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平民大学”的伦理意蕴

大学之道在于求知和求善的统一，求知是手段，求善是目的，在此意义上，大学是一个伦理实体。“平民大学”坚持的是平等主义哲学，它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大学所具有的伦理特征以外，蕴含着在“资源-权利”层面上的公平公正性；在价值取向上对绝大多数人幸福生活的追求；在“意识-人格”层面上对平民意识和平民人格的塑造，培养“人中人”的平民归属感和幸福感的深刻伦理意蕴。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体质人类学和族群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过程当中，能否尝试以一种“整体观”的新思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这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的问题。笔者强调从人类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二重属性上理解人类的本质。最后，笔者阐释了“体质是自然的体质，也是文化综合体的体质”这一命题。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论“公民”概念的本质及其历史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它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学、法学和伦理学内容，其本质是公民身份，即拥有权利义务的主体。它区别于人民、臣民、市民等概念。“公民”在西方经过了古希腊罗马、近代的发展，在现代又随着社会互动、国际交往和人道思想的普及等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公民”概念不断被扩展和修正，可以说，“公民”至今仍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自然-社会-意识人性论”理论模式探析——兼论行政管理模式设计的人性论基础

现行的行政管理模式的设计大都是以“性恶论”作为理论支持的，文章在对过往各种“人性论”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社会-意识人性论”理论模式，为行政管理模式的设计提出了全新的人性论基础。     

“经济人”假设存在论新思考

对“经济人”假设的讨论可谓是老生常谈，但“经济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生存时频频遭到来自不同领域的批判又迫使对“经济人”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经济人”假设能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生，在当前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文章从“经济人”的存在入手，分析“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性，批判“经济人”的泛化，最后提出“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方式。     

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论“著（着）”语法化的南北差异

方位介词和体貌标记同音是汉语方言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同音现象说明了六朝以后共同语中“V＋在＋N（L）”逐渐取代了“V＋著（着）＋N（L）”，汉语方言却保留了“V＋著（着）＋N（L）”格式。“著（着）”从动词到介词再到体貌标记语法化的过程存在着南北差异，这种南北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北宋北方话完成貌标记“了”的大量出现，阻止了动态动词后面的“著”字虚化为完成貌标记。     

丹江方言体标记“在”及其来源

在一些汉语方言中,体标记“在”由“在这（那）里”脱变而来,这在丹江方言中也得到了印证。丹江方言句尾体标记“在”是动词结构后“在里”的缩略,不是来源于表存在的动词“在”。动词短语后虚化的“在这（那）里”表示状态的持续,和动词前虚化的“在（这）那里”有相同的来源,都是相应位置的介宾结构语法化的结果。     

虚词“者”字的句尾语气词用法及其形成过程

虚词“者”的一种常见用法，是用在疑问句、反问句或陈述句的句尾。这时“者”字属句尾语气词，它能与疑问代词相配合表示疑问、反问的语气；还能用在陈述句的句尾表示肯定确认的语气。这些用法都来源于能构成“者”字词组的“者”字，是结构助词“者”字进一步虚化的结果。     

四川西昌话中“在”的特殊用法

西昌话中的＂在＂跟普通话中的＂在＂的区别有三：1、＂在＂可以用为助词放在句末表示状态的持续或者动作的进行;2、＂在＂可跟＂这儿/那儿＂组成介词短语＂在这儿/那儿＂放在动词前作副词用,表示动作的进行;3、＂在＂还可以跟＂还＂组成固定搭配＂还在＂做副词,直接修饰形容词,表示事物正处于某种状态。     

汉语方言中表被动的"着"论略

表被动的“着”主要分布在川、滇、黔等地区。西南官话为主要分布地区。“着”还没有完全虚化为表被动的功能词。它还承戢着动词、助词等功能。此外，“着”与其它标记词共存互补，语叉上的分工是它们共存的主要原因。对被动标记词“着”的选择受到了结构、语义和表达上的限制。     

韩国留学生习得汉语存在句的偏误分析

韩国留学生习得汉语"有"字句、"是"字句、"在"字句及静态的"V着"字句时出现的主要偏误有三类:介词冗余、语序颠倒以及回避。偏误产生的主要原因各有不同,有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有汉语内部的语内干扰,也有目的语语法规则泛化的影响。     

疑问句句末语气助词“呢”探析

现代汉语法界关于"呢"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语用的角度,重新考察疑问句句末语气助词"呢",认为它是疑问语气词,有时也能传达其他语用信息。     

"这"、"那"类的隐性回指

"这"、"那"指代词本身没有固定的含义,它们的意义随所指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这"、"那"隐性回指最主要的特征在于指示代词的所指不是明显地出现,而是隐含(implicit)在语句的隐性所指对象中,是一种语义上的衔接.回指项替换先行项以后,意义也会随之改变,这给语言的理解造成一定的困难.本文通过对一百万字语言资料的考察,主要探讨"这"、"那"类包括型、联想型和总括型三类隐性回指的所指规律或倾向性规律.     

重庆方言的"倒"字

重庆方言中的“倒”可表示动作行为的进行,也可表示动作状态的持续,也可表示动作的方式和结果,用法很多,是重庆方言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重庆方言的“倒”可和普通话中的“着”字作比较。     

在：从“存在”义动词到时问副词——兼论“正在”之形成

“在”由处所动词发展出时间副词的用法,句法上,经历了从[V＋VP]到[Adv．＋VP]的重新分析;语义上,经历了表“存在”→表“在……状态之中”→表“动作进行或状态持续”的虚化。文章通过大量例证,对“在”跨方所一时态范畴演化过程作详尽的论述,同时讨论时间副词“正在”的形成过程。提出时间副词“正在”是“正”和“在”叠加使用的结果,“在”突出当前一段时间动作行为的存在状况,是时段概念;而“正在”的语法性质与“正”更接近,强调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位置,是时点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