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心学开展的三种形态——以来自鄂东之地的熊十力、徐复观、胡秋原为中心

儒学在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开展,因受宋明儒学的影响,也呈现出理学与心学两大路向。心学路向的开展,不仅比理学路向占有优势,成为20世纪中国儒学开展的主流,而且自身呈现出多样的形态,这一特点在来自湖北东部地区(鄂东之地)的熊十力、徐复观、胡秋原三位思想家那里典型地体现出来。他们分别代表了20世纪心学开展的三种形态:熊十力以心学路向,致力于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建构,开启了形上儒学在20世纪的重建;徐复观通过承继熊十力所开启的20世纪心学路向,走向对重建形上儒学的批评,主张消解形而上学;胡秋原的心学思想,则开展于史学与哲学之间,强调对理性、德性和人格的追求,重视吸取合理的理学内涵,在现代新儒学之外开辟了心学开展的新形态。透过这一现代儒学史的比较案例,可以对20世纪心学开展的多样性问题获得深刻的了解。     

存在、价值、境界——二程“儒佛差异”之辨新探

北宋程颢、程颐提倡万物存在的根源在于本体"实"理,阐发出理学之门庭是以儒家道德形上学为径路,基本内核是以居敬为方法的内圣修养工夫,从而在存在、价值、境界三方面廓清了理学"援佛而非佛"的本质。二程的"儒(理)佛差异"之辨是北宋道德秩序与道德价值的映照,他们对理佛差异的辨析有双向目标:一方面自信地回应了佛学挑战,另一方面阐发出儒学在北宋时期"理"之本体思想的精妙,表达出了对儒家生生之德的坚持与维护。     

朱熹思想与佛禅

朱熹是宋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集理学思想之大成.他在创立理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出入佛教.朱熹为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力主辟佛,这是他对佛教态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则通过援禅入儒,进一步强化儒家哲学的思辩性及精致性,最终实现了对佛教的超越.     

援佛入儒:朱熹理学的新特色

朱熹是程朱学派最杰出的一个代表,在弘扬儒家道统中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与佛教往来密切,但朱熹习佛远非其主旨,佛学思想只是他改造、丰富并发展儒学的参考材料。从总体上讲,朱熹是极力排斥佛学的,但在排佛的同时又注意吸收佛学精义,尤其是佛家的思辨理论,援佛入儒以改造儒学;反过来佛学较强的思辨性又有利于填补儒学思想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因而朱熹晚年仍致力于研究佛学,在矛盾复杂的心态中走上了援佛入儒的道路。以佛学作为改造儒学的工具,光大新儒学,使其理学思想有用于当时且传之于后世,这是朱熹明排佛学、暗窃佛学、援佛入儒以发展理学的真正意图。     

试论马一浮新儒学本体之成立

马一浮综合运用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两种方法,以佛教哲学(尤其是华严宗哲学)的思想资源诠释理学的本体范畴,建立起独特的易本体观,试图将正统理学的道德本体改造为强调生化过程、认知能力的功能本体.这是现代新儒家改造传统儒学的积极尝试.     

集大成,得智慧——试析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和大成智慧教育思想

大成智慧学和培养创新型人才成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近十多年来关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并未形成系统的论述。经过研究,可以把钱学森的大成智慧思想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之大成;集人与机器思维之大成;集人与人思维之大成;大成智慧教育。     

心学与理学在现代的分歧

从陆九渊与朱熹的分歧开始,心学与理学的纷争就没停息过,并在现代学术发展中延续着。冯友兰以“底”和“的”的区分来标志真际和实际,认为有真际的宇宙之心,而没有实际的宇宙之心,这就把心学问题变成了一个逻辑问题;熊十力则想要以性智统量智,在证会本体的基础上建立科学,这是以心学统理学。现代人对心学与理学的理解不可偏颇,心学挺立主体、提倡自由,理学注重文化、倡导实践,二者相互需要。     

真德秀心论的理论指向

对于真德秀,很多学者认为其思想摇摆于朱子理学与象山心学之间,甚至视其为朱陆合流的源头。而从理学与心学在心论上的根本分歧来看,真德秀始终严守了朱子知觉之心的基本立场,没有出现将心形上化与本体化,从而使心与性在本质上相同一的思想倾向。就此来说,其思想系统只能属于朱子学,并不具有心学的思想内容。     

韩国儒学与崔济愚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改造

韩国儒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传入、接受、传播、儒佛兼学、性理学5个时期。李朝儒学所代表的韩国儒学旨在为儒学思想提供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证明,李退溪、李栗谷等儒学学者正是围绕这一使命而展开研究和著述的,如此性理学可谓＂极高明＂之哲学;批判性理学的实学思想则注重经世致用＂济民救世＂因而是道中庸的哲学。朝鲜半岛儒学发展至19世纪中叶始有大的改变,这便是东学的建立,东学创始人崔济愚通过引入＂侍天主＂概念、批判基督教、引入＂至气＂范畴,分别对传统儒学中＂天＂的概念、＂天人合一＂思想、理学之＂气＂进行了改造,从而使传统儒学成为含有儒释道、基督教及其传统巫教等内容的一种新宗教,对韩国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学即理学：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

顾炎武对理学的批判,主要是对明代及清初之“伪理学”即阳明心学及其末流的批判,其主要论点是心学为经学之害、心学清谈误国、心学“不自知堕于禅学”和“外仁、外礼、外事以言心”。这些批判也附带着一些对于程朱之学的负面评价,不过这些负面评价,主要是认为《二程语录》《朱子语类》之类的语录在客观上给脱离经典而空言性与天道的心学之兴盛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同时也认为程、朱的某些言论有涉禅之嫌和导向心学之可能,这反映出顾炎武的儒学发展思路不同于宋明理学家融合儒、释、道的儒学发展思路,而是主张在保持儒家文化的纯正性前提下来发展儒学和体现儒学的经世实用之功效,但在总体上顾炎武充分肯定了程朱理学“据经论理”的经学本性,并否认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之间有必然联系。然而,在以“仁”为核心价值的儒家文化价值观上,顾炎武通过对儒家“性善”理念的重新诠释,又表达了其不同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家主张“存仁灭私”“存义灭利”的价值观：以“仁爱寓于私情”的观点为主要标识、反映明清之际时代要求的新仁学价值观。     

儒家价值信念的彰显——论王畿哲学对老庄思想的批判性吸收

宋明时期,儒、释、道三家思想已成融合之势,释、道二学日益渗透于正统儒家思想中。王畿作为心学派王守仁的得意门生,其思想颇受老庄影响,特别是在本体论架构中,即关于对“道”的虚无性、自然性的继承和主体性思路的延伸方面流露出明显的道家痕迹。与此同时,王畿对老庄思想中不合儒家价值信念的地方予以了批判和改造,体现在功夫论中“自信良知”学说与老庄“绝圣弃智”观点的分道扬镳,及由此而形成不同的社会态度和人生理想。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云栖袾宏的儒佛观

在明末"三教合一"思潮的背景下,云栖袾宏的儒佛观独具特色。首先,在彰显儒佛本旨的基础上,主张儒佛配合、儒佛相资为用。其次,为纠儒佛会通中"儒佛混滥"之弊,从概念、义理上严辨儒佛界限。再次,针对阳明后学狂禅之弊,以"止恶行善"之实行补救之。最后,强调以儒家伦常为本,作为净土修行之根基。袾宏的"儒佛配合"论,是在明末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为明末佛教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王阳明早年“出入佛老”研究

“出入佛老”几乎是宋明哲学家必经的思想历程,也是阳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围绕阳明心学发生史上“阳明洞修道”事件中的前知和内照光景问题,分析阳明“出入佛老”过程中所发生的从身到心、从术到道、从仙到佛,也就是从养生到境界的思想历程,揭示其哲学意义是使阳明由佛老虚无境界的精神体验出发走上在儒家日常的感情和伦理生活中实现超越的精神境界的道路,从而为他建立融合儒、释、道三家为一体的心学理论准备了条件。     

象山心学道教渊源发微

随着隋唐以来佛道二教思辨化哲学思潮的冲击,传统儒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逐渐为世人所诟病,改造传统儒学便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为了解决社会的危机问题,回应日益壮大的佛道思潮对儒学的挑战,陆象山适应时代要求,以援道入儒的方式,对产生于本土的道教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吸收,建立了新体系———心学。使这一思想体系更趋严谨。他的援道入儒,不但彰显了道教思想的学术生命,而且也充分显示了象山心学与道教之间的理论渊源。     

林兆恩与明末三教合一论比较

明末文人论三教合一大潮中,林兆恩与王学左派的主张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色。林兆恩认识到了当时儒释道三教的弊端,提出了三教心性相同、归儒宗孔的三教合一思想,王学左派则主张超越三教,以心性统摄三教。     

论宋代老学的思想价值

宋元时期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期,老学的发展由此也发生了变化,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结合的角度,王安石、司马光、范应元、董思靖、张伯端等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分析,对流传至今的宋代《老子》注本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从文本诠释的角度来看,宋人解《老子》重视义理,并开以道教内丹解《老子》之新风;从思想的层面看,宋代老学重视心性之学的阐发,儒家注重阐发道德性命之学,道教注重发挥内丹心性理论,佛教则重在明心见性,同时宋代老学也反映出儒、道、释思想的互相包容与深度融合;宋代老学研究者身份的多样化和突出的思想创造性成为宋代老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其对理学的影响以及于道教义理建构上的贡献是其中两个突出的方面,可见当时的思想界在不同思想之间彼此激发所呈现出来的蓬勃创造力。     

论宋代孔子地位变化

两宋时期是孔子地位跌荡起伏、重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历经唐末五代丧乱后，在宋初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儒家面临崩坏边缘，作为儒门先圣的孔子，其社会地位也伴随儒学地位的低落而跌落。与此同时，则是世俗认知中佛学及其人物地位的不断上升。南宋时，孔子地位持续跌落，后者地位远超前者。在宋代社会生活中，许多供奉孔子的建筑年久失修、祭拜孔子的仪式常年荒废，在书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孔子地位也受到道释人物形象的挑战，甚至有优伶以孔子为戏。无论是孔子的无形思想，还是孔子的有形塑像，都面临失去原有凭依与地位的困境。为重树孔子地位及儒学权威，宋代士大夫不懈努力，如王安石儒学创新高度和地位超迈先贤，可与孔孟比高低；二程发挥孔孟绝学创立"洛学"，经后续传播演进，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形成新的儒学即"理学"思想体系，其贡献等同孔子；宋儒也利用书院及州县学极力抬高孔子地位，同佛、道争夺生存空间。南宋理宗正式将"理学"升至官学正统地位，同时也热衷于佛教，此为儒佛认知转变之重要导向，许多士人也倾向于儒佛并重，三教并尊。此后，长期以来儒佛发展偏失的趋势发生重大变化，儒佛地位得以重新调整和建构，二者走向均衡发展趋势。孔子地位又有所上升，也再次为后世孔子及其学说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以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日趋多元化,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受到动摇,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也因此发生了变化,阳明心学、佛学和老庄以及其他各种思想开始向科举渗透,其中对科举考试影响最大者当属阳明心学和佛学,这一趋向从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中可以得到印证。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