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拓进中的回望：美学本体论的发展历程与终极形态——兼论“本体论美学”向“存在论美学”的转型

美学本体论问题的发展态势在美学史上经历了“正-反-合”三个阶段，即经由以“客观论”和“主观论”为主流的两个阶段之后，最终走向符合美学特殊性的“主客二元合一论”阶段。美学本体论之所以走向这样的终极形态，根本原因在于美学的原始根基乃是“感性学”。明辨美学本体论问题的特殊性状与发展走向，对于深入全面地探讨美学史和美学理论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探讨当前美学理论形态逐渐从“本体论美学”向“存在论美学”转型的问题，都很有必要很有裨益。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经济人”假设存在论新思考

对“经济人”假设的讨论可谓是老生常谈，但“经济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生存时频频遭到来自不同领域的批判又迫使对“经济人”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经济人”假设能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生，在当前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文章从“经济人”的存在入手，分析“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性，批判“经济人”的泛化，最后提出“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方式。     

“政府失败”与NPM理论——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理论背景

西方行政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对“政府失 败 ”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行政改革也随之发生。本文论述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论背景：一、公共 部门介入市场的合理性探讨;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范围--以日本财政扩张政策 为例;三、“公共选择”理论与“代理店”理论--“政府失败”的原因分析;四、NPM理 论：企业化政府的思路。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道家美本质观——以“无”为美

以“无”为美的思想，由老、庄发端，《吕氏春秋》、《淮南子》发展，王弼集大成，自魏晋起，成为人们生活践履和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中国美学因而出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等一系列“全美”、“大美”的表现形态。     

法经济学视野下“公地悲剧”的博弈分析

法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资源利用的关键因素。在对“公地悲剧”进行博弈分析时，离不开对制度在博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分析。传统博弈理论将“公地悲剧”当作“囚徒困境”博弈的观点实为一种误导。“囚徒困境”是特定制度设计的结果，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参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被严格禁止，博弈报酬结构具有特定的制度偏好，导致博弈各方无法达成合作。而在“公地悲剧”中，参与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换，进而可以自发达成合作协议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自主治理。因此，“保证博弈”，而不是“囚徒困境”博弈才是“公地悲剧”博弈分析的恰当模型。     

中西人性论与人性管理的比较研究

人性与管理关系密切.中国传统主导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主张在管理中应塑造人性,其人性管理为"塑造论",注重德治;西方主导人性论偏重于人的认知属性和自然属性,主张在管理中要适应人性,其人性管理为"适应论",注重法治,两者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完整的科学的人性管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人性论基础之上的,是德治与法治、"适应论"与"塑造论"的有机统一.     

孟子"性善论"思想探究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孟子所谓的人性的善主要指人性的＂四心＂,即四个＂善端＂。孟子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性善论＂作了规定和论证,并指出了后天道德修养对保持人之善性的必要性;＂性善论＂思想中对人的社会属性、道德自觉性的重视等思想,为后世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以人为本,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存在三种理论,即“极端的人类中心论”、“极端的自然论”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法的正义价值、传统自然法三大理论都要求和支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论”,同时强调这种和谐共处是在以人为本前提下的和谐共处。     

张载人性论特征新探

摘要：在宋明理学家中，张载是最先系统重构儒家人性论的重要代表之一，以其“自立新说”而著称，突出展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以天道观为基础，解决了人性的来源问题，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天人合一；二是张载认为人性“舍”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两”而成，二者之间形成蔽覆与被蔽覆的关系；三是张载于“知礼成性”外还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命题，使其人性论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中西人性论与人性管理的比较研究

人性与管理关系密切。中国传统主导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 ,主张在管理中应塑造人性 ,其人性管理为“塑造论”,注重德治 ;西方主导人性论偏重于人的认知属性和自然属性 ,主张在管理中要适应人性 ,其人性管理为“适应论”,注重法治 ,两者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完整的科学的人性管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人性论基础之上的 ,是德治与法治、“适应论”与“塑造论”的有机统一     

试论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配模式

目前,我国行政强制立法正在紧张的制定之中,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成了行政法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现行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已远远不能适应行政法治实践的需要。因此,重新认识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科学合理地设计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对于促进中国的行政强制立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人权本原的"人性"论——简论李步云先生的人权本原观

人权根源于人性,即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人权的本原,这就是李步云先生在人权本原上的“人性”论。“人性”论的成因在于三个方面:对天赋人权理论合理成分的吸收,对各种人权本原理论的批判以及李步云先生的法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人性”论发端于四个方面:怎样从国家政治中证成人权?怎样从市场经济中证成人权?怎样从文化传统中证成人权?怎样从人性中证成人权?“人性”论充分表达了李步云先生平等、对抗、和谐与宽恕的人权精神。     

世界观构成教育-哲学和世界观教育的一个现代性问题

马克思哲学思想以"实践"范畴为思想形式,以"实践生成论"为思想方式阐释"人类世界"的概念。世界观教育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出发点,应该由此规定。世界观教育的实施,要以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最基础的知识作为构成条件。这是学习和养成的过程。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由来及中国的对策

“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 ,也是人类对自然界一个全新的理性认识。然而人类这一认识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 ,再到“可持续发展”。这一过程的每一阶段 ,都是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认识上的进步与升华。中国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战略目标和基本国策 ,无疑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抉择     

论中西方“天人合一”思想的本质区别

中西方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本质区别：中国的＂天＂是形上层面的＂德性之天＂,西方的＂天＂是经验世界中的＂自然之天;＂中国的＂人＂是整体主义环境下的强调＂天（道）＂的人,西方的＂人＂是个体主义环境下的强调人类自身发展的人;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中国是内省式的,从正心开始,而西方是外求的,从研究自然开始。二者应当保持和谐的张力：在形上的超验层面应当具有传统中国＂天人合一＂的信仰,而在经验世界里应当注重＂人与自然（天）的和谐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