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对新农村的整合意义

乡约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之一。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乡村,一些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在乡村社会重建乡约整合。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乡村建设中的乡约整合机制,指出乡约整合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整合。探讨了这一文化整合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以及如何创造性的改造传统乡约,使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整合作用。     

西化与乡建——陈序经的乡村建设观与乡建论战

本文主要探讨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陈序经的乡村建设观。在20世纪30年代乡村运动接近尾声之际,陈序经秉其西化立场对乡建运动展开激烈的、全面否定式的批判,并提出了以工业化为前提、以都市化为起点的正面主张。本文在论述陈序经乡村建设观及其引起的乡建论战的基础上,对陈序经乡建观的得失作了进一步分析。     

哈尔滨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治理问题与政策研究

乡村治理模式转型是哈尔滨市新农村建设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通过对哈尔滨市农村工作实际的研究,首先指出哈尔滨市乡村治理模式的现状及问题;其次分析了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最后指出解决哈尔滨市乡村治理问题的根本措施是进行乡村治理模式转型,并提出"乡政村治"向"乡政自治"转变和"乡政自治"向"乡村自治"转变的两步走战略,以及法律与政策保障问题。     

宛西乡建运动中的三自教育

三自教育始于村治学院，行于宛西自治。它是宛西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模式特点，同时又有力地促进了乡建运动的发展。乡村建设的理论得以在宛西取得显著的实践效果，与自治派进行的三自教育有着必然的联系。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政权建设的历史研究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政权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背景下的艰辛探索。陕甘宁边区设乡、县、边区三级政权，包括参议会和政府两大系统。其中的乡村政权体制、乡村民主选举和“三三制”、乡村政权的议行合一与“一揽子会”、乡村干部队伍建设与管理，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乡村民主政权建设的创新，其本质是农民政权的真正确立。     

铭贤学校“乡村建设”模式探究

近代山西在阎锡山主导的"权力本位"乡村建设模式之外,铭贤学校将自身发展与乡村建设相结合,探索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本位"乡建模式。这一模式针对近代处于快速衰败中的山西乡村,以悲天悯农情怀为鼓舞,依托学校农科专业的建立,在吸取其它乡村建设流派长处的基础上,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发现乡村问题,再辅以农业技术推广缓解乡村生存危机,同时在乡村建设中注重提升农民地位,吸引农民积极参与,逐渐形成了"科学本位"的乡建模式。这一模式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阎氏"权力本位"模式的缺陷,为近代山西乡村变革做出了有效的探索,也促进了学校自身的发展。     

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述论

晏阳初是“乡村建设派”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和实践家。在乡村建设派众多的“乡建”主张中,晏氏的乡村建设思想最具系统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内容主要包括（一）乡村建设的使命：“民族再造”;（二）乡村建设的着力点：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三）乡村建设的方式：学校、社会和家庭;（四）乡村建设的步骤：调查、实验和推广;（五）乡村建设关键：农民化等五个方面。晏氏的乡村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并对“新农村”建设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培育壮大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的路径选择与政策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化生活,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各类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是带动乡村发展的主力军和生力军。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在农村产业、农业科技、环境整治、乡村治理等方面的“嵌入”,彰显了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的自我价值,实现了乡村振兴的战略价值,盘活了农村集体资产的市场价值,优化了乡村治理的政治价值。培育壮大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的路径包括：利用乡村土地资源,造就更多现代农业种养殖经营主体;立足乡村山水风光,造就更多的文旅融合建设主体;发挥技术技能优势,造就更多的数字农业服务业主体;借助制造业回流,造就更多的乡村企业家或小业主主体;依托乡村创业产业园,培育造就更多的农业园区创业主体。培育壮大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的政策支持,一是加大涉农要素供给支持,形成创新创业激励机制;二是提升创新创业双向认同,营造组织归属氛围;三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优化乡村创新创业环境;四是创新人才培训模式,满足乡村产业发展需求;五是积极推介乡村项目与亮点,提升创新创业的预期与成功率。     

牧野书记靳新峰

星转斗移，岁月流逝，历史的车轮不止步的前行着。如今，漫步於新乡的街头、乡村，你已寻不到昔日金戈铁马横扫战场的痕迹，只有一个乡村的名字，还能使你联想起这里曾是武王伐纣开创历史新纪元的地方。这个乡村便是地处新乡市东北部郊区的牧野乡。牧野乡虽小，却名声远播，除了历史缘由之外，更重要的是今天这里人民富裕，经济繁荣，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乡。牧野乡的乡民说，牧野乡之所以有今天的繁荣与稳定，是因为我们有靳新峰这样一位勤政务实的好书记。走近靳新峰，看到了牧野乡的骄傲，更看到了牧野乡的希望1997年6月，时任新乡市郊…     

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派"的乡村建设观

20世纪30年代,在农村破产的历史背景下,滥觞于2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迅速走向高涨,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开始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广大农村,对风行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考察和评议。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乡建运动,但自由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传统,促使他们在详细考察中国农村现状的基础上,对农村破产的原因进行了学理分析,并进而提出了中国乡村建设的措施和建议。以《独立评论》周刊为平台,探讨自由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观,对于把握其政治主张和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意义。     

“都市化”：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青岛模式

20世纪三十年代,青岛乡村建设运动在市政府的主导下,以城市为标准和起点,有意识地培育乡村现代化,缩减城乡差距,“埋头苦干”,促进了乡村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被誉为“都市化”模式。这为乡村建设派认识处于争议中的乡村与都市的关系提供了具体范例,对当今新农村建设亦不无借鉴意义。     

农村基础设施养护机制研究

采用比较分析等方法探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新农村建设的重点,认为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养护机制的不健全已严重影响了农村基础设施作用的发挥.农村基础设施养护机制不健全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基础设施养护上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存在,只有克服这种双重失灵,才能建立符合新农村建设需求的农村基础设施养护机制.     

青岛市新农村建设推进的微观模式和宏观战略研究

青岛市在近几年的新农村建设中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本文主要就青岛市新农村建设推进的微观模式和宏观战略展开研究,总结目前青岛市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工业企业带动型、畜牧养殖带动型等六种典型的推进模式,以及农村工业化、农业生产企业化等宏观战略,并提出包括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培育新型农民等几项具体措施,以期为青岛市新农村更好、更快的建设提供借鉴和帮助。     

基于农民意愿的青岛市新农村社区建设问题调查与分析

针对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出现脱离实际的现象,有必要从农民意愿的视角研究新农村社区的建设问题。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的方法,对新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农民的搬迁意愿、农民所担忧的问题、农民对新农村社区建设的诉求等进行调查与分析,发现从整体上看青岛市农村居民是支持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他们反映的一些问题和诉求也正是各级政府改进新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着力点。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青岛市新农村社区建设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筹资途径探讨——基于农村信用社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

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上唯一的“国有银行”，是新农村建设中金融资金供给的主力，但由于受个体理性的支配，离农趋势反而益发严重；地方政府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信用社支农资金的供给。在深入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了农村信用社和地方政府在非合作和合作状态下的博弈框架，并对几种状态下的纳什均衡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合作状态下的纳什均衡要优于非合作时的均衡状态，而在三种合作状态下，信用社确定支农资金比例更具有可操作性。即政府对信用社提供补贴、信用社确定支农资金比例的合作形式更有利于解决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问题。     

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历史逻辑——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

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将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分为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20世纪20～40年代的乡村建设、1953—1978年“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乡村建设、2005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五个阶段进行梳理。清末民初的乡村建设,中央权力日益式微,“乡村自治”成为主要路径,并延续了传统的士绅治理模式,但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使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遭到破坏。20世纪20～40年代,国家和社会均弱,主要靠外部资源输入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知识分子领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运动,则被整合进各自的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势推进“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角关系变成国家和农民的双边关系,由于资源输入城市,乡村建设基本停滞。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社会自由发展空间增大。为破解“三农”困境,国家在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政府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乡村建设获得大量政府资源。未来乡村建设应正确摆正政府角色和职能,充分发育“乡村社会”以制衡政府扩张;应与文化建设相为表里,进行包括制度改革、人力与物力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纵横磨合：乡风文明建设的多重逻辑——基于湖南省14个市州的调查分析

作为乡村公共事物治理的乡风文明建设,其绩效不仅受到国家、地方政府、村支“两委”、农民四个主体行动逻辑的影响,而且受到乡村既有“权力-利益-规范”网络的约束。前者是自上而下纵向支配的科层逻辑,后者构成横向平等交互的协商逻辑。两种逻辑的磨合、博弈态势,制约着乡风文明建设的最终成效。从目前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看,占据主导地位的纵向科层逻辑,还不能与乡村横向逻辑完全契合,使得乡风文明建设遭遇困境。乡村社会个体化带来的公共生活衰落,进一步加剧了乡风文明建设困境,最终导致建设成效差强人意。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要以重建乡村公共生活、培育乡村良性社会资本为重点,采取纵向自上而下与横向平等交互相结合的双向路径。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效途径探索——诸城市农村社区建设个案思考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尽管当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存在许多问题，但也面临着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条件，总体上已具备了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与条件。山东省诸城市对农村社区建设的相关规定及实践，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范例。     

浅谈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以青岛市城阳区后田村为例

近几年来,我国的农村社区文化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还相对滞后,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能完全适应。为此,我们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迅速发展农村经济,推进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全面分析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总结青岛市城阳区后田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探讨并提出新形势下进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近10年中国的农村建设的成效、经验及存在问题

2000年以来中国农村政策全面调整,新的政策方向是:减轻农民负担,实行农业补贴,全面开展新农村建设。在新的农村政策指导下,最近10年来农村改革和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生产条件改善、产出增加,农村居民进入全面保障阶段,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普遍加强,农村公共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农村建设和发展的主要经验是:中央财政支持是主导力量,地方政府的组织推动是关键,改善农村环境条件是突破口,帮助农民做好规划是基础,建设坚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是保障。目前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不足是:尚未形成稳定的投入支持机制,农民主体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基础环境建设与培育新型农民不平衡;这些也正是今后要着力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