及至明清,这一指代新意和人格气质得到了文人的广泛关注且被官方青睐,逐渐成为了读书人理想化的人格、行为范式之一,之后又在清末民初的救亡图存运动中成为民族自强的理想化人格憧憬。与此同时,“儒侠”这种人格风尚也反映在叙事文学中,在小说中涌现出了一批儒侠形象,尤其在新派武侠文学的影响下,其精神内涵不断发生着演变,最终汇聚成广义、狭义两种概念。“侠儒”虽然最初被用来区别于“儒侠”,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了“儒侠”的变体使用,两者都被用来指代具有侠气的文人。     

“宏大叙事”的解构——新写实小说的审美特征

新写实小说对“宏大叙事”的基石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进行了解构,它从大写的英雄转向小写的凡人,从形而上的精神、理想,转向形而下的世俗、生活,将为宏大叙事所否定、批判、与“远大的目标”“伟岸的英雄”完全无关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放在了文本结构的中心位置上,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琐屑平庸、缺乏诗意的人生图景,表现出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这在对宏大叙事主导下精神至上的写作立场进行反思、批判,为文学开拓更广阔的叙事空间之同时,也消解了在文本中建构精神、理想,表达形而上、超越性思考的可能。     

后经典叙事学与文学研究的“话语转向”

“话语转向”作为文学理论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中最重要的范式转换之一,在将文学置于开放性的外在向度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失落了对于文本结构本身的关注。作为伴随“话语转向”而兴起的一种新的学科架构与知识体系,后经典叙事学一方面将人们的视域延伸至更宽广的社会文化语境,一方面也不忘立足文本,对文本自身各要素的复杂关系加以审慎的梳理与细致的辨析,并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系列切实而具体的文本解读方式。后经典叙事理论不仅矫正了当前文学研究对于文本本身的相对忽视,同时也缓和了文论转型中“语言”和“话语”两阶段之间的张力,从而在“话语转向”的总体背景下展现出了充分的生长可能。     

当代文艺学研究趋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关系

当代文艺学研究呈现出"向内转"和"向外拓"两种基本趋向,这两种趋向与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的两大变革有着深刻的关系."语言学转向"的第一个变革是从"自然语言观"到"符号任意性"的转移,第二变革是从"逻辑语言观"到"审美语言观"的变换.前者导致"诗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后者导致"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的相互渗透;前者把文学研究转向文学文本内部,后者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如何在批判清理的基础上寻求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在文艺学研究中的有效结合,在当前显得十分突出.     

《水浒传》的主题释义与叙事特征

《水浒传》主题研究，由于文本的多样性，释读者历史、文化、释义等语境的变迁，构成多样的小说主题形态。“内儒外佛”的思维模式、文化人格与叙事传统；整体写意，局部写实——“虚实相生”“百川归海”式的叙事结构，构成了《水浒传》主题——“为市民写史，替民族写心”的“无底棋盘”和中国文学特有的民族个性。     

视角主义与文本主义——罗蒂后结构主义实用主义评析

在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中,视角主义成功的例子之一是罗蒂的实用主义。罗蒂是从分析哲学营垒转向后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罗蒂把哲学同文学连结在一起,主张以文学取代哲学,故他标举“文学文化”与“解释文化”。文本主义代替唯心主义,成为２０世纪的现象。所有的理智活动都是治疗疾病。后现代文化是治疗性文化。唯心主义的灭亡,导致浪漫主义的复苏。随着浪漫主义的衰落,偏爱和欲望在解释学理论中取得胜利。奇趣和蓄意为人类行为提供了根据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过滤机制分析——以金译《骆驼祥子》为例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把翻译看做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在目的语环境中来考虑翻译文本.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传播的中介,促进着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在这样的场景下,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过滤现象日益突出,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研究对象.文化过滤的产生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常通过具体的外显形式得以表现;尽管在具体文本中文化过滤程度各异,但它却是文学翻译中一种必然的文化变异现象.     

“汉字文化圈”刍议

“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形成的文化场,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汉字文化圈”包括使用汉字或曾经使用汉字并承袭汉字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这一文化场在地理分布和构成上以中国大陆为主体,以中印半岛东侧、朝鲜半岛为两翼,日本列岛等地为外缘,即“东亚文化圈”所囊括的范围,从泛宗教视角又可称之为“儒教文化圈”、“中华佛教文化圈”。这一区域的文化共相是：汉字、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以及中国式生产技术、生活习俗等,它们共同组成以汉字为信息载体的“汉字文化”。“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汉字文化发展并在中国境内外传播的结果。以汉字这一文化要素作为标志的“汉字文化圈”,是一个真实的、富于弹性的、有着强劲生命力的人文地理区域和文化存在。     

“反洋教运动”揭帖传播范式的历时性研究

清末教案之发生与发展,都有揭贴传播发挥作用.文章主要对“反洋教运动”揭贴传播进行历时性文本分析,探讨其生产范式的转向.鸦片战争之后的“反洋教运动”揭帖显示出充分的传统“文化主义”取向,其内核依然为“怀夷附远”的儒教“天下观”,随着与天主教争夺文化霸权的展开,逐渐转向“民族主义”传播范式.在有效动员下层百姓参与反洋教斗争的历史运动中,书文揭帖之生产,纠结复杂,显示了典型的“文本性”特征与历史构成.     

儒家文化浸润下的工业文学的审美——对电视剧《钢铁年代》的地域文化视角分析

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在当代中国一直难以获得成功。从文学角度看,电视剧《钢铁年代》堪称中国当代工业题材文学的一部有分量的作品。从地域文化视角研究,作品中饱含着作者在《闯关东》中就已充分显露的山东齐鲁文化的元素。在齐鲁文化的烛照下,作品中以山东人为核心的人物群体,体现了儒家的人格理想。这种文化精神和人格理想与中国特殊的"钢铁年代"的结合,使得作品中思想、故事和人物得到极大的充盈。地域文化和文学的介入,可以说是对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有意义的探索。     

经学管钥 异文渊薮：万希槐《十三经证异》探论

清儒万希槐撰《十三经证异》八十卷,将唐以前经史诸子、小学要籍、类书政典及汉魏六朝隋唐古注古疏中所引经典异文广搜博辑,逐经逐篇逐句排纂,并加按断考证。其引群书以证群经,囊括了本校、对校、他校、理校之法,而尤以他校为特色。该书兼具学术著作和工具书性质,征引宏富,体例详当,对异文的考订涉及本字借字、异字俗字、衍脱讹倒、古文今文及史料异同等诸多类型。这对于考察写本时代经典古本的面貌及流变,对经典文字校正和训诂阐释,对研究汉字形音义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至今仍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童子—壮夫论:扬雄赋家身份建构的得失评议

扬雄用喜好"雕虫篆刻"的"童子"拟喻喜好赋文学创作的人,其拟喻是对赋家身份的建构和价值评判。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认为童子的雕虫篆刻是费力甚多而实用性不强,故价值甚低的行为,扬雄用以拟喻赋文学创作,以表达他对赋文学价值的轻视和否定。汪荣宝的疏义对赋学界影响甚大。然而,汪荣宝对扬雄童子—壮夫论的释义在主要的方面并不正确,其释义对人们正确理解扬雄的童子—壮夫论产生了误导作用。本文认为,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应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中,童子对雕虫篆刻的喜好所导致的童子对文字书写之功利目的的远离,所生成的童子于文字书写中的游戏娱乐之心理必须给予重视,扬雄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他用经学式"壮夫"的极具价值否定了审美式"童子"的极无价值,用成圣的英雄观取代了大赋作家的英雄观,用为天下思想立法的宏大人生追求抹除了游戏式创作大赋的人生辉煌。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如此把赋家在汉代的特定身份和价值敞亮出来,为中国后来的赋家论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开启了用经学宰制赋文学的理论方向和道路,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其赋家身份的经学建构导致了赋家身份之文学本位的缺失。     

混用易误的中医常见字例析

汉字具有集形、音、义三者于一体的特性,其应用的复杂程度致使人们难以完全掌握汉语的用字规范。今参考4本考释书,对法藏敦煌中医药文献中发生误混误辨频次较多的5组汉字,从字形、读音、词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作出判断。     

论《西游记》神佛故事中的儒家伦常意识

《西游记》被注入了鲜明的伦常意识 ,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人之常情。就取经队伍本身而言 ,它是一种家庭伦理化组合 ,靠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孝道”维系着内部团结。同时 ,小说中的其他艺术形象也莫不秉承儒家伦理教义 ,即使是各类妖魔也大都讲究伦常 ,带有人情味     

孟子“做人”观念的日常伦理分析

“做人”是我国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重要日常伦理观念。孟子的“做人”观念是其“人道”思想在社会生活的伦理实践中提升出来的,大体上具有“以仁为本、以诚处世、积极有为、通达权变、躬身自省”五个方面的特点,充分体现出儒家在则天事人、积极进取中对于情与理的和谐的一贯追求以及仁爱和中庸精神。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地域文化与乡土叙事对象选择——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例

不同的地域造就不同的人文背景、地理环境等,这必然会对文学作品的风格产生影响。本文以长期关注的几位作家为例,对其创作文本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文学艺术都植根于地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地域文化不仅是乡土文学叙事的根基和文中人物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也是作者先天文化基因与文化认同感的自然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