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之巅》中“傻子”形象及其功能转变

迟子建作品中不乏"傻子"形象,与她小说中众多充满灵气的人物形成极大反差。在其新作《群山之巅》中,装傻的单夏和被害的陈媛作为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傻子,进一步充实了迟子建的"傻子"人物序列。通过其独特视角和社会处境,展现了"傻子"狭窄的生活空间,并以"傻子"的结局反思人类的终极幸福,由此完成了"傻子"形象的功能转变。这体现了迟子建追求理想人性的价值取向和不断调整创作理念的不懈追求。     

论傻子形象的审美价值——读阿来的《尘埃落定》

“尘埃”及“尘埃落定”在阿来的长篇处女作《尘埃落定》中具有极大的隐喻性。主人公傻子是作家精心选择和成功塑造的艺术形象 ,他的命运构成了小说的情节主线。作品在展示傻子的人生遭遇和情感历程中 ,再现了藏族封建土司制度由盛而衰、由存而亡的历史过程。在傻子形象上寄托了作家对社会历史及人生的独特思考。     

《尘埃落定》小说中“傻子”形象的存在主义解读

《尘埃落定》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阿来极具影响力的一部小说。它以一个"既傻又不傻"的"傻子"视角描述了在土司制度即将瓦解的非常态社会里,为了生存,人与人、人与命运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各种人性本相,在人性异化的土司社会里,这一群人注定是要失败的,最终,人、人生、战争、欲望、财富都变成了尘埃,走向虚无。通过运用萨特的存在主义相关观点,从这一个"傻子","傻子"与他者,"傻子"的存在与自由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本中这一个"傻子"形象的个体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存在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关系。     

从湘西飞出的凤凰──沈从文的独特性

在特定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绝大多数作家都从正面挖掘和展现中国的命运问题，而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却凭着一个艺术家独特的眼光，以独特的湘西世界为艺术把握的对象世界，以人性入手实行国家民族重造理想。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全部美学理想的基石是对人性、国民性改造问题的独特思考，并由此形成了感情基调、叙述方式、文体结构、语言的独树一帜的审美品格。     

《尘埃落定》中人物形象的对比象征

阿来的《尘埃落定》是一部具有浓郁寓言意味的小说,文本中作家着力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傻子二少爷,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各色人等都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味。傻子二少爷是个文化亡灵,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又是历史的旁观者,是一个双重意义的叙述者或艺术形象;翁波意西是傻子的另一半化身,他的存在和傻子构成了两极对照:智慧与痴傻的对比和转换。两个卓玛的映衬,象征了女性社会化的挣扎生存状态;两个塔娜象征了精神自由的两极追求。成对的对比与映衬,既是无意也是有意,构成了阿来对于社会、人性、人生追求的多角度思考。     

《边城》:人性美的构筑

“人性”在沈从文心目中一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位置。在《边城》中,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作家一砖一瓦地堆砌他的理想家园,看到他对人生、社会的深沉思考和探索。《边城》深刻表现了作家对“美的人性”的赞美,对生命理想的倾心追求以及对于潜隐的人性悲哀的揭露,而这一切无不植根于其对理想家园的建构。     

解读威廉·戈尔丁小说的人性观

戈尔丁小说以关注人性和对非人性的独特视角,并通过对象征体系的外化,使之在西方现代派作家中独树一帜。其作品以犀利之笔,在善恶格局中聚焦于非人性;叙述世态人情中人性的缺失;对生死存亡之际的人性恶进行曝光,从而传达其独特的人性观——“人性本恶”。     

新历史主义批评视阈中的《五号屠场》

库尔特.冯尼格特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之一,其小说《五号屠场》被认为是""美国后现代文学的里程碑"。在新历史主义批评视阈中,《五号屠场》以虚构的模式即外星化的叙事立场解构了历史和虚构之间的二元对立;并以独特的个人化、主体化的历史视角切入,表现了在对历史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同时,也流露出对于理想人性与生存状态的期待与憧憬。     

走进乡土 叩问人性——鲁迅、韩少功乡土小说之“人性观”比较探究

"乡土与人性"是现代文学史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基本主题之一,也是鲁迅、韩少功两代作家的共同关注点。从韩少功的自我言说中可以找到其与鲁迅先生在文学思想、创作意识上的联结点;以文本中的叙述者"我"为切入点,从人性的扭曲、迷失等方面结合具体文本阐述"人性观"的基本内涵;辨析"我"身份的隐性所指。从而考察韩少功的"人性观"是对鲁迅"人性观"在承继基础上的变异和发展,进而体会两代作家文化心境的差异。     

社会转型期人类的精神困境——《喧哗与骚动》与《尘埃落定》之人物比较

福克纳和阿来两位作家都对社会转型期下人类精神上的困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关注人类的价值及其意义。《喧哗与骚动》与《尘埃落定》在人物设置方面既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又独具特色,具有极大的可比性。两部作品都塑造了"傻子"、家族守护者、于乱世中挣扎的女性以及宗教信徒这四类人物形象,展现了一个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败史。对这些人物形象进行分类比较,解析处于社会转型期中不同类型的人物的复杂心理,可以引发人们对于人性以及社会更深的思考。     

论水仙花《春香夫人及其他作品》中的“大同”社会理想建构

水仙花是评论界公认的北美亚裔文学的先驱。作为欧亚混血作家,水仙花不仅洞察到了其时代的种族问题,而且在其文本创作中致力于消除种族偏见和歧视,倡导建立一个种族平等与和谐的"大同"理想社会。本文结合水仙花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从排他性区别的思维模式的解构和包容性区别的思维模式的建构两个方面,探讨水仙花在其作品中构建的"人性归一"的大同社会理想及其在当下的意义,指出水仙花构想的"大同"理想社会是以"人性归一"的理念为核心、以"世界一家人"为形式的乌托邦"理想世界"。     

探微文明社会的生命本能——库切作品《耻》真义管窥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库切的代表作《耻》是一部振聋发聩的作品。在小说史上库切的独特贡献是把现实主义小说写实性的叙事传统与库切式的诗意品质完美地结合起来,成就了一部超越性的现实主义力作。库切对20世纪的制度与人性的双重异化有着先知般的预见力,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作品文本以文明社会的生命本能为出发点,凸现20世纪末制度与人性的双重异化;以简朴写实的现实主义风格真实呈现后现代社会人之困顿;以其深邃的思辨、简洁的语言、犀利的笔调描绘了现代社会西方文明中虚伪的道德和残酷的理性主义;展示作家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和其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     

再现人性的历史——谈凌力历史小说创作的一种美学追求

凌力在历史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从对英雄的理想、悲剧英雄的意志行为及女性的爱情态度描写中再现了真、善、美的和谐统一的理想人性;在对"反面人物"等的塑造中则体现了真、善、美难以统一的现实人性.     

一个蕴涵多重意义的艺术形象——解析阿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形象

藏族作家阿来在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精心塑造了一个在当代中国小说画廊中少见的傻子形象,在这个拥有多重意义和极具个性特征的人物身上,贯穿了作家所有的情感和精神寄托.     

引人向善——论汪曾祺新时期小说的审美取向

历经苦难的汪曾祺,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有意回避对人性负面的审视,而是以童年为视角,在回忆中抒写至善、至真的人性美,实现＂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教化理想。其独特的审美取向,既受童年生活所形成的先在审美意向的影响,又是作家超越个人苦难,对拯救人心的道义担当。     

"乡下人"在都市中的精神突围——论沈从文都市小说的独特价值

沈从文先生不仅是一位"乡土文学"大师.而且其创作的都市文学也独特而深刻,成为他所构筑的文学世界中又一坚实的轴心.作家的都市文本以独特的透视视角、鲜明而激切的批判姿态,书写都市人在畸形的现代文明围困中生命力萎缩退化与人性被异化扭曲.沈从文试图用一种"生命哲学"去探究重建民族文化的途径,呼唤自然人性的复归,其都市小说在整个现代都市文学中彰显出独异而深远的价值和意义.     

教育:合人性地展开——论人学视野中的教育理想

教育是以"培养人"为主旨的社会实践活动。无论是教育理想还是理想的教育都以受教育者完满人性的生成为终极关怀。完满人性是人性系统全面、均衡发展的结果,而人性化教育作为教育理想的应然表征,必须在对个体的积极引导中不断拓展和深化人性的不同纬度,并使之得到总体性的生成。为了实现"合人性"的教育理想,我们应自觉坚持"以人为本"的立场,推动教育实践在理念、过程、关系方面的人性化。     

论沈从文湘西系列小说的生态哲学思想

在湘西系列小说中,沈从文从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态哲学思想高度,把对自然、人性、社会和谐之美的追寻和探索作为贯穿于整个创作中的主线,审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乡土中国的冲击,批判过分注重物质发展所造成的人性异化,提出"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存状态是最理想的"人生形式",彰显独特的个性魅力.     

权力的异化与民族的审视 --阿来《尘埃落定》的寓意新解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通过一个傻子"我"的诸多生命经历体验--苦乐、成败、得失、祸福、利害、真伪、善恶、美丑,以一个民族智者的身份反省了"权本位"价值观念引发的价值观念的冲突,主体历史方位感的迷乱,人性的异化与扭曲,进而审视了民族人文精神原生态.阿来从人文精神的角度隐喻了其作品在当下的存在价值.     

新异的风景:"大陆新武侠"的创作——以浙江网络武侠作家为个案

以浙江网络武侠作家为个案,对"大陆新武侠"的特点及形成原因加以分析归纳,探讨它在文化角度和文学、语言等方面表现出的独特表征.强调人性人情,融合东西方文化是"大陆新武侠"的活力与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