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国际定位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为了建立和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倡导者,维护者,而不是威胁者。中国是推动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参与者,是创建公正合理的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规则的改革者和建设者,发挥着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选择性退出、多边间竞争与特朗普的反制度化国际战略

特朗普改变前任对国际制度的承诺和支持,在国际政治中执行了一种反制度化的国际战略。特朗普的反制度化国际战略由指导原则、主要目标和执行措施构成,是“美国优先”国家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反制度化战略以选择性退出主义和竞争性多边主义为基本原则,通过国际制度内的抗议、退约、机制转移及新建国际制度等多重措施,试图把国际制度作为继续维持霸权地位的工具。反制度化国际战略具有历史延续性和当前特殊性相结合的特征,反映了美国的霸凌主义和单边主义。美国自认是自由国际秩序的牺牲品,力图改变现行国际制度体系;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恐慌和美国的地位焦虑,加速了美国终结其接触与融入的国际制度战略;而特朗普本人对国际制度持质疑态度,执意实施反制度化国际战略。特朗普反制度化战略引发多边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了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体系。不过,这一战略无法阻止多边主义和多边制度的发展演进。反制度化战略能否成功实现,取决于目标、能力与执行的匹配度及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论新中国多边外交的历史演进与现实选择

所谓“多边外交”,一般是指通过国际组织、国际会议进行的外交活动和国际合作。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多边外交在国际关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是逐渐深入的,中国的多边外交战略是随着认识的深入而不断调整的。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和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必须积极地参加多边外交活动。首先要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其次,要实行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要发挥中国在联合国等全球性国际组织中的积极作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要发挥中国在区域性国际组织中的积极作用,推进地区性多边外交的发展;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并将此作为中国多边外交的基本立足点;要积极发展同世界其他大国间的多边合作,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和角色作用

当今时代,大国政治博弈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价值日益凸显。地位和角色的转变赋予了“全球南方”独特的理论价值,其逐渐超越传统以经济属性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成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国际政治新概念,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角和路径。全球南方国家均非美西方盟友的核心成员,未处于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具有相似的国际境遇、利益诉求、发展任务和政治主张。在国际秩序重构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主张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宗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平等共治、合作共赢。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迫切要求,主张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公平贸易,通过改革与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应对挑战,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南南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能为完善现行国际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秩序转型——基于国际制度视角的分析

国际秩序构建是国际政治中最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议题。其中,国际秩序是以制度、规则与组织为基础的秩序,通过制度协调可以推动和规范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因此,通过国际制度的视角能够分析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和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现有国际制度秩序正处于混合制度并存的复合国际秩序阶段,既有西方主导的自由制度秩序,也有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国际制度秩序,还有正在形成中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制度实践的国际秩序。中国与国际制度秩序正处于深刻的转型过渡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勾勒出的未来国际秩序的蓝图与愿景,是中国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远景指南。当前,国际制度秩序已经开始从基于西式规则的自由制度秩序向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多边制度秩序转变。国际社会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共同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秩序。     

国际贸易摩擦与多边管理贸易

随着国际经济联系的加强,国际贸易摩擦也日渐增多。产生各种类型的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和贸易利益的变化。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促使各国致力于消除贸易摩擦,多边管理贸易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是目前缓和贸易摩擦的主要途径,但更重要的是由此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两种国际新秩序观的斗争

国际秩序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综观90年代以来各国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构想,真正有代表性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新秩序观”。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另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反映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的观点。美国鼓吹的是以美国为领导,以西方富国俱乐部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国际旧秩序的不公正待遇。为此,中国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中国政府主张,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它的实质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国际剥削。     

寻求文明与富强:杨度的现代中国想象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肇端于西力东侵的民族危机,故中国问题始终不离"中西古今"四字。清末改革者的西方观和西方想象,构成了其现代化方案的蓝本。杨度的金铁主义揭示了双面西方的本质:文明与帝国的两面神。一面是自由民主的文明的国家秩序,一面是弱肉强食的野蛮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西方是一个内部公理与外部强权的二元世界。古老中国的"天下"体系遇到西方殖民秩序的挑战,现代世界是经济与军事竞争的民族国家的世界,无富国强兵则国无以自存。而现代文明又以自由民主与工业化为基础,它是由专制而立宪、由农业而工业大转型的产物。金铁主义全面回应了西方文明的挑战:内政实行自由主义的宪政转型,顺应世界现代化的文明潮流;外交以富国强兵而提升国力,争存于强权主义的野蛮世界。杨度的金铁主义熔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于一炉,其西方观代表了清末立宪派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和现代世界的深刻认识。     

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与前瞻

全球治理理念滞后是全球治理失灵的根源之一,过去"一元主义治理观、工具理性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为主导"造成了全球治理的困境。新时代中国以多元治理、关系协调、互补共进等思维方式不断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拓展全球治理的内涵;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增强全球治理的宗旨意识;树立"共赢共享"理念,坚持全球治理的责任原则;树立"聚同化异"理念,积极探索国家间矛盾化解方式;树立"民心相通"理念,塑造全球治理"情感"路径。理念创新推动中国在全球治理发展中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方向,推动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努力建设平等公正的全球治理秩序,培育开放包容的主权国家发展思维,展现契合于新时代的全球治理特征。     

刍议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重构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对国际经济旧秩序进行改革与完善势在必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共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以逐步推动建立公正、公平、健康、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CPTPP数字贸易规则及影响——基于和RCEP的对比分析

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能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带来机遇,也能从规则层面促进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贸治理,聚焦于数字贸易领域,基于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比CPTPP和RCEP的数字贸易条款,分析CPTPP数字贸易规则带来的影响及对中国的启示。研究认为,CPTPP提出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源代码、关于接入和使用互联网开展电子商务的原则以及互联网互通费用分摊等RCEP并未涉及的独有条款,规则范围更大,同时CPTPP的数字贸易规则中强制性要求更多,例外情形较少,对缔约方的要求相对较高,规则标准更高。研究还认为,对接CPTPP的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有助于降低数字企业的贸易成本和市场准入门槛,为数字企业提供良性竞争环境,促进中国数字贸易保持高质量发展; 有助于提振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信心,推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提升中国参与数字贸易全球治理的能力; 有助于国内相关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中国的制度型开放水平,推动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研究表明,中国作为数字贸易大国,应抓紧RCEP落地实施的机遇补齐短板,推进国内标准与CPTPP规则有序融合,并通过加快DEPA谈判进一步推动亚太地区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合作。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历史经验、现实约束和战略选择

随着全球价值链重构加速,各国相继出台竞争性产业政策,以推进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位势攀升。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过程中,虽有大国赶超的历史经验,但全球化纵深发展催生出不同于以往的现实约束,亟待思考破局之道。基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历史实践,通过文本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研析当前治理环境的约束特征并提出战略选择。研究发现,直接参与工业现代化进程、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专攻全球价值链特定环节和对标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有助于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但全球价值链科技藩篱高筑、纵向分工萎缩而横向竞争加剧、协调机制失衡和缺乏治理共识等现实约束阻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进程。研究表明,中国亟待加强国际科技创新治理、聚焦价值链重点产业治理、统筹国内外平衡治理和深化区域合作协同治理。     

议题设定和全球治理——危机中的价值观碰撞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全球治理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现象。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主要方式,全球治理在国际体系的重构和国际格局的变革中扮演着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关键角色。本文从全球问题和议题设定的互动关系入手,梳理全球治理理论中的价值观和模式转变,为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思考。     

DEPA数据安全规则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和CPTPP/USMCA/RCEP的比对

构建数据安全规则是推进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重要关切,中国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后,需要在RTAs框架下,基于数据安全视角对DEPA 进行规则解析。采用自然语言识别法梳理DEPA数据安全规则体系,针对数据安全核心议题——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个人信息保护等,结合“特定规则”和“一般性规则”分析,通过文本比较评析DEPA和CPTTP、USMCA、RCEP等既有协定在这些议题上的覆盖范围、承诺深度的趋同和分歧。研究认为,DEPA针对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所构建的规则,在推动数据流动自由化和保留自主监管空间两方面都处于中游水平; DEPA的个人信息保护覆盖范围比较广泛,特别强调数据保护可信任标志的使用。中国申请加入DEPA能够推动中国和DEPA在数据流动等议题上进一步确定和磋商,推进中国参与国际层面规则构建的进程、完善国内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制,对中国申请加入CPTPP乃至其他RTAs协议的谈判都有积极作用,能够提高中国在数字贸易治理中的国际影响力。     

国家主权平等与“领袖型国家”的正当性

如果正确理解国家现象与国家平等,就可看出国家主权平等有最高限度、最低限度,以及从最低限度到最高限度的连续统。我们有义务在为差别作公允辩护的同时捍卫平等的最低限度并促进更大的平等。一个国家在已遵守主权平等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下,(1)依差别论衡量设法正当地取得了一个特权或强势地位,不过是一个强势国家;(2)正当地成为一个强势国家,且取得了大国地位,并尊重国际体系的价值,以及真正成功地担负起对国际体系所负之重大责任,不过是一个伟大国家;(3)尊重国际体系的价值,且真正成功地担负起对国际体系所负之重大责任,不仅素来都在诚信地甚至是模范地遵守现存合法规则,而更重要的是,已帮助规划或提炼出一个合适的国际体系远景,并努力将之构建起来,以使人类繁荣得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就是一个领袖型国家。     

RCEP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困境、机遇与路径

为识别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面临的挑战,探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带来的机遇,对中国借力RCEP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路径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既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机制建设滞后,个别国家蓄意设置治理障碍,逆全球化浪潮削弱了改革共识; RCEP能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带来新的契机,有助于重构合理高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消弭单边和霸权主义障碍,弥合全球多边政治互信; 中国亟需紧抓RCEP签署的机遇,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凝聚区域经贸合作伙伴力量妥善处理中美竞合新关系,积极探索全球投资贸易治理机制创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RCEP框架良好对接,守护多边主义,巩固政治互信。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治理结构研究

目前公司治理已经成为国内外热点研究领域。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一场公司治理的革命。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依据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公司治理状况和存在问题,并提出完善国有公司治理机制的对策。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发展与共享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新中国制度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浙江省实践、湖州市实践、织里基层实践,展现了中国治理的时代价值。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正确、有效、成功的。中国治理蕴含的制度价值保障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中国治理能够为后发国家提供“非西方化的现代化”建设经验,推动和支持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方案,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借鉴,具有世界意义。     

比较法视野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在强化职业化主审法官主导地位的同时，提出了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的改革目标。比较日本、韩国的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新制度，可知中、日、韩三国的制度改革虽然目标相近，但制度背景、制度内容及其取得的效果却有较大差异。如何平衡好司法专业性与民众参与之间的关系并确保专业性优先，是当前中国司法改革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参与审判并非普通民众参与司法活动的唯一形式，应当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形式和渠道，加强顶层设计，重视发挥人民陪审员提供专业知识和参与纠纷调解的作用。在今后的人民陪审制改革中要转换视角，弱化政治意义而强化司法功能，细化相应的程序实体规则，注意考虑司法审判相关主体与参与司法裁判民众之间的关系。     

国际合法性与大国责任的变化

国际社会是由变化着的合法性原则构成的,而合法性的核心原则涉及国际社会合法成员和合适行为愿意受约束的责任问题。这种受约束的义务来自于国家的成员地位。除了成员国的一般责任外,国际社会还存在着只有少数几个大国才能承担的特殊责任。特殊责任的分配往往涉及其他国家的认可,这种认可赋予了大国角色以合法性,并使其享有一定范围的特权和责任。同时,特殊责任的分配也是一种独特的合法性实践,它大致是围绕各国主权平等和大国特权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虽然特殊责任的分配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但它基本上按照合法性原则的要求确定。大国特殊责任的分配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平等原则与物质力量分配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以更好地维持国际秩序的有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