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住房消费的五个着力点

推进住房消费对于扩大内需意义重大 ,为此 ,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住房制度 ,将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加快开放房地产二级市场、加快启动和规范住房租赁市场、进一步规范经济适用房管理和大力发展住房金融作为当前住房制度改革的着力点。     

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及其发展

住房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范围广 ,既需要住房供给、住房分配、住房消费和住房产权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又需要立法、财税、金融、收入分配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政策。只有国家、政府部门、房地产开发商及消费者共同努力 ,加快住房制度改革进程 ,同时推进立法、财政、金融、工资制度等方面综合配套改革 ,才能不断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保持住宅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各国住房金融之比较

住房金融在各国的住房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住房金融起步较晚。本文通过对发达国家住房金融制度中一些重要因素进行分析比较 ,提出 :我国应研究和确定占主导地位的住房金融筹资模式 ;我国参与住房金融的金融机构中缺乏政策性机构、专业性机构以及保险等长期资金供给机构 ,致使我国居民购房资金来源单一 ;政府在我国住房金融市场中应有所作为 ,制定并完善法律、法规 ,建立相关政策性机构。此外 ,我国目前住房贷款品种单一 ,应借鉴国外经验 ,创新住房金融品种 ,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能够申请住房贷款 ,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风险防范机制的构建

防范和化解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在交易过程中的风险,应从交易的各个环节入手:银行应通过提前偿付锁定、提前偿付罚金和收益率维持等制度防范内部信用风险;证券发行机构应通过优化贷款组合、内外部信用增级来提高证券发行级别;投资者应采用金融衍生工具化解利率和汇率风险.此外,政府还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政府支持体系,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顺利开展扫除制度上的障碍.     

我国住房消费贷款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房地产市场化、金融化,人们买房时通常会选择住房消费贷款,但我国目前的住房抵押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有条件的组合贷款等模式在适用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我国应发展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公积金贷款为保障的住房消费贷款模式,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法律.     

把握“脱虚向实”力度——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风险传染机制研究

本文建立GARCH-in-Mean模型,首次将增长速度和风险强度同时纳入分析框架,考察了“房改”20年来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传染效应,并探究了其中的金融传导机制,发现：（1）房地产投资增长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2）但房地产投资风险增加会通过放大金融风险来抑制实体经济发展,而实体经济风险增加会同时提高金融增长速度和放大金融风险使资金流向房地产;（3）短期,实体经济的增长更能带动房地产投资的增长,而房地产投资风险会更显著地提高实体经济风险;（4）长期,两部门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占主要地位,且溢出效应随房地产政策调整而成周期性变化。本文认为房地产投资的风险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而实体经济的风险则会促进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在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时若盲目追求速度力度反而会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大整体风险。      

正确把握住房政策取向

我国的住房政策设计，必须从自己的基本国情出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住房政策体系。而我国的住房政策体系共包括四个基本部分：累进制的房地产税收制度，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廉租住房制度，以及以货币为主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我们只有通过深入的市场调查、认真地学习领会和全面的解读把握我国的住房政策取向，才能将我国发展经济适用住房的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我国实施资产证券化的对策分析

资产证券化是20世纪金融衍生工具创新的重要成果,我国具有开展资产证券化条件,具备实施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住房抵押贷款是银行的资产,银行将其作为发行债券的根源来发行债券,开展资产证券化的切入点是居民住房抵押贷款,即商业银行将居民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这一资产出售给专门的机构,实现银行资产的提前变现,然后由专门机构组织这些资产的信用担保及评级,最后发行证券。该资产进行证券化肯定也存在相应的风险,从政策、制度层面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推动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开展。     

累积优势、金融化效应与住房资产不平等——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住房市场化的进程推动了住房向居住和投资双重属性的转变,住房资产不平等成为中国特大城市中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用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从累积优势和金融化效应两个层面分析住房资产不平等的形成原因,结果发现,具有代际和代内累积优势的城市居民可以在住房市场以及住房财富累积上获得较大的优势,而获得过金融信贷和拥有本地住房的城市居民的住房资产优势更为突出.文章提出,住房资产不平等是个人能力、家庭禀赋与金融化效应不平等的传递结果,同时在"住房金融化"的环境下,住房资产成为社会财富增值的分配机制,加剧了特大城市家庭财富分化以及社会不平等的趋势.     

不动产投资信托与房地产结构性缺陷问题研究——基于金融共生理论的视角

根据金融共生理论,房地产市场中地产开发商、个人投资者和商业银行间存在一种金融共生关系。通过构建三者的金融共生模型,可以得知房地产市场存在结构性缺陷。而不动产投资信托这种投资方式可以解决房地产市场所具有的这种结构性缺陷,从而可以规避房地产投资的金融风险,避免美国＂次贷危机＂式金融危机的发生。     

中国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因素是制定合适政策、持续释放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而中国区域间的显著差异为此提供了极好的数据平台.在两步骤分析框架下的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各省级区域的住房支付能力存在显著且持续扩大的差异;在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中,住房价格、贷款利率水平、家庭非住房消费比例与居民住房支付能力负相关,家庭收入、家庭储蓄、住房公积金缴存额与住房支付能力呈正相关.     

城镇住房需求结构及其应用分析

将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模型)用于住房市场需求结构分析,引入住房基本需求和住房超额需求的概念和分析方法,以西安市为例进行研究发现:西安市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表现为改善性的追求居住舒适、豪华以及投资、投机性的超额需求占很大的比例;认为目前中国的住房市场结构必须以分析住房作为基本居住需要的基本需求的满足情况与其超额需求的发展状况,及其相互的比例;从西安市的住房需求结构透视全国的情况,认为中国城镇居民将住房价为投资品对房价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对此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旁价去泡沫化路径探讨

增长模式和土地制度导致货币超发,中国房价超过居民的购买力,出现泡沫化。长期看,受经济既有发展模式、环境和人口因素的制约,无法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倍增,高房价无法维持。短期对供给和需求的干预,会抑制房价上升的速度。现在仍存在着阻止房价去泡沫化的因素,最终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从制度上进行改革。     

天津市房地产投机度测量研究

在房地产市场中,投机行为是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文章将房地产价格分为资本收益为零时的房地产价格和投机性价格两部分。建立回归模型,引入拆迁量对模型进行修正,结合具体数据,对天津市房地产投机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     

遏制投机性炒房的必要性与对策

界定了投资性购房、投机性购房和投资性住房市场的含义;分析了近几年一些城市培育投资性住房市场并纵容投机性炒房的效应;论述了政府实行遏制投机性炒房、严控投资性购房政策的必要性;提出了运用经济杠杆、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遏制投机性炒房、严控投资性购房的具体对策。     

国外“房价收入比”研究：起源、测量与应用

从起源、测量、应用等角度,系统梳理了国外房价收入比的研究文献。研究发现:房价收入比演化于、并优于住房支出收入;房价收入比测量的多样性取决于房价和收入测量方法的多样性,以及房价收入比均衡模型的不同;房价收入比主要应用于住房支付能力和房地产泡沫研究。房价收入比计算的规范化、均衡模型的集成化以及实证的多角化将成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经济适用房供需非均衡分析

文章首先分析了各种用途住宅的供需现状,以福建省为例分析了各种住宅的供需失衡,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了各用途住宅价格指数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指数不能影响住宅整体价格指数,但住宅市场价格上涨的趋势却会带动经济适用房价格的上涨,经济适用房价格表现为结构性泡沫现象。最后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分别对各用途住宅的供需现状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经济适用房的供需非均衡。     

基于BP神经网络模型的房价敏感性分析

为分析和测算房价,受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相关指标的影响和敏感程度,本文采用BP神经网络,研究了供需相关指标的不确定性变动引起的房价变动趋势。研究表明：房价对银行贷款额度和国民经济增速最敏感,对当年施工面积和建材价格弱敏感,而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敏感。对最敏感性指标,应从差别化信贷、拉动消费抑制投资入手;对弱敏感指标,应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完善土地市场体系,推进房地产税收改革,改善住房供应结构;对不敏感指标,应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本文根据房价对相关指标变动的敏感性程度,指导选择调控指标先后次序,用以提高管控的精度和住房市场供需要素调控的有效性,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运行。     

论房屋征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

房屋征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提前收回本质上是对财产权的征收。虽然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房屋征收中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否给予补偿和如何进行补偿,但财产征收补偿制度本身既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和宪法依据,也有具体的法律依据。房屋征收中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时,除了应退还剩余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补偿范围还应包括土地使用者的投资开发利益和该土地的预期增值利益;补偿标准应根据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不同方式,即出让方式与划拨方式分别确定:对于出让土地的使用权,应当综合考虑该土地的用途、地理位置、剩余使用年限和基准地价等因素;对于划拨土地的使用权,应当考虑土地使用权人支付的土地开发成本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