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建构功能

世界卫生组织体系下的国际卫生法存在诸多缺陷,无法有效控制疫情,亟须时代性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渊源,主动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积极倡导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卫生法的法理建构确立了主体性和价值观。以其历时的发展逻辑为进路、共时的现实互动为框架,该理念在国际法实践中可发展出"共同安全、互利共赢、环境共建、和谐互助"的新型国际卫生法原则,进而在国际合作中建构全球卫生健康安全制度、全球卫生健康经济保障和互助制度、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和全球卫生合作制度,并沿着理念—价值—原则—规则的路径推动国际卫生法规范体系的建构。     

国际公害物品与国际减灾合作

本文通过解析国际公害物品这一概念,分析了国际公害物品的特性,并据此提出了当前国际社会合作治理国际公害物品所应遵循的一些原则。对国际公害物品的研究是国际社会处理突发性灾难事件的基础,也是国际社会更为有效地治理国际公害物品的前提和着力点。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性贡献(上)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主要表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外交原则的时代发展,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外交原则普遍化的先河,展示一个大国崛起的新模式,证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国家发展新理念;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新型外交关系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等理念;中国的国际新秩序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际秩序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秩序观的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秩序观中国化的创新.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性贡献(下)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主要表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外交原则的时代发展,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外交原则普遍化的先河,展示了一个大国崛起的新模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国家发展新理念;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新型外交关系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等理念;中国的国际新秩序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际秩序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秩序观的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秩序观中国化的创新.     

从国际合法性视角看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

国际合法性与社会共识有着密切联系,而社会共识又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因此,国际秩序存在的合法性程度与国际秩序的稳定直接有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否在有关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上形成基本共识,不仅涉及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而且事关国际秩序的稳定。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在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而且它们倡导的秩序理念和原则也将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秩序的转型。新兴大国的秩序理念既与历史上的国际秩序主导思维模式———均势理念不同,又与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倡导的民主、人权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理念明显不同。尽管目前各方都希望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未来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的原则和理念上形成某种共识。     

正义与国际正义——在国际政治领域构建正义原则

国际正义是罗尔斯晚年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随着国际政治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强,而具有普适性的"底线伦理"以及日益确立的共同价值理念,也为"国际社会"的发育成熟提供了条件,使得我们有可能将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推演开来,构建起国际正义的原则。     

解决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问题的国际法基础

国际河流治理的核心是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问题,各国需要在国际法基础上优先解决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问题,进而实现对国际河流的有效治理.尝试探析解决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问题的国际法基础.文章简述了国际水法与国际分水条约的现状,并结合国际水法具体条文与国际分水实践,分别论述了国际水法中的分水原则、分水原则的发展历程与发展趋势,以及在分水过程中所需要考虑的各项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水资源贡献量指标尝试考虑中国国际河流的分水问题.     

人权理念对国际法价值取向的人本化改造

人权理念对现代国际法价值取向进行着人本化的改造.现代国际法汲取人本主义的合理内核,回应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民主化的潮流,在基本理念、根本原则、具体规则及主要制度等各个层面发生了人本化取向的转变.承认人之尊严与价值、国际合作以尊重和保护人权,代表着国际法治进步的方向,是"人类一家"理想的最新实践.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人权机制分析-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例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当今全球议程中日显重要。当前的国际人权机制在许多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从人权的视角来探求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人权路径也反映出了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全球正义原则。国际人权规范的内化程度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国际人权机制的主要规范载体,《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而言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然而,由于国际人权机制的非强制性、健康权的模糊性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区别对待等原因,国际人权机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促进作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近十年来 ,在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下 ,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公司治理机制的国际协调和趋同。其结果是各国都在不断创新和完善公司治理的原则 ,以提高对国际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的吸引力。我国有企业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 ,必须在其改革过程中创新和完善治理结构 ,以增强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竞争力 ,从而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水平。     

从"合作"到"和谐":国际制度的作用趋向

国际制度和国际合作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命题。国际制度的特点内在地决定了它具有解决国际争端,协调国际关系,促成国际合作的积极作用。国际制度是指向人类未来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和现实选择。尽管在现实中,国际制度还表现出明显的不足。但是,这些不是否定国际制度作用的理由,而是为国际制度的完善指明了方向。国际社会经由国际制度实现合作进而达到和谐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     

国际政治关系中的"第二轨道"析论

"第二轨道"是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的一种特殊渠道,其突出特征是非官方性和有意识地影响官方决策。它凭借非官方的身份及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第二轨道"的兴起是当代国际政治演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既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国际政治关系的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也有着优化国际政治关系、增加信任、缓解危机、推动国际政治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三大经济组织的性质与作用

三大经济组织在建立时期 ,服从于美国及西方大国的利益需要 ,具有国际垄断组织的性质 ;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发展趋势的推动下 ,三大经济组织调节国际关系的作用日益突出 ,具有了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功能 ;正确认识三大经济组织的性质、作用及其变化 ,对中国正确制定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论国际法之“人类共同利益”原则

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全球化程度的逐渐加深,“人类共同利益”日益凸显。“人类共同利益”已在国际法各领域的条约中有所体现．且已具备强行法性质,符合构成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条件,应成为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我的“新国际人本主义的哲学观”

在以往的研究中,作者不厌其烦地申明,马克思的哲学学说不是"唯物主义"哲学,而是一种"新人本主义"哲学,是马克思自谓的"实践的人道主义"或"完成了的自然·人道主义".时下,作者仍坚持这一观点,并进一步内化为其"以人为本"的"国际人道主义"哲学观.作者还对同仁的批评作了回复.     

中国纺织品服装“走出去”策略研究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相对单一,主要以直接出口和OEM方式。在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区域贸易增加,欧美市场对中国产品重新设限的新贸易形势下,中国纺织品服装走出去应选择多种途径。     

国际新秩序之建构与国际法学体系之重构

立足于法理学上的部门法划分标准以及新近提出的国际民商新秩序概念,统一实体法在国际法学体系中宜归入国际私法学范畴。现存国际法学体系的构成受到挑战。国际公法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服务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国际经济法主要调整国家因为调节国际经济生活而产生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目标;国际私法以国际民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以建立国际民商新秩序为终极追求。     

论艾滋病防治中的国际合作——以中国防治艾滋病为例的分析

艾滋病的泛滥和蔓延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性问题。以联合国为主导,各主权国家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初步形成了国际合作机制:建立全球性艾滋病防控监测机制、发展国际综合防治体制、援助发展中国家、明确国际共同规则与共同行动。随着防治艾滋病国际合作中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律地位的确立,地区性合作与全球性合作、非政府间合作与政府间合作相互渗透,国际合作中人权保护的新发展,使国际法上的国际合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得以创新和超越。     

透析假“绿色”之名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从实践和法律角度对绿色壁垒定位,认为绿色壁垒即是新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一种特定行为规则。在国际秩序既定游戏规则下,要跨越绿色壁垒滥用对本国造成的不利,首先要读懂规则,依规则行事;其次要抓住规则体系中导致权利被滥用的法律空隙,利用规则应对冲突和维护国家权益;还要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基础上完善国内立法,积极参与国际谈判,抵制假“绿色”之名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寻求国际秩序与国家主权的平衡。     

论“一带一路”国际航天合作法律问题

国际航天合作对在“一带一路”区域实现信息的互通互联必不可少,因而对该倡议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相关政策,卫星应用、尤其是通过卫星应用建立“空间信息走廊”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进行国际航天合作的核心领域。“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国家众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不一,法律完善程度和各类具体制度差异甚大,航天发展水平和需求也参差不齐。在此背景下,国际技术转让、相关权益的分配及保护、卫星应用的相关法律规制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应采取“双管齐下”的规制路径,在国际层面,一方面利用既存资源促成国际合作,另一方面采用软法以及条约的形式搭建新的合作框架;在国内层面,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全方面完善相关立法,以达到逐渐实现航天活动透明化,乃至促进国际合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