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概念的本质及其历史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它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学、法学和伦理学内容，其本质是公民身份，即拥有权利义务的主体。它区别于人民、臣民、市民等概念。“公民”在西方经过了古希腊罗马、近代的发展，在现代又随着社会互动、国际交往和人道思想的普及等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公民”概念不断被扩展和修正，可以说，“公民”至今仍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     

“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形成的差异论分析

从差异论的视角分析，“富二代”大学生是社会差异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求异思维时期的必然产物。由于儒家思想中“家本位”观点，使中国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形成了由家族成员治理的模式，“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得以形成。“富二代”以其群体个性张扬的“富人”特征而与所谓“穷二代”大学生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大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当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道家美本质观——以“无”为美

以“无”为美的思想，由老、庄发端，《吕氏春秋》、《淮南子》发展，王弼集大成，自魏晋起，成为人们生活践履和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中国美学因而出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等一系列“全美”、“大美”的表现形态。     

超越与回归的“平常心”——论道一对禅超二元对立思维的实践

禅，离念、离相、见性之谓。马祖道一阐发的“平常心是道”和“即心即佛”是在怀让“磨砖作镜”故事的启发下，充分表达的禅的否定性与超越精神以及对自性的回归。     

论沈从文“本真”生存与文艺创作的审美反思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为数不多、纯粹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之一。其文艺创作以“本真的存在”为元话语，采用我思主体对本身的思考使其文艺作品成为社会公认的经典，而他本人却始终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在文艺作品具有社会性与作者本人站在社会对立面的悖论中，沈从文“本真”的生存方式消减了后者的独立存在，保留了前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反思性，捍卫着反思主体的独立存在，这正是反思主体“本真”的存在方式在文艺创作实践上和思维范式上的体现，也是沈从文文艺创作的膨胀力和张力所在。     

“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当代大学生个性写作“绿化”体系的立体构建

构建以生活需要、情感需要、审美需要为主导的写作动机层次，以“绿化”个性写作动机系统；开展心理问题辅教和培养个性元认知素能，促进个性写作心理自我“绿化”效能；运用“五步推进”教学模式，优化个性写作教学“绿化”进程。以当代大学生为本，以上三者立体地构架了个性写作“绿化”体系：前者是基础和前提，次者是根本和难点，后者则是关键和重点。     

社区的组织网络关系建设——对北京市朝外街道社区组织间资源的分析

随着社区建设的逐步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区资源对于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性。文章以北京市朝外街道社区为例,通过对其中各种组织关系的调查,发现社区中的社会资本主要蕴含在政府组织、商业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网络中,它们之间存在着互动需求,增强异质性组织的互动能使各类组织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建设社区共享社会资本可以推动社会建设的发展。      

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分析与构建

如何使农民工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浪潮中获得相应的利益,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是许多政府和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从农民工群体——集体层面的角度分析了新时期重构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社会实体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产生的基础,增加社会资本既要有良好的社会实体为母体,还要有社会网络为载体,所以要想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必须很好地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并提高群内的整合和群间的链合。提出了组建有关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这一过渡性质的非赢利组织的思路,阐明了其生成、运行和发展的机制,认为农民工群体组织的筹建,可以增加农民工的网络融入度、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度和社会资本,是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关键。     

社会资本在公益性组织中的功效研究——以回报雷锋志愿者协会为个案

以社会资本为理论基础,选取回报雷锋志愿者协会作为个案,运用个案访谈的方法对社会资本在公益性组织中的功效进行了研究。调查发现,回报雷锋志愿者协会的社会资本包括政府、媒体、具有＂雷锋情结＂的个人和组织、高校和社区等。社会资本的功效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些社会资本为公益性组织提供了经费和志愿者,促进了协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利用和建构了公益性组织,可能使它的组织形态、目标、性质发生改变。     

转型期我国民间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探析

随着转型期社会生活的日益多元化,我国社会整合方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迫切需要建立新的社会整合机制。民间组织在组织形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优势,使其能够在促进社会整合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有助于促进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平衡与协调,实现社会的利益整合;有助于形成规范社会的组织力量,实现社会的制度整合;有助于弘扬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实现社会的价值整合;有助于形成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的社会结构,实现社会的结构整合。而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民间组织应提高自主性建设,加强自身管理,完善组织的治理结构,政府要完善法律制度,为民间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上海社工职业化模式问题与展望

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一直在稳步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以授权为特征的职业化的主要内容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民间组织经营,行业自律与管理,注册社工提供专业化服务。在职业化的过程中,上海社会工作在性质定位、需求定位、非政府参与和制度框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面向新世纪,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需要全面拓展,走近百姓,广泛参与,规范运作。     

公共管理的未来——走向社会自治

"公共管理"是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分化后形成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从公共管理的三个主体,即国家、政府和社会的角度出发,社会是国家和政府产生的基础。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第三部门承担的社会职能的扩大,未来的公共管理将走向社会自治。     

珠江三角洲典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社会责任偏好特征

文章使用内容分析法研究珠江三角洲典型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社会责任偏好特征。研究发现,珠江三角洲企业利用互联网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意识不够强,所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过于简略;珠江三角洲企业普遍重视"环境保护"、"雇员权益"和"社区参与"三种社会责任,尤其重视"雇员权益"责任;外部压力(公共管理部门、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员工施压等)在推动珠江三角洲典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信任型社会资本对社会组织发展影响机制研究

信任型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础资源。然而,传统观念和“管控”机制的影响,社会组织内部监管体系不完善,公众对社会组织公信力下降等,严重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构建信任型社会资本发展机制,要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完善内部各种制度,加强公众、媒体等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提升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力,由“管控式”行政管理转向治理、服务和利导,为增加社会组织信任型社会资本的拥有量提供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社会环境。     

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制度基础和可持续发展

在正式金融体制尚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农村民间金融组织蓬勃发展,部分满足民间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持续发展,体现多中心制度安排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意义。因此,一个基本结论是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发展前景是自主治理。另外,通过实证考察“三信担保公司”的制度安排,认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八项设计原则对于自主组织持续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在“设计原则”的指导下,从政府职能的视角,对当前制度仍不规范的自主组织提出三项制度意义上的对策,即宪政层次上推行有限政府理念,推动多中心治理的发展,扶持推行民间金融组织健康发展的法律,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和司法监管。     

非政府组织对公共事业发展的作用研究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是衡量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国内的非政府组织近几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它们同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公共事业领域的贡献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