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地区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几点思考

民俗具有地域性差异、观赏性别具一格、可参与性强、资源的非替代性等特点,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创汇增收的重要渠道以及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民俗旅游的开发可以保护民族文化和当地的生态环境与资源。同时,民族地区开发民俗旅游资源应注意处理好相关的问题,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现代性语境中民俗旅游发展道路的探索

近年来,民俗旅游成为旅游深层次开发的热点之一,各地民俗旅游活动项目如火如荼的展开.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文化工业生产理念的侵入,导致非理性的民俗旅游产品开发泛滥成灾.基于对这种现象的反思,提出民俗旅游与"文化产业化"理念的结合,试图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说明其建构的意义.并通过构建社区参与的一体化开发模式,以提升"文化自觉"意识.民俗旅游以文化取向的发展形态正是民俗旅游与"文化产业化"结合产生的可能结果.它将改变单一的经济利益的追逐,通过独具匠心的创意而更多地赋予旅游业娱乐、文化、教育的功能,良性互动的联动效应将改善旅游地的产业结构,繁荣地方经济的同时弘扬本土文化.     

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民俗旅游资源开发模式探讨

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发展民俗旅游具有很大的资源优势,其民俗旅游资源具有类型多样、分布集中、文化内涵独特等特征,是发展民俗旅游的重要资源条件。由于黑龙江省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针对各民族民俗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开发模式、有效利用民俗旅游资源是黑龙江省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在民俗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必须遵循突出重点、市场导向和点线结合等原则。     

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及传承比较研究——基于贵州、湖北两省三个民族旅游村寨的田野调查

以贵州、湖北两省三个民族旅游村寨为典型个案,从共性与差异性两个视角分析了三个村寨旅游开发模式的异同,提出了两个核心命题: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实质是文化开发;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利弊并存,但利大于弊。提出实现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良性互动的对策为:构建有效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从文化产品与文化空间两方面把握好文化开发的"度";因地制宜地选择实地民族文化村模式或异地民族文化村模式。     

前台、帷幕、后台--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新模式探索

针对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问题,文章借用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康纳"前台、后台"理论,提出了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前台、帷幕、后台"模式,希望通过这一新模式合理地解决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以美国印第安人文化保护和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等为案例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旅游开发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在旅游文化中发掘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我国旅游业发展来势迅猛，近年来出现了这样的新趋势，即在旅游人数激增的同时，个人文化素质也在迅速提高，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已经不满足于走马观花似的“浏览”风景名胜，或对偏远地区作猎奇式的寻幽探秘，以往浅层次的旅游模式已经逐渐不能满足游客对旅游的更深层次的文化需求，亟待更加深入地对旅游文化进行开发以适应这种需要。民族地区具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发民族文化以充实丰富民族地区旅游文化内涵，使丰富的旅游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力，更快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简述基于核心利益主体的古村落文化旅游发展

在我国种类繁多的文化遗产之中,古村落一直都是我国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对象,因为古村落始终都是展示一个民族自身文化的公共文化空间。同其他旅游资源相比,古村落更多时候所展示的是过往苍生的艰辛路程,是文物与文化相辅相成的活化石,而位于晋南的丁村民俗博物馆便是其中最具历史底蕴的一块活化石。所以,基于核心利益主体包含的各个层面,推动丁村民俗博物馆文化旅游的合理发展,成为当地今后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重中之重。     

开发桂北、桂中民俗旅游论析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旅游,它的欣赏对象主要是各民族的民俗风情。近年来,桂林市和柳州市等旅游部门对开辟民俗旅游项目进行了一些尝试。如桂林市旅游局推出的“漓江民俗风情游”、“桂西北少数民族风情游”,柳州市旅游局推出的“少数民族节日游”等专项旅游项目,受到中外游客的欢迎。但是,这些已开发的民俗旅游的规模程度和提炼的深度,不论是与桂北桂中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作比较,还是与桂林市旅游发展,与桂北桂中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来比,都是远远不够的。桂北民俗旅游仍然是一个十分薄弱、亟待开发的领域。     

青海民俗文化的发掘与青海旅游业的发展

青海拥有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尤其是民俗旅游资源种类繁多、民族个性鲜明,是青海旅游业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对青海民俗旅游资源进行了简单的分类,提出了开发中的一些思路,旨在说明,促进青海旅游业健康发展,必须挖掘青海旅游文化之内涵。     

旅游开发场域中“文化景观再造”的省思——以恩施土司城为个案

民族文化的再造与重构是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恩施土司城的个案研究表明,“文化景观再造”在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土司城不属于遗址所在地的开发,它的文化定位和旅游形象是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图建构起来的,集中展示了土家族的历史渊源、土司制度和鄂西南本地的民风民俗,为民族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传承场”,实现了当地旅游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良性互动.     

乡村旅游语境中民间艺术的在场与形变——基于湘西德夯苗寨的个案研究

乡村旅游对中国乡村文化尤其是对民族村寨中民间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使得民间艺术从隐形民俗生活状态走向旅游景观的场景中,在改变自身文化特质和外在形式的基础上,以旅游产品或旅游景观的样式得以存显。就湘西德夯苗族村寨而言,其拥有的民间艺术是基于苗族历史文化传统和村寨日常生活文化运行机制而生成和存显的,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知识特征。受制于乡村旅游的影响,苗族传统民间艺术强烈的地方性知识特征被视为建构奇异文化空间的有效资源,原本仅仅作为苗族村民节日仪式或者日常娱乐方式的民间艺术,现都被重塑成供人消费的旅游商品。舞台展演是这种商品消费的主要形式。这就使得苗族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和存显处于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延续与蜕变等多重文化选择的状态之中。     

同伴交往对西南少数民族儿童民族文化认知的影响

采用自编的调查问卷,从民间故事传说、民族工艺建筑、民族禁忌、民族崇拜物、民族鬼怪神灵、民族服饰、民族节日、民族饮食这八个方面考察了同伴交往对少数民族儿童民族文化认知的影响。通过对云南丽江纳西族、迪庆藏族、澜沧拉祜族,贵州铜仁苗族、三都水族,四川凉山彝族共1 202名少数民族儿童的调查研究,发现同伴交往对少数民族儿童的民族文化认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不同民族之间以及不同民族文化之间都有着显著的差异。文章分析了同伴交往对西南少数民族儿童的民族文化认知产生影响的特征及其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这些特征和差异性的影响因素及其民族文化教育的启示。     

卓克基地区土司文化与旅游发展

卓克基土司是四川藏区著名"嘉绒十八土司"之一,也是"四土"的主要部分。在长达600多年土司的统治下,由于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特点,卓克基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土司文化,其主要内容有:以土司官寨为代表的建筑文化、具有地域特色的宗教文化活动和独特的民间歌舞——四土锅庄。虽然土司制度不存在了,但土司文化在卓克基地区还广泛地存在着,并成为了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通过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保护和发展卓克基土司文化;大力促进土司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开发民族节庆旅游,增强游客的参与性、互动性和娱乐性,有利于提升卓克基地区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竞争实力和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     

从宗教学看壮族布洛陀信仰

壮族布洛陀信仰属于原生型巫教,可称为原生型民族民间宗教,它与壮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壮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布洛陀信仰的活动在社会批判运动连续不断的年代,曾一度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宗教理论的改进和宗教政策的宽松,由于社会对民族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重视和对民间信仰的关注,由于布洛陀信仰研究的开展,壮族地区布洛陀信仰开始了它的重建的过程。以广西田阳敢壮山为中心,壮族民众自发地恢复布洛陀祭祀和相应的文化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并得到学者的理论支持和政府的理解。这种民族信仰重构现象,表现了壮族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布洛陀信仰的旺盛生命力及其对新的时代的调适能力,如引导得当,会丰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内涵,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充实壮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羌族二声部民歌酒歌的变异及选择性——以松潘县镇坪乡新民村的羌族酒歌为例

羌族二声部民歌酒歌是一种多声部民歌口头传承的艺术。随之把演唱多声部民歌的人定为表演民俗音乐本质的传承者。通过口传过程发展下来的音乐传统的生成物说成民俗音乐时,形成羌族多声部民歌的要素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种。第一,具有连接现代与过去的传承性;第二,由个人或集体的创造性运动中生成的变异性;第三,根据人民群众对至今保留下来的音乐形态做出的选择性。     

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评价与反思

民族民间文艺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法律课题。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半个世纪以来的各种法律成果,在取得若干经验的同时,在民族民间文艺范围、立法目的、基本原则、主要规则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文章提出,应把不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事项、具有准工业产权意义的事项、民族民间文艺衍生作品的创造性部分、思想等公共领域要素排出保护范围;应把保护民族民间文艺的知识产权和民族民间文艺的文化价值确定为民族民间文艺保护制度的立法目的;把激励创新原则、利益平衡原则、二分法原则、集体性原则、传统性原则确定为民族民间文艺保护制度的基本原则;把有关少数民族或其村寨确定为民族民间文艺的权利主体;将独创性、集体性、传统性确定为民族民间文艺的保护标准;务虚与务实相结合,确定民族民间文艺的权利内容与保护期限。     

对马来西亚原住民的研究——写在陈志明教授即将荣休之际

陈志明教授是东南亚研究方面的知名学者,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除了从事文化变迁与认同、族群与族群关系、海外华人认同、华人民间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外,在饮食文化、民族旅游、原住民及其学校教育等领域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对其众多研究领域中关于马来西亚原住民及其学校教育的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与评述,以此纪念陈志明教授即将荣休。     

羌族医药的生存状况及发展前景分析

羌族地区的中草药资源是羌民族区域经济中的一个潜在优势,羌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中,经过长期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诊病治病临床经验,有独具特色的羌医羌药。羌族医药虽散见于民间,在羌民族种族延续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羌族医药必须加大投入,走产业化道路,并依托医药资源发展当地旅游产业,促进羌医药文化的传承,这些措施对羌医药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发扬羌医药文化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四川民族自治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保护策略

一直以来四川民族自治地方开展了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渐形成了国家、省、市（州）、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后申报时期＂,四川民族自治地方应力争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文化资源与优势资源结合、民族文化资源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常态化、产业化、多元化、专业化、制度化的发展策略和制度支撑。     

中亚回族与口传民歌"花儿"——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民俗文化考察

东干族是指19世纪移居到中亚地区的中国西北陕甘宁回民及其后裔,亦称中亚回族。他们在130年前远离祖国之时,将西北地区的"花儿"民歌也带到了中亚地区。在苏联集体农庄时代,"花儿"民歌曾盛行于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聚居农庄,其知名歌手至今健在。苏联时期的东干语文献中也收录有"花儿"民歌。中亚回族传承了中国西北回族唱"花儿"民歌的民俗文化。在海外回族中流传的"花儿"民歌资料,是中国"花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应加以研究、抢救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