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合法性与秩序

权力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仅受到行为体之间物质资源分配的制约,而且也受到行为体所处的社会和物质生活环境的重大制约,更重要的是它受到合法性政治的制约。合法性政治对现代国际秩序的性质和发展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合法性政治塑造了现代国际秩序的轮廓,这种秩序最明显的特征是主权的全球化。第二种方式涉及特殊责任的界定和分配在处理全球挑战中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国际秩序是通过特定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特殊责任分配来获得的,但由于这些特殊责任分配制度或多或少地会在主权国家之间构成一定的等级秩序,因此,它们将面临那些没有享受特殊责任的国家的挑战,或者是那些认为享有特殊责任的行为体没有履行好自己义务的行为体的挑战。     

从国际合法性视角看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

国际合法性与社会共识有着密切联系,而社会共识又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因此,国际秩序存在的合法性程度与国际秩序的稳定直接有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否在有关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上形成基本共识,不仅涉及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而且事关国际秩序的稳定。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在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而且它们倡导的秩序理念和原则也将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秩序的转型。新兴大国的秩序理念既与历史上的国际秩序主导思维模式———均势理念不同,又与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倡导的民主、人权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理念明显不同。尽管目前各方都希望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未来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的原则和理念上形成某种共识。     

论国际社会提供保护责任的协助与补充属性

主权不仅是国家所拥有的控制、支配手段,同时也是一种保护其人民的责任。如果国家不愿或不能履行保护责任,国际社会就应该提供保护。保护责任机制包含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主权国家承担的是首要的和主导性的责任,而国际社会承担的则是补充和从属性责任。强大而运用正当的主权权能是国家履行保护责任的手段与保障,国际社会在主权权能缺失时应当提供必要的补充保护,但最终应实现目标国的权能培养与提升。主权是国际社会里一种特殊的自我演化的身份秩序安排,国际社会应按照补充原则来提供保护,这样才能充分尊重和维护目标国的主权身份。国际社会在苏丹达尔富尔的保护实践验证了从属、补充原则的恰当合理。     

国家管辖权与国际制度的治理缺陷——对土耳其越境军事行动的国际法思考

冷战后,以主权为基本原则所建构的国际秩序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和挑战。在土耳其越境军事行动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制度安排与主权国家的需求之间存在着不协调性。一方面,作为主权国家的土耳其越境军事行动缺乏国际法上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国际反恐怖主义制度安排在合理性上的缺陷既阻碍着有效的国际合作,又使得国家在行使国内管辖权时面临着一些困难。在治理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上,应推进和完善相应的国际合作机制,避免单一国家采取挑战甚至破坏国际法制度的武力行动。     

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环境关系领域的适用

由于环境保护的特殊性,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原则与全球环境保护的需要存在矛盾之处,其在国际环境关系领域的适用导致了一项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产生。由《斯德哥尔摩宣言》原则二十一宣布的主权适用原则,体现了国际法在国际环境关系领域的新发展。它包括了权利和责任两个基本内容,具有三重涵义:一是确认主权原则在国际环境关系领域的适用,二是维持国与国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三是谋求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协调。     

南海岛礁主权争端解决路径探析

南海岛礁主权争端涉及多方利益,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也涉及周边国家政治与经济利益,甚至牵涉到各大国之间的主导权之争,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最复杂的海疆争端之一。解决南海岛礁主权争端问题需遵循国际关系法治化原则、衡平原则及时际法原则。在坚持“主权在我”的前提下,以合作共赢为基础,可通过谈判与协商、斡旋与调停、调查与调解等外交途径,联合经营模式等共同开发途径,以及国际法院、国际仲裁程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殊规定等司法途径,来解决南海岛礁主权争端,维护中国的合法利益与南海的和平稳定。     

国家税收主权在国际税收专约中的价值之维

国际税收专约是有关避免国际重复征税以及开展税务合作的国际条约。它以协调缔约国间的税收权益分配为目的，并捍卫国家税收主权和维护跨国纳税人合法权益。国家税收主权是国家经济主权的表现，而国家经济主权归属于国家主权。国家税收主权在税收专约中体现在很多方面。国家税收主权的价值蕴含政治价值和法律价值。随着国际税收体系的发展，国家税收主权的价值功用日益突出。     

现代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观念——从基督教国际社会到当代全球国际社会

国家间的共同价值观念是国际社会得以生成和存在的关键 ,也是国际法理和伦理规范及其运行的基础。就大致从 16世纪开始的现代而言 ,国际共同价值观念的流行或认同范围经历了两番大变 ,即从基督教国际社会演变为欧洲国际社会 ,再演变为 2 0世纪的全球国际社会。基督教国际社会内国际共同价值观念以自然法为本原 ,体现普泛的中世纪伦理残余 ,在承认新兴的国家主权的同时倾向于限制主权和国际冲突 ;欧洲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念则以国家的国际实践及其构成的国家间共同同意为唯一准绳 ,确定国家权利的至高无上和国际规范的非伦理性 ,并以所谓“文明标准”体现其绝对的排他性和支配非西方世界的自设权利。主要由于几大新力量 (包括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美苏两大非欧强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若干运动 )的作用 ,国际共同价值观念随 2 0世纪全球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再次大变 :其流行或认同范围急剧扩展 ,西方“文明标准”至少在形式上被消除殆尽 ;普遍道德原则成为国家的国际实践之外至关重要的国际共同价值观念来源 ,并以变迁 (实现公正或正义方向上的变迁 )优先于稳定为首要特点 ;国家间平等、种族和民族间平等以及国家间分配正义、个人正义和世界正义构成国际共同价值观念的根本内容 ,尽管后三个方面的国际     

国际社会与中国： 规范的权力和权力的规范

权力、合法性和责任这些概念只有在国际社会的框架中才能得到准确理解。这种国际社会研究方法强调规范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是规范和物质权力互动的过程。责任既非权力的规范,也非规范的权力,而是两者的结合。责任分担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权力形式,它可以理解为一种独特的合法性实践。这个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中国崛起。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是围绕责任概念产生的。这种责任概念的内容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中相互塑造的,而不是任何一方单方面决定的。规范的权力限制的不是中国崛起,而是它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制定规范的潜力。同时,从长期来看,权力的规范也同样有可能挑战现有国际规范秩序。可以预期,中国和国际社会能够在这一过程中相互塑造,且中国有能力成为国际规范的制定者。     

全球化秩序论

现存的国际旧秩序阻碍了全球化进程的健康发展。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将催生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新秩序 ,应遵循共同发展、国家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多样性等原则 ;应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的核心作用并改革联合国和当今世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国际新秩序的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方面     

国家主权平等与“领袖型国家”的正当性

如果正确理解国家现象与国家平等,就可看出国家主权平等有最高限度、最低限度,以及从最低限度到最高限度的连续统。我们有义务在为差别作公允辩护的同时捍卫平等的最低限度并促进更大的平等。一个国家在已遵守主权平等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下,(1)依差别论衡量设法正当地取得了一个特权或强势地位,不过是一个强势国家;(2)正当地成为一个强势国家,且取得了大国地位,并尊重国际体系的价值,以及真正成功地担负起对国际体系所负之重大责任,不过是一个伟大国家;(3)尊重国际体系的价值,且真正成功地担负起对国际体系所负之重大责任,不仅素来都在诚信地甚至是模范地遵守现存合法规则,而更重要的是,已帮助规划或提炼出一个合适的国际体系远景,并努力将之构建起来,以使人类繁荣得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就是一个领袖型国家。     

正确认识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八大关系

冷战结束后,以下八大关系将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影响和制约着国际政治的发展与变化.它们是和平与发展的关系;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大国关系;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的关系;民族问题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美国称霸与大国反霸的关系;环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     

现实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大国责任

在环境气候恶化、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大国努力合作承担国际责任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然而关于什么是大国责任以及如何履行大国责任的问题却并未取得一致。从新近衍生的现实建构主义的视角看,大国责任应被理解为共有观念与特定权力结构的共同产物。而有效履行大国责任,则需要摆脱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偏见,以折中的(现实建构主义的)态度来面对和解决。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探析

中国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恢复行使主权以后,其作为一个非主权地方性实体,在“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的指导下,根据国际条约和基本法的授权,可以享受某些国际法权利,承担一定程度的国际法义务,因而可以将香港特区看成是一个特殊的国际法主体。     

中国视阈中的公正合理国际秩序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是目前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厘清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及对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理解,对全面认识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有着重要意义。从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来看,中国视阈中的公正合理国际秩序,本质上是由主权国家、多元文明观、多极化、多边主义和新安全观等要素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主权国家平等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基础,承认文明多样性是尊重各国主权平等的逻辑结果。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必须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同时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采取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政策,即在继承现行国际秩序的某些规则的基础上,推动对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的改革。中国既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维护者,又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改革者、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     

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障碍及实现途径

如同“人生来本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世界政治中的主权国家也十分珍视国家“生来自由平等”,近400年的国际关系史,就是各主权国家追求主权平等,独立自主的历史。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加速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的步伐,但其进一步发展仍面临许多障碍。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含义、发展历程这一角度出发,分析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阻碍因素,论述了几种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途径选择。     

法国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立法动向及意义——以《卡特拉草案》为出发点

法国债法改革正在进行当中,由专家起草的《卡特拉草案》拟将“合同责任”概念引入到《法国民法典》的建议得到了议会专门评估组的认可.该评估组否认了该草案提出的在“民事责任”一般规定的框架下分述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二合一、先总后分”的立法体例,但是该评估组支持了该专家草案坚持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法条竞合为原则、允许个别例外的立法建议.议会评估组的意见预示着法国民事责任规则的立法动向,并具有比较法上的研究价值.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与空间碎片减缓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国际环境法领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空间碎片减缓领域,适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具体而言,在空间碎片减缓问题上,适用这一原则包括各国均负有减缓空间碎片的共同义务,应为各国设定必须遵循的最低减缓标准,应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实行差别待遇,航天大国应在资金和技术上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必要支持几方面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