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派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两种制度理论

英国学派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国际关系中两个学术传统与研究风格迥异的理论流派,虽然两者在国际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行为体、国际秩序及国际制度等问题的认识上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在有关国际体系的本质的认识、涉及的制度类型以及对国际制度的形成和作用所作的解释等方面仍然存在重大的差别.有些学者把英国学派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混同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只看到了两者的共同点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差异.英国学派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国际制度研究问题上的不同,既与英美学界对社会科学的解释以及两国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解不同有一定关系,也与两国学者不同的学术传统和环境分不开,更重要的是由英美战后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和面临的问题不同所致.     

英国学派中的基本制度概念与国际社会观念的关联：共识与争鸣

基本制度概念是国际社会理论的基石，也是英国学派有别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重视英国学派的制度概念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机制理论的比较研究，而相对忽视该学派学者在基本制度概念上的认识差异及其与国际社会观念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英国学派学者在基本制度概念的理解上虽然存有一些共识，如基本制度包括宪政性制度和共处制度两个层次，主权是国际社会的宪政性制度，外交和国际法等共处制度是从主权原则中派生出来的；但同时，他们在基本制度如何构成以及怎样互动的认识上，尤其是在主权与人权关系的认识上存在明显分歧，而这些分歧是导致他们在国际社会的认识上存在多元主义、社会连带主义等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原因。英国学派学者关于基本制度概念及其与国际社会观念之间关系的争论，对当今国际社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吉田茂“富国轻兵”论探析

吉田茂“富国轻兵”论探析章前明吉田茂是当代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战后曾先后五次组阁，担任首相兼外相，是公认的战后日本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在他执政的七年时间里，他提出的“富国轻兵”思想及其制定和推行的发展路线，对其后日本的内外政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     

1928年苏联粮食收购危机的直接原因──兼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

本文通过对１９２８年初苏联粮食收购危机的直接原因的剖析，以此来说明那种把粮食收购危机作为苏联必须立即开展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证明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作者认为，斯大林关于农业集体化的问题的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粮食收购危机的错误理解和分析基础上的。当年苏联粮食收购危机的出现，是诸多因素造成的，富农的破坏、小农经济商品率太低，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直接造成当时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主要原因是联共（布）中央１９２６年以来所执行的某些经济政策失当。它片面强调工业化的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人为地拉大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等等，直接促成了粮食收购的困难。     

斯大林急于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原因新探

斯大林急于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原因新探章前明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苏联农村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这场运动曾对苏联社会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它直接促成了新经济政策的终止和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而且对以后苏联农业的发展带来十分消极...     

中国视阈中的公正合理国际秩序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是目前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厘清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及对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理解,对全面认识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有着重要意义。从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来看,中国视阈中的公正合理国际秩序,本质上是由主权国家、多元文明观、多极化、多边主义和新安全观等要素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主权国家平等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基础,承认文明多样性是尊重各国主权平等的逻辑结果。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必须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同时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采取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政策,即在继承现行国际秩序的某些规则的基础上,推动对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的改革。中国既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维护者,又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改革者、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     

英国学派与新现实主义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对英国学派与新现实主义的比较分析,指出尽管英国学派在国际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和均势等问题的认识上与新现实主义有一些共同之处,但双方在无政府状态假设、规范和制度、以及方法论三个方面的认识上,存在十分重大的分歧。本文认为,英国学派采取方法论和本体论的多元主义立场,是导致许多学者难以分清英国学派与新现实主义之间差异的重要原因,而一些学者误把英国学派归入现实主义范式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理解英国学派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多元主义特点。     

国际合法性与大国责任的变化

国际社会是由变化着的合法性原则构成的,而合法性的核心原则涉及国际社会合法成员和合适行为愿意受约束的责任问题。这种受约束的义务来自于国家的成员地位。除了成员国的一般责任外,国际社会还存在着只有少数几个大国才能承担的特殊责任。特殊责任的分配往往涉及其他国家的认可,这种认可赋予了大国角色以合法性,并使其享有一定范围的特权和责任。同时,特殊责任的分配也是一种独特的合法性实践,它大致是围绕各国主权平等和大国特权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虽然特殊责任的分配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但它基本上按照合法性原则的要求确定。大国特殊责任的分配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平等原则与物质力量分配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以更好地维持国际秩序的有序运行。     

从国际合法性视角看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

国际合法性与社会共识有着密切联系,而社会共识又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因此,国际秩序存在的合法性程度与国际秩序的稳定直接有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否在有关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上形成基本共识,不仅涉及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而且事关国际秩序的稳定。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在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而且它们倡导的秩序理念和原则也将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秩序的转型。新兴大国的秩序理念既与历史上的国际秩序主导思维模式———均势理念不同,又与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倡导的民主、人权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理念明显不同。尽管目前各方都希望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未来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的原则和理念上形成某种共识。     

布尔的国际社会思想

本文探讨了布尔国际社会概念的本质、内涵和他研究国际社会方法的特点,指出这种强调共同规则和制度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研究方法,与侧重于国家权力或国际体系结构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不同,它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布尔对国际社会概念的主要因素、本质和方法的系统阐述,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但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