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阅兵

今年,万众瞩目的一件大事,无疑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届时,我国将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先后举行了13次国庆阅兵。今年国庆60周年的大阅兵将是第14次也是新世纪以来第一次阅兵。为了帮助广大读者详尽地了解我国国庆阅兵,从另一侧面展示我国建国6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特别推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阅兵"一文,以唤起老年朋友们的历史记忆。     

公司多型产品亮相国庆70周年大阅兵

正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随后检阅部队。此次国庆阅兵是中国人民军队全面改革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是中国近几次阅兵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受阅装备均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信息化程度高,近半数新型武器装备首次亮相。泰豪公司董事会主席黄代放受邀亲临现场参加阅兵观礼,公司多型产品随配套的武器装备亮相5个作战模块9个方队,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再一次彰显     

国庆六十周年大阅兵的媒介仪式观研究

国庆六十周年大阅兵的成功,在于通过大众媒介对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传播符号进行了呈现,用媒介仪式建构了国家权威、国家形象、历史记忆这三大意义,从而传达社会核心价值观,发挥社会整合的凝结剂作用,教导与规范社会生活。     

美国为何不搞大阅兵?

“嘿!山姆大叔,我们的红场阅兵在哪?”尽管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有着最强大的军队,但每年的7月4日独立纪念日(国庆日)却没有大阅兵. 美国之所以不搞大阅兵,主要是受历史和传统影响.美国历史不长,建国前没有遭受过大规模战争侵略.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后,美国并没有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每个州都是独立自治的.也就是说,美国在建国之时,没有阅兵式,只有庆祝.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庆节“逢十”纪念的社会功能

国庆节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节日,尤其以"逢十"纪念为最。每"逢十"国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都要隆重举行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规模大、规格高,而且形式多样。其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举办大型纪念活动、进行数字总结、呈现文艺作品、国庆阅兵等形式塑造国家形象;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精神等方面开展社会动员,鼓励全国人民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借助"逢十"大庆,密切与其他政党、国家之间的交往;向世界诠释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涵,强化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接受毛主席检阅

195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周年。这一年,共和国举行第七次国庆大阅兵。我光荣地接受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检阅。那年我28岁,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坦克学校中级军事指挥第六期营团指挥军官队学习,     

参加国庆阅兵盛典的内蒙古骑兵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阅兵中,内蒙古骑兵部队曾经三次参加过阅兵盛典。昔日勇猛善战、威震敌胆的内蒙古铁骑兵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的代表,光荣地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人民的检阅,赢得了各界的广泛赞誉,在内蒙古骑兵部队的光荣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我作为当年曾是一次受阅部队的一员,对内蒙古骑兵部队参加受阅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刘文辉：两次接受总书记检阅

一步一脚印。走到总书记身边 军营里说,受阅一次,享用一生。 1999年的大阅兵,对预备役方队来说,始于1998年的7月份。那年．刘文辉还是一个小伙子,在当兵的第9年、陂选人了阅兵队伍。他作为阅兵训练的骨干,赶着第一批的步伐走进了阅兵村。优秀不仅仅意味着表现突出,更意味着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     

社会记忆与蒋介石形象的塑造:1949~2014

对人们关于特定历史人物或事件记忆的研究,可以洞察这一特定历史人物或事件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脉络变迁轨迹。蒋介石这一人物形象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在人们心中呈现出不一样的记忆版本。本文试图对社会记忆理论的理论谱系及其核心意涵进行梳理,作为分析当代人们关于蒋介石这一特定历史人物不同社会记忆的分析视角,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对蒋介石故居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镇进行田野调查及文献资料,旨在展示人们对1949年以来不同时期的蒋介石形象进行展示,分析了在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和台海关系发展的背景下,研究蒋介石如何在不同时期被塑造成为各具特色的人物及其背后的历史、社会因素。研究表明,蒋介石形象变迁这一个案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社会记忆在不同社会情境下被建构的过程,国家的政治旨趣和社会成员的个人遭遇都被卷入其中,使其成为工具化的一种手段随着时间的流走而变化。     

国难教育、社会创伤记忆与国家形象建构———爱国主义教育视域下日本侵华史料研究的逻辑理路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年来,日本侵华史料收集与整理一直是教育研究、历史研究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基于爱国主义教育视域,国难教育、社会创伤记忆与国家形象建构,已成为日本侵华史料研究的基本逻辑理路。日本侵华史料是映射日本侵华史实的一面镜子,是作为爱国主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难教育的客观素材,是推进日本侵华社会创伤记忆公共建构的有力资源,是进行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内容载体。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广大民众奋起抗日,广泛开展国耻国难教育。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率先提出"国难教育",成立国难教育社开展战时教育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侵华社会创伤记忆的公共建构成为国难教育在和平年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拓展与延伸。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国家形象建构作为日本侵华史料研究的基本学术立场,充分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与敬畏及对和平的向往与追求。     

“五九”国耻纪念日的由来

＂五九＂国耻纪念日,是中华民国建立后第一屈辱的国耻日。这个由中日＂二十一条＂签订,引发的国耻纪念日,从民间自发纪念开始,到最终成为＂国定纪念日＂一步步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追溯＂五九＂国耻纪念日的由来,有助于彰显时人的爱国热情,从而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结。     

毛泽东社会正义思想研究综述

分析指出,毛泽东的社会公正思想,实质上主要表现为对公平正义、民主与自由等的独到理解,毛泽东社会正义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本文围绕着政治公正、经济公正、文化公正等方面开展,认为毛泽东在其一生追求公平正义、民主与自由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伦理思想,为我们现代社会公正秩序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建国初期中共创建人民信访制度探析

人民信访制度是中共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利益表达的一种重要制度。中共在建国初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通过创建人民信访制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建国初期中共人民信访制度的创建经历了理论准备、立法和实践的三个阶段,在其创建的过程中,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注重机构的建立和完善、人才队伍的充实和工作方法的革新等特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引导,围绕新生政权恢复和巩固经济的主线、实现党和国家发动和组织的政治运动,是中共在建国初期创建人民信访制度的历史经验。探讨建国初期的人民信访制度对新时期进一步完善信访工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传承与创新

随着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文化走出去不但是自身综合实力提升的内部要求,也是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外部需求。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文化外交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抓手。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一直高度重视文化外交,文化外交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独特作用,国民文化自觉和自信显著增强,文化外交成果丰硕。作为国家整体外交的一部分,文化外交不但有对国家整体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更有战略、政策和实践的创新,目前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化外交战略布局和政策规划,而且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本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外交发展划分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全面开放、全面参与”“内外合力、扩大交流”与“提质升级、合作共赢”四个历史阶段,旨在系统梳理文化外交战略框架与实践路径的基础上,厘清其传承与创新的脉络,尝试回答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的时代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历程及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历程不仅应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而且必须追溯到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法律制度建设,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历程总体上可分为三个大阶段:即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法律体系建设;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的法律体系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1年年初的法律体系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宝贵的法制建设经验:法制建设必须体现时代精神;法制建设必须以理念建设为前导;只有在行动中才可能促进法制建设的成功。     

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背景的三重透视

考察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背景,有三种不同的时间距离：近视、中视和远视。近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近几年历史的近距离考察;中视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35年历史的中距离考察;远视是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64年历史的远距离考察。透过三种历史焦距的镜头,可以多面聚焦和深入观察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背景,进而增强对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     

山东红十字会的历史变迁及启示

山东红十字会自1904年成立至今的一百多年,历经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经过战争硝烟和政治动荡,始终秉承人道主义精神,历经百年而不衰,在21世纪焕发出更大生机,成为山东社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山东红十字会百年历史说明,作为一个人道主义团体,要坚守"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获得公众的参与和认同,加强和完善自身能力,才能够良好地运营,获得较好的社会评价。     

论新刑诉法中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刑事和解具有传统的刑事制裁方式所不具有的优点,是有效解决刑事案件,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方式之一。经过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和讨论,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第二次修正案,在第五编特别程序第二章设置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使公诉案件的当事人和解程序终于有法可依了。在公安司法机关理解和贯彻执行该特别程序的规定时,应当特别注意依法进行和解。其中要审慎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是真正真诚悔过,当事人是否是真正自愿和解进行考察,坚决杜绝"花钱买刑"等与刑事和解相关的腐败现象的发生。     

1934年社会舆论对新生活运动的回应——以《申报》为中心

新生活运动是民国史上的一件重要历史事件,《申报》作为近代中国一份历史悠久的报纸,大篇幅的转载国民政府对新生活运动的政策以及连续报道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实施的进程,也对该运动进行了相关的评论,对新生活运动的整体舆论导向是肯定的,并提出了一些改造社会、复兴国家和民族的看法。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职工生活困难问题的应对与思考

建党百年来，保障和改善职工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目标与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党领导人民政府采取系列举措，尽其所能地给予职工生活以基本保障。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应对职工生活困难面有所扩大、程度有所加深的新情况，党和国家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出发，协调处理宏观经济调整工作与职工生活困难补助工作之间的关系，适当加大对困难职工的补助力度。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党和国家创造性地提出将职工互助与困难补助相结合的工作思路，转为提倡和推广职工互助互济活动，在不增加或少增加财政和职工负担的基础上，尽力减轻职工生活困难并力争有所改善。总而言之，1961—1965年党在应对职工生活困难问题上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形成的理论思考，可为新时代民生建设工作提供一定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