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三变

文学本体观念的更新导致文学思潮的演变,进而影响创作原则、创作方法乃至题材、体制、风格以及批评理论的演变,从而完成文学理论范畴的系统转换,并最终影响文学创作时代风尚的变迁。唐代文学本体观念由“原道”、“言志”向“缘情”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唐代散文创作风尚的变迁,非常经典地展现了文学革命的完整过程。     

唐代“意境”论所蕴含的文学接受思想

通过对唐代殷的“兴象”说、皎然的“诗境”说和司空图的“味外”之旨诸说的考察和分析阐明 :唐代提出的“意境”论从一开始就给读者留下了积极参与的艺术空间 ,它既不是单纯的“作者本体论” ,也不是单纯的“文本本体论” ,意境本体实际上还有读者的参与 ,换句话就是说 ,意境本体是由作者、作品和读者共同构成的。因此 ,唐代理论家提出的“意境”论实际上是一个标志读者的文学接受进入文学本体的审美范畴 ,这也就是唐代“意境”论所包含的接受美学意蕴之所在     

《李娃传》嬗变研究

唐代小说在后世通俗文学体裁中的嬗变，已经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结合社会思潮的变迁，对唐代小说《李娃传》在宋、元、明不同时代话本、戏曲中的演进轨迹进行考察，探讨演变过程中门第观念、人物形象的衍变以及明代才子佳人小说（戏曲）创作格局的出现，等等。     

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观念

<正> 现在我们常讲的“本体”(substance),是一个翻译名词,有时也译为“实体”。在我国古代,也有“本”、“本根”、“体”、“本体”、“实体”、“体用”等名词。在哲学史上,“本体”观念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中国和西方,本体一词在不同的哲学家的著作中有不同的含义。中国所固有的本体观念是谁最早提出来的?北宋晁说之讲:“体用本乎释氏。”(《困学纪闻》引)清初李顒也说“体用”二字出于佛经,出于惠能。近人也有认为“体用”观念始于王弼。这些说法都不准确。本文想考察一下中国哲学中本体观念的源流,以及中国哲学的本体观念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观念的异同。     

民族特色与时代风格——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思考

近些年来,古代文学文献整理工作大规模展开,文学研究观念、理论不断更新,在传承中拓新的古代文学研究,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历史变迁视野中的文学史研究、逻辑建构层面的文学理论研究以及间接的文学外部研究、直接的文学本体研究等四个方面。尤其是“重写文学史”、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大文学”视域下的文学研究、文学本体研究等热点学术问题的集中探讨及相关实践,带动了古代文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古代文学研究的巨大成就,其表现不仅是具体的文献整理、文本研究和理论方法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的学术理念,这就是对于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化道路的探索和追寻,对于民族文学精神传统的回归与认同。     

探寻文学本体的新视角--读刘月新教授新著《文学与对话》

自从文学产生以来,人们就从未停止过对文学本体问题的追寻,总是想回答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本质何在这一类的问题,于是便产生了中国古代的“诗言志”、“诗缘情”,西方的“模仿说”、“镜子说”、“再现说”、“情感表现说”、“形式说”等文学观念。但这些理论观点常常着眼于文学的某一环节或某一侧面而不是整体,因而始终未能对文学本体问题做出圆满的解答。随着西方现代对话哲学和交流思想的产生,一些学者开始从对话和交流的角度探寻文学的本体,把文学作为一种对话和交流活动来看待,认为文学的本体就存在于人与人的对话和交流过程之中。刘月新教授的新著《文学与对话》(武汉出版社2002年6月版)就是这一学术语境下的产物。     

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

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应以欧美文学概念的变迁为参照。在研究方法上,不宜将概念的演变简化为名词的演变,用文献的胪列取代意义的剖析,而应当着重考察中国文学概念变迁中的衔接点（往往也意味着转折点）,并注意其在语境中的涵义。从魏晋到中唐,文学概念中的核心问题是区分“文”与“非文”,判断标准落实在“为文法式”,集中在“声”与“形”,即声律和对偶。自中唐到南宋,问题的重心转移到区分伟大的文学和一般的文学,也就是从“文学是什么”转移到“文学应是什么”,具体落实在“文道合一”,此关乎文学的崇高。元代以下,又析出“诗”与“文”的区别,形成中国的“纯文学”概念。17世纪欧洲传教士首先将“文学”对译“literature”,影响到日本以“文学”对译19世纪中叶以下的“literature”概念,反过来又在中国广泛传播。值得重视的是,章太炎对文学的定义,具有两大“异彩”。通过对旧有理论命题的“激活”,进一步重新思考应当“如何研究文学”,是更为重要和现实的问题。     

《文学》月刊的本体色彩

<文学>月刊是继<小说月报>之后影响较大的文学刊物,是集创作本体、学术本体、批评本体为一身的优秀文学期刊.经典性的文学篇章、有影响力的文学观念、多视角的文学批评,使<文学>月刊享誉20世纪30年代文坛,在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日本江户汉诗评价基准与文化自觉

江户时代的汉诗是日本“汉学”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对这一时期日本汉诗的评价,日本经历了从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和臭”到树立中日相对化的“和习”的评价坐标的变迁.然而“和臭”与“和习”仍旧是以中国/日本或者外部/内部的二元对立为基准的评价方式,而取而代之的突出日本自身优越性的“和秀”观念,不仅意味着日本自身的“文化自觉”,也代表着日本文学中一种新的评价基准的树立.只有重新审视江户时代日本文人创作的汉诗以及当时日本文人的文学评论复现日本文学中中日文化融合的现象,才能理清日本文人对日本汉诗乃至整个汉学的评价观念的历史演变,昭示江户时代日本“汉学”逐渐脱离中国文化影响,走向文化自觉的内在脉络.     

从“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与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近代中国的学科体系是在汲纳西方学术分科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梁启超作为促成近代中国新旧学术转型的重要学者之一,其"文学"观念也经历了由"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的转变。考察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有助于揭示"文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及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先秦至唐代“发愤说”内涵及源流考索

“发愤说”中的“愤”在唐代以前专指作家创作前情感郁结于心的憋闷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既可由愤怒等否定性情感引起,也可由创作主体极度快乐的情绪造成;“发愤”则是指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来解除郁积在内心的憋闷情绪。“发愤说”很好地解释了作家进入正式创作前创作动力之所由的问题。“发愤说”滥觞于先秦的屈原,历经汉代的《淮南子》;司马迁、王逸的发展,降及有唐,孔颖达、韩愈等对其进行了新的诠释,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创作理论。     

唐代女权文学的神话--上官婉儿的宫廷诗歌创作及其文学史地位

上官婉儿两朝专美的身世经历是一个传奇,而她独树一帜的宫廷诗歌创作,以及她在宫廷酬唱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对唐诗发展颇有影响.武后、上官婉儿等女性在政治及文学上专权的局面,激活了初唐中后期诗坛,也创造了一个女权文学的神话.在上官婉儿的推动下,这一时期的诗歌在形式上走向了成熟,在内容、意境、风骨方面为盛唐诗的创作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北宋中后期词坛“曲词派”词体诗化理论发皇

北宋中后期词坛,曲词派理论家虽仍多尊奉《花间集》,以"协律和声"和"娱宾遣兴"之类理论观点,守护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词体特性,但在时代新风的吹拂下,在词体演变规律和文学创作规律的作用下,其理论和创作都出现或强或弱的诗化的倾向,从而在客观上成为诗化派和词体诗化理论的襄助者和补苴者。他们所取得的具体理论成就,应予充分关注和科学辨析。     

唐代女冠的创作及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女冠是唐代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的生活、思想与传统闺阁女性大不相同,她们的地位较之世俗女性有所改善,可以以独立人的身份(如作为道师、道观主持人)接人待物,应酬世事,其生活的自由度较之传统女性高。女冠特殊的生活使她们广泛自由地与文人名士交往,一起宴饮、集会、郊游、酬唱,唐代文人的文才风流、浪漫情趣大大触发了她们的创作热情。作为创作主体,女冠们不仅写出了别具特色的赠答诗,而且也写出了不同于传统特色的爱情诗。同时,特殊的地位、频繁的社交,形成了女冠见多识广的人生阅历、与众不同的心理框架和洒脱旷达的思维方式,这使女冠们对世态人情、爱情婚姻、社会人生的体验和感悟较之世俗女性更深刻,表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女性意识,为唐代文学添写了绚丽的一笔。作为创作客体,女冠的身份行为也影响了男性文人的小说创作,使他们改变了以往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传统,为唐代文学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女冠的创作在唐代文学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晚唐诗歌否定评价的当代反思

从唐末至今 ,论者对晚唐诗大多持否定态度。反思这种带有明显历史惯性的批评现象 ,不难发现 ,不是晚唐诗缺乏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 ,而是其出现的异于此前诗坛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审美情趣、艺术思维和艺术风格 ,不仅使那些视文学为伦理、政治奴婢的封建文学观念批评者难以认同 ,也使那些对思想文化史发展缺乏认识和分析的批评者 ,难以理解出现在晚唐诗中的种种变化 ,因而导致千余年来的批评失误     

论魏晋南北朝俳谐文学对中晚唐散文的影响

与重政治教化、主抒情言志的严肃文学相比,俳谐文学的发展因强调诙谐、游戏文字以达到娱乐宣泄的特质而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作为文学史原生状态重要组成部分的俳谐传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构建完成初步的理论体系,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间隔年代较近的中晚唐文学中的散文创作所受影响尤甚。俳谐文学与该时期散文创作的结合,是对魏晋时期俳谐文学在内容思想上的借鉴与发展,也是魏晋以降文人创作的主体性在文学创新上的探索与努力。     

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新体

武则天时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武则天因为政治 与文化的需要，一方面广开才路，网罗人才，一方面改革旧章，发布新令，一方面又重视词 臣，奖掖文学，渐渐造成了文学彬彬之盛的局面。这种政治环境使得很多文人在诗体文体方 面努力探索，以使得某种体裁定型，成为后世的典范，或对较为陈旧的体裁进行革新，使之 趋于完善。在诗歌方面，有“沈宋体”、“陈拾遗体”、“新歌行体”；散文方面，有刘知 几史传体等。这与当时文人探讨文章的个性有关。这些文学新体对武周一朝的文学发展，乃 至整个唐代文学进程影响很大。     

从《文章正宗》的编选体例看真德秀的选学观

真德秀的选学观深受唐代古文运动的浸润,也深受南宋程朱理学重道轻文的文艺思潮激扬。《文章正宗》其文体分类、先后次序、选文范围等,体现了南宋正统文学重视作家道德修养、轻视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风尚,同时反映了真德秀尊王尊圣、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在选学领域的申发,烫烙着南宋偏安王朝的社会印痕,褫夺了文学以抒情为基本特质的功用。     

论盛、中唐转折时期的著名诗人元结

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的唐代文学,经历了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重大转变。这个变化在诗歌上的一个显著标志,即以元结为代表的写社会人生、写生民疾苦创作倾向的出现。元结这种创作倾向表现出不同于盛唐诗坛的特点,而对中唐的新乐府运动起到开启和示范作用。元结也因此成为盛、中唐转折时期一位具有鲜明过渡特色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