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地域文化环境对郭祥正创作的影响

北宋诗人郭祥正的诗歌创作在当时和后代都有很大影响,其山水景观题咏诗创作数量众多,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安徽、江西、湖南、河南、福建、广东等地的自然、历史、人文景观,尤其侧重描写安徽宣城与当涂两地风光.山水景观诗创作与诗人当时所处的地理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蕴藉心灵的山水家园——郭祥正山水情结的际遇秉性分析

山水景观题咏诗是郭祥正诗歌内容的重要特色,也是其诗歌创作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山水情结不仅以个人际遇为基础,更因其特殊的秉性而勃发成篇。通过对郭祥正钟情山水创作的原因的深入研究,诗人不羡纷华的处世之道、散漫自适的游士心态和坎坷人生与孤独意识跃然纸上。     

郭祥正、彭汝砺合肥诗歌创作比较及文化意义

历代文人在合肥的文学创作是合肥这座历史名城的重要文化积淀,考察宋代郭祥正、彭汝砺在合肥期间的诗歌作品,其中都包涵着对地域景观文化的开拓和个体人文精神的展现,而由于创作心态、个人境遇上的区别,前者更重视发掘景观之美,后者则为诗歌赋予了更多的个人感悟。他们的诗歌不仅再现了古代合肥的自然之美和传统之美,更为当今传统文化的保护...     

唐人题咏山水画的文化管窥

唐代诗人的山水诗不仅取材于大自然,也取材于画家笔下的山水,因此产生了不少题咏山水画的作品。透过这些诗作可以看出:唐代山水画是士人们畅游自然最经济的精神替代品;山水画的愉悦功能趋于强化,画家多是泛画山水,泛景创作特征明显;诗人们以畅情畅性为品赏山水画的审美标准。唐人对山水画的题咏,从诗歌发展史意义上看,是对诗歌表现领域的又一次拓展。从绘画史意义上说,又为我们揭示了唐代山水画繁荣的文化原因。     

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生成与传承

中国古代景观游赏经历了从自然景观走向人景合一的名胜景观的过程。名胜景观作为景观之有“名”者,是无数文人士大夫、知名人士共同参与的自然与人共生的结果。“名胜”最初指“人物”,常有交游、赏景、文学、学问等特征,属于名流群体,与山水及景物游赏多是相关的。“景物”之“名胜”,起源于魏晋名士与山水之间的相互作用,伴随着魏晋至唐宋怀古情绪的进一步发酵,山水景物因“名胜”人物的参与,逐渐成为知名景观,宋至明清时期,“前贤”影响下的“胜迹”发展为“景物”之“名胜”,“名胜”具有了“人”与“景”的双重含义,人景合一的“名胜”景观成为士人游赏追寻的目标。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传承集中体现了古代景观文化中的“慕古”与“述古”传统,这是以人及与人相关的故事为核心的传统,具体表现在基于“名人”及“文献”的景观文化传承,具有层累的特征。历代诗文、志书等文献有效传播并保存了古代景观的文化和历史信息。士人游赏名胜,往往根据以往的诗文或志书追溯名胜的历史及相关人物,并以自己的创作或记述继续丰富名胜的文化史。地志类文献亦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考证并记述景观文化的传承脉络,形成丰富的景观记述体系。这一传承模式影响了古代名胜景观物质...     

王维山水田园诗新论

王维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继承了前人的田园诗风格，还融入了释道观，他以一个诗人兼画家的眼光来观察客观世界，把绘画构图中的色彩、动静等引入诗中，形成了其特有的“诗中有画”的艺术特色，丰富了中国的山水田园诗类型。其山水田园诗给后世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以深远的影响。     

浅谈王维的隐逸及山水田园诗

关于王维的隐逸及主要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山水田园诗学界众说纷纭,文章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考查,认为他的隐逸及山水田园诗的内涵是一致的,体现了诗人为官做人的人生哲理,他所形成的隐逸文化是长安文化的延伸,是盛唐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论“沈、宋”对初唐诗题材的开拓

初唐诗坛宫廷诗流风犹存,创作大多局限于宫廷范围。沈佺期、宋之问以宫廷诗人的身份,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并融合山水、田园、隐逸等题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创作首开风气之先。贬逐南方的经历进一步开阔其创作视野,将岭南风光引入诗歌创作是其首创。此外沈、宋诗作中,还有一些质量较高的边塞诗和送别诗。沈、宋以出色的诗歌创作在丰富诗歌题材、扩大创作视野方面做出成功示范,为盛唐诗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古诗词英译中的名山秀水文化

中国古典诗词是一个珍藏丰富的艺术宝库,一个广袤、深邃、绚丽多姿的世界.作为先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古诗词已成为承载中华悠久壮丽文化的独特载体.而山水文化更是其诗歌创作中一个重要的题材,为诗人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空间和灵感.文章将从名山文化和秀水文化两个方面入手,来探讨此类诗歌的翻译方法及技巧,向译语读者传达中国山水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别样的审美情趣.     

神语·族阈·地域——对当代大凉山诗歌的文化学解读

当代大凉山诗群是一个富有民族文化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的诗歌流派.该诗群的创作以民族文化为诗歌灵魂,在神性话语语境的构筑、族阈特质的重构与解读和地域文化意识的书写等方面建立其诗性、诗情、诗美的诸要素,形成了别具风采的意蕴风格,显示出诗歌富于生命活力和卓异民族品质的文化特质,具有丰富的文化学意义.     

刘禹锡与巴山楚水

刘禹锡之佳诗多产生于贬谪时期 ,其中描绘巴山楚水的部分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 ,景物色彩明丽 ,寓含乡国之思。其描述当地的民俗风情 ,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 ,充盈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劳动生产习俗、崇巫好祀风俗、喜好歌舞风情。这些与诗人坚定的信念、豁达的心态 ,及其心系朝廷、关心百姓疾苦 ,受南方文学、文学传统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苏过的诗

苏过在宋代诗坛上虽不是很有影响的诗人,但其诗歌创作颇具个性特征,值得研究。苏过的唱和诗言之有物,内容充实;其纯审美性的山水诗清新自然,妙趣横生;其准山水诗和抒怀诗多抒发隐逸情怀。     

从曾国藩诗歌中的山水描写看其淑世情怀

山水描写的诗歌在曾国藩诗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且颇具艺术魅力;诗歌中的山水描写,使其入世济世、忧国忧民、对家人和友人真挚的情感以及乡愁等淑世情怀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其诗歌魅力源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传统家谱中"八景"的文化意义

出现在中国传统家谱中的"八景",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它充分撮收当地的历史遗迹和文化产物,这反映了它对景观的人文意味的追求;八景的构成与结构,与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风水观念以及对称和谐意识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描写或反映八景的具体作品,就是一篇篇实在具体的山水诗文.因此,一些地方的八景的历史意义与地理意义或许值得怀疑,但其文化意义则不容否定.     

谢灵运山水诗中的以理灭情

谢灵运山水诗中的景与理,在抚慰他的忧虑苦闷上获得一致,并进而统一在一起。景与理都是谢灵运用来消忧的工具,二者的地位是相等的,谢灵运的山水诗与玄言诗中的景色描写有很大的不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多的还是学习当时的山水之作,而不是玄言诗中的山水描写。     

魏晋南北朝山水诗的酝酿、形成和发展

山水诗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 ,是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它是这一“人的自觉”时期人对自然审美情感觉醒和对文学自然规律认识的反映。魏晋时期是山水诗的酝酿阶段。“巧构形似之言”的山水描写受到了玄学思潮的阻遏 ,但是由于玄言诗人需要以自然山水作为“悟道”的触发媒介 ,使得山水描写得以蓄积力量。山水诗的形成在晋末 (刘 )宋初。谢灵运是第一个以大量自然山水描写奠定了山水诗形成基础的诗人 ,但是他的诗作还没有脱出“用形象说玄论道”的范畴。使山水诗完善并趋向成熟的有影响的诗人是谢月兆 ,他在题材范围及情景关系方面有所创新 ,使山水诗得以正常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的嬗变过程 ,反映了自然审美的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之间的密切联系 ,也反映了文学沿着独立化进程趋向自身完善的情况。     

论黄庭坚鄂州诗歌的景与情

黄庭坚富居鄂州一年多的时间里,写下了60多首诗歌,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描写部州名胜风景的写景诗和叙写诚挚师情、友情和纯朴的民风乡情的抒情诗,这些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山谷鄂州时期特有的复杂心态,既有怡然之情,亦有怅恨之意.     

论玄学与谢灵运山水诗

晋宋是玄学的鼎盛时期,随着宋文帝对“四馆”的设立,玄学一跃而成为了当时的“官学”。玄学助长了当时社会的归隐之风,使诸多文化精英将目光投向了山水田园。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问世的谢灵运的山水诗,乃具有明显的“玄言特色”。而采用“三段式结构”进行创作,在诗中“言必称玄”,则是谢灵运山水诗受玄学影响所呈现出来的最为明显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之“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说法,并不符合山水诗发展的历史真实。     

欧阳修的江淮情缘

从欧阳修描写江淮风物及优游之情的诗篇辞章、欧阳修与江淮名人的交游和历代江淮文人对欧阳修的品评三个方面,论述了一代文宗欧阳修与江淮大地及江淮文人结下的不解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