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法性与大国责任的变化

国际社会是由变化着的合法性原则构成的,而合法性的核心原则涉及国际社会合法成员和合适行为愿意受约束的责任问题。这种受约束的义务来自于国家的成员地位。除了成员国的一般责任外,国际社会还存在着只有少数几个大国才能承担的特殊责任。特殊责任的分配往往涉及其他国家的认可,这种认可赋予了大国角色以合法性,并使其享有一定范围的特权和责任。同时,特殊责任的分配也是一种独特的合法性实践,它大致是围绕各国主权平等和大国特权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虽然特殊责任的分配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但它基本上按照合法性原则的要求确定。大国特殊责任的分配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平等原则与物质力量分配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以更好地维持国际秩序的有序运行。     

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合法性与秩序

权力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仅受到行为体之间物质资源分配的制约,而且也受到行为体所处的社会和物质生活环境的重大制约,更重要的是它受到合法性政治的制约。合法性政治对现代国际秩序的性质和发展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合法性政治塑造了现代国际秩序的轮廓,这种秩序最明显的特征是主权的全球化。第二种方式涉及特殊责任的界定和分配在处理全球挑战中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国际秩序是通过特定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特殊责任分配来获得的,但由于这些特殊责任分配制度或多或少地会在主权国家之间构成一定的等级秩序,因此,它们将面临那些没有享受特殊责任的国家的挑战,或者是那些认为享有特殊责任的行为体没有履行好自己义务的行为体的挑战。     

基辛格的国际秩序观

基辛格不仅是２０世纪极富盛名的外交政治家,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一书中考察了维也纳体系的形成过程,提出了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理论模型,他认为合法性与均势的结合是稳定国际秩序的根本条件。他在其后的著述中发展并完善了这一基本理论命题。对基辛格国际秩序观的分析对于理解其外交思想及其当政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论全人类共同利益原则及其国际作用

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理念和原则在国际立法中已有所反映和体现,它应该成为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甚至是基本原则,以指导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强化,推进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其深化发展需要国际社会新型国际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     

政治合法性与国际稳定

本文实质上以理性选择为理论出发点 ,从国际关系中权力的要素、属性和类型入手 ,论述了国际关系中权力合法性关系的基础与作用。认为在合法性关系与共识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 ,国家追求合法性关系就会促进共识 ,从而实现相应的稳定。但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有资格促进这种稳定 ,本文以美国为例 ,分析了霸权国国际行为。认为霸权国国际行为目的是降低自己的国际行为成本 ,增加收益 ,维护霸权地位 ,这就需要霸权国在国际社会中实现最大程度的权力合法性关系。在追求这种合法性关系中 ,霸权国所导致的稳定是局部的     

对国际人权理论中几个重要问题的看法

人权概念的逻辑学定义应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处境,在道义和法律准则范围内,已经和应当享有的物质和精神权益。国际人权理论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就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而言,我们应当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同时必须承认人权所具有的特殊性;在处理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的关系问题上,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以能否抑恶扬善来作为衡量一种社会及其司法制度优劣的基本尺度;对于民族权利的两种法理界定,应从对稳定国际秩序更具普遍指导意义的角度,从国际法上区分民族权利中两种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在对战争与人权问题的认识上,由于战争的起因和性质不同,我们不能笼统地将战争定义为侵犯人权;虽然国际社会对人权与主权关系的争论反映出人权与主权的矛盾,但由于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是在主权国家之间开展的,否定主权原则就无法形成人权的国际公约和国际保护。     

国家管辖权与国际制度的治理缺陷——对土耳其越境军事行动的国际法思考

冷战后,以主权为基本原则所建构的国际秩序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和挑战。在土耳其越境军事行动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制度安排与主权国家的需求之间存在着不协调性。一方面,作为主权国家的土耳其越境军事行动缺乏国际法上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国际反恐怖主义制度安排在合理性上的缺陷既阻碍着有效的国际合作,又使得国家在行使国内管辖权时面临着一些困难。在治理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上,应推进和完善相应的国际合作机制,避免单一国家采取挑战甚至破坏国际法制度的武力行动。     

全球化视野下国际诚信秩序的解构与重建

全球化从内涵上体现为一种全球秩序,表现为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秉承自由、平等原则而开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与国际诚信旧秩序并行不悖,客观上呼唤一种融公共性、包容性、多元性、积极信任等特征为一体的新秩序。国际诚信新秩序的重建,需要从秩序理念、秩序网络、秩序内容、秩序维护平台等多方面予以努力。     

论英国学派的国际秩序观——兼与天下体系理论的秩序观比较

在有关国际秩序的理论探讨中,英国学派的研究路径与基本观点具有鲜明特色和重要学理价值。尽管其间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和由历史主义研究方法所导致的缺陷,但它对国际秩序的概念界定、对秩序维持机制的探讨等,拓展并深化了人们对于国际秩序的理解。与英国学派的国际秩序观存在根本差异的天下体系理论的秩序观,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者的缺陷,为理解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路径。     

国际秩序变迁中的中美亚太战略选择

秩序（order）指“促进某些特定目标或价值的社会生活安排。”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是指在“维护国家社会（society of states）或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基本或主要目标的活动模式（pattern）。”这个目标包括维持国际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秩序权力结构正不断发生变化,中国崛起是催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亚太地区政治秩序总体上呈稳定发展趋势,但依然存在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的不定因素,如朝核问题、台湾问题、恐怖主义袭击活动等。中国崛起不可避免地冲击美国霸权主导下的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秩序,未来中美能否共同构建抑制地区冲突的有效机制决定亚太安全的可持续性。中关亚太战略可能会出现从维持现状到谈判对话、大国共治、再到权力转变的选择。     

论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一个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分析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对国际制度和规范遵守包含两个内在动力：理性选择动力和社会建构动力。因此，国际制度中的合法性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一般而言，国家对合法性的第一层面的追求比较明显，但是对价值合法性的追求则比较隐晦和困难。然而，第二层含义是权力合法性的本质所在，对其无视甚至践踏会引起其他行为体的不满。文章的目的就是利用国际领域中的合法性和国际制度理论，分析2003年对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合法性和国际声誉的丧失问题。其本质原因是美国追求和使用国际制度中的工具合法性，而忽视或者违背其价值合法性。     

国际秩序转型视域下中国的角色转换

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秩序转型中的角色定位引人关注。随着持续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对外态度更加开放积极,中国的角色身份正从国际秩序的边缘型参与者向引导型管理者转换。履行新的角色责任,中国应以构建多中心合作治理秩序为目标,树立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包容共生理念,编织多层次合作伙伴网络,共同重塑全球治理结构的平衡性,增强全球治理规范的合理性,提高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丰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努力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正义的实现。不过,中国的新角色能否获得国际合法性认同,仍然受到诸多内外变量的限制。     

英国学派中的基本制度概念与国际社会观念的关联：共识与争鸣

基本制度概念是国际社会理论的基石，也是英国学派有别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重视英国学派的制度概念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机制理论的比较研究，而相对忽视该学派学者在基本制度概念上的认识差异及其与国际社会观念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英国学派学者在基本制度概念的理解上虽然存有一些共识，如基本制度包括宪政性制度和共处制度两个层次，主权是国际社会的宪政性制度，外交和国际法等共处制度是从主权原则中派生出来的；但同时，他们在基本制度如何构成以及怎样互动的认识上，尤其是在主权与人权关系的认识上存在明显分歧，而这些分歧是导致他们在国际社会的认识上存在多元主义、社会连带主义等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原因。英国学派学者关于基本制度概念及其与国际社会观念之间关系的争论，对当今国际社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与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有关的几个基本问题——基于全球化、全球治理的视角

全球治理的提出源于全球化的推动,而全球治理的提出及实践则使国际行政法的产生、形成成为可能。具体而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国际行政法产生的两个现实驱动因素。国际行政法的产生路径可总结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路径。国际行政法具有区别于国内行政法的若干明显特征,国际层面相比国内层面的很多特殊性也使得国际行政法的体系化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这些问题虽然不能忽视,但它们也并非不可克服。虽然国际行政法不如国内行政法成熟,但是如能改进合法性,便能够将超国家机构的全球治理职能发挥得更好。全球治理语境下国际行政法体系的产生、形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国际社会与中国： 规范的权力和权力的规范

权力、合法性和责任这些概念只有在国际社会的框架中才能得到准确理解。这种国际社会研究方法强调规范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是规范和物质权力互动的过程。责任既非权力的规范,也非规范的权力,而是两者的结合。责任分担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权力形式,它可以理解为一种独特的合法性实践。这个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中国崛起。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是围绕责任概念产生的。这种责任概念的内容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中相互塑造的,而不是任何一方单方面决定的。规范的权力限制的不是中国崛起,而是它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制定规范的潜力。同时,从长期来看,权力的规范也同样有可能挑战现有国际规范秩序。可以预期,中国和国际社会能够在这一过程中相互塑造,且中国有能力成为国际规范的制定者。     

一个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合法性分析——以2003年美伊战争为例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对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遵守包含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两种动力,这使得国家对国际制度与国际法的支持具有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两方面的含义。国家对工具合法性的追求比较简单明了,但是对价值合法性的遵守层次较高,其观察和分析也较为隐晦。然而,价值合法性是国际制度与国际法的本质所在,也是达成国家权力合法性形象的重要途径,对其无视甚至践踏会引起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不满。本文的目的就是利用国际法意识形态理论和国际制度理论,分析2003年对伊战争后美国权力合法性和国际声誉的丧失问题。本文认为其本质原因是美国追求和使用国际制度中的工具合法性,而忽视和违背价值合法性的结果。     

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制进步——以一名美国律师的记录为视角

会审公廨是设立在租界内的中国司法机构，经历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其发展演变呈现出与时代的不同步，在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内糅合了西方法律因素并最终对整个法治进程产生影响。虽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方便西方列强在华攫取利益和维护租界中的秩序，但通过一名美国律师的简短记录，我们可以窥斑见豹，再次从法理学角度认真思考该机构对我国法制进步的客观影响与积极意义。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是国际社会中一系列规范与预期的汇集,它所体现的一整套原则、规则和决策程序使无序社会的有序化成为可能,并降低了国际合作成本,增加了交往的信赖度.当今的全球化为国际机制的发展开拓了新空间,同时也对其规范化与制度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