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和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农户是农村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信任和收入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重要因素。利用对陕西省474户农户的入户调研的微观数据,采用Heck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信任与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信任水平越高,参与意愿越高,但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作用;农户人均年收入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收入越高,越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交互影响均不显著;家庭人口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年龄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认知水平对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为此提出,政府在农村公共环境管理制度制定过程中,应更重视农户的主体作用;继续引导农民创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重视农村社区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提升农户的信任水平和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贡献度。     

主观感知、制度约束与农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农村地区严重的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要障碍,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探寻有效的环境治理模式是村社善治的客观要求。借助中国(江苏)民生发展指数调研平台,通过建构"个体特征+主观感知+制度约束"的指标体系,采取田园式调查方法,以江苏省8地市的288个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主要从事工作类型、个人效能感知、垃圾桶发放情况、环境质量满意度评价、责任认知、政府或者村中开展环保宣传教育情况和环境权利认知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影响。提出通过农户公共精神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权赋予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等方面促进农户参与意愿提升的策略。     

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意愿影响因素及关联路径研究——基于ISM-MICMAC模型

推动农村环境自治是乡村振兴战略能否实现的重要环节,准确识别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其作用机理,构建影响因素体系,对提升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极其重要。通过已有文献研究,筛选20个影响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运用ISMMICMAC(解释结构模型-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方法来对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影响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是影响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最重要深层因素,其中社会网路会受到年龄、外出务工、家庭人口数量的影响。根据可达矩阵计算依赖性和驱动力大小,可将20个影响因素分为:自主因素、依赖因素和具有关联因素和驱动因素特征的调整因子,需要根据依赖因素来促进调整因子对整体系统的影响程度,提高农户整体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干群关系、收入水平与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意愿

为探究干群关系、收入水平对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902份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参与意愿较高;(2)干群关系、收入水平对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支付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3)收入水平在干群关系对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建议在政策层面,应通过重视干群关系培养、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和完善政策瞄准精度促进农户参与村域河湖环境治理。     

农户参与数字金融的行为意愿与行为响应——基于湖南省676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的湖南省676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M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农户参与数字金融行为的影响因素与效应,为进一步推广农村数字金融提供决策参考。研究发现：（1）农户参与数字金融的行为意愿受到农户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2）农户参与数字金融的行为意愿不一定能够顺利转换为农户参与数字金融的行为响应;年龄、感知风险、以农业收入为主等因素会增大农户参与数字金融行为意愿与行为响应“负一致”的发生,受教育程度、感知有用、感知易懂、感知价值以及外部环境特征等因素会增大“正一致”行为的发生。（3）农户参与数字金融的行为响应对农户创业、打造农产品品牌、参与农村电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农户行为意愿到行为响应的转化,要增强农户对数字金融有用性、易懂性和收益性的感知程度,降低数字金融风险的发生,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数字化和信息化建设。     

资本禀赋、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利用湖北省９８５份农户调研数据,构建 Poisson模型,阐释资本禀赋、村庄归 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禀赋、村庄归属感均能有效推动农户 投身于村域环境治理;具体来说,人力资本中的健康程度与文化程度、经济资本中的家庭总 收入以及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人际信任、制度信任显著促进了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 为的发生,村庄归属感中的主人翁意识、对村庄的喜爱程度、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对村庄 的认同感与对村庄的依恋程度显著提高了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可能性.村庄归属感在 资本禀赋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愈强,资 本禀赋推动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作用力愈强.基于此,从综合提升资本禀赋水平与强 化村庄归属感两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社会资本探析

我国农村环境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这和目前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相关。现行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强调政府主导,忽视农村社会的公众参与。未来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强化公众参与和协同合作。这就使社会资本成为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角度。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具有社会整合、组织与协调、规范、促进沟通和参与等功能。笔者最后以社会资本为角度,对未来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提出展望。     

社会资本、价值认知对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回收受偿意愿的影响——基于安徽的证据

为保护农村环境、保障公众健康,农药包装回收成为重要举措.基于安徽省305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实证研究社会资本和价值认知对农户农药包装回收受偿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回收的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农户的社会价值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有偿补贴条件下农户的参与意愿;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回收的受偿意愿受到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影响,如年龄、收入对农药包装回收有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数量则有负向影响.     

农村绿色发展中农户认知对行为响应的影响研究

农村绿色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和动力支撑,农户的有效参与是推行绿色发展的内在动力。基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和浙江、河南26个行政村的592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方法,分别考察农村绿色发展中农户行为意愿、文化认同在认知与行为响应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共同作用于行为意愿和文化认同,进而转化为行为响应,其中文化认同表现出更强的特定中介效应;农户的行为意愿和文化认同在认知对行为响应的影响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但存在一定的遮蔽效应;主观规范对文化认同和行为意愿的正向作用最强,行为控制对行为意愿有负向作用。为引导农户积极主动参与农村绿色发展,应在强化政策实施形成示范作用的同时注重提升宣传效应,引导农村集体成员在多元社会情境中重获安全感和归属感,改善农户参与农村绿色发展的行为条件,降低行为能力的约束性。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社会信任、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农户参与供给

基于内蒙古、宁夏、山东三省1024户微观农户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例,采用样本选择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农户占整体农户的比例为65%,这其中,68%的农户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均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但两者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的影响方向则相反。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各维度变量中,一般信任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正影响,但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有显著负影响,而特殊信任的影响效应则相反,且显著性水平较低;农业收入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都有显著正影响,而非农收入的正向影响效应则不显著。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有一定交互影响效应。     

新冠肺炎疫情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及提升策略分析——基于安徽的调查分析

基于安徽省443个调研数据对村民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认知和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意愿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数量和质量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基层卫生保障条件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相对偏低,互联网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开始显现。大部分村民愿意以出资方式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提升行动,村民对村庄环境提升作用认识、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他们的出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关注乡村人居环境内涵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质量。     

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集体行动逻辑视角下的农村环境治理研究

采用集体行动逻辑为视角对我国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困境进行分析,原因有:"搭便车"导致村民环保意愿与环保行为的悖离;村集体规模制约着村民治理环境的协同一致;村委会缺乏农村环境治理的博弈动力;乡镇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分利集团。对策是:突破"理性-经济人"假设,以现代乡贤为支点促进农村环境治理;实行"微自治",提升村民集体环保行动的有效性;采取选择性激励,激活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动力源泉;强化制度创新,以供给侧改革推动农村环境治理可持续发展。     

农户加入合作社意愿与行为的差异分析

基于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分别分析了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但农户最终加入合作社的行为取决于农户的行为态度以及合作社在降低生产风险中的作用;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与其是否加入合作社呈负相关关系;计划行为理论适用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分析,但不适用农户加入合作社的行为分析。基于此,应赋予合作社更多的职能,发挥合作社降低农业生产风险的作用,鼓励小规模生产者加入合作社;定期对社员进行辅导、培训等对于缩小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与行为的差异,对促进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持续参加科普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

持续参与科普培训对提升农户科学素质具有关键作用。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将外部环境划分为参与环境和人际环境两个维度,将农户结果期望划分为素质结果期望和收入结果期望两个维度,采用陕西省305户农户随机分层抽样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对农户科普培训持续参与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外部环境和结果期望对农户持续参与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素质结果期望在参与环境、人际环境对持续参与意愿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收入结果期望在参与环境对持续参与意愿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据此提出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增强科普培训的实用性以满足农户结果期望等提升农户持续参与科普培训的建议。     

环境素养视角下的农户人居环境整治参与行为

基于陕西省893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Logit-ISM模型系统分析环境素养、非正式环境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和行为的共同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在环境素养方面,参与渠道、主动监督意识、整治责任意识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高意愿低行为现象发挥显著影响;在非正式环境方面,村内整治工作受重视程度、个人贡献受重视程度、村组织支持力度、村内参与氛围同样发挥显著影响.其中,个人贡献受重视程度、村组织支持力度、村内参与氛围等非正式环境因素是深层根源影响因素,环境素养因素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据此,建议加强环境整治知识培训和媒体宣传,提高农户环境素养水平;采取因地制宜、因类施策,鼓励通过群众管护、承包管护、社会化管护、制度管护等方式,创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管护机制;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激励机制,激发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内生动力.     

农户农业环境保护为何高意愿低行为？——公平性感知视角新解

以山东、陕西和山西三省1 052份菜农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基于农户公平性感知视角探索性地构建了农户农业环境保护意愿向行为转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通径分析和贝叶斯非线性结构方程模型等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农户农业环境保护意愿向行为转化存在条件,当农户公平性感知较高时,意愿能显著转化为行为;反之,意愿对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农户公平性感知对行为的影响同时存在直接和间接效应,较低的公平性感知导致农户农业环境保护意愿高于行为。公平性感知对农户农业环境保护意愿向行为的转化存在显著的负向干扰作用。据此提出,在农户农业环境行为的分析中,应明确区分农户的意愿与其现实行为;在农业环境政策的制定中应强调农户公平性感知,鼓励农户参与农业环境政策的制定;农业环境政策的执行应进一步公开透明。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政策认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湖南省衡阳市田野调查的研究

农户作为农业生态环境的主要受益人,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我国实施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中,政府主导的农村环境治理得到了显著的效果,但要取得长期可持续治理效果,提高耕地质量保护的水平,农户的行为参与和实施程度至关重要。文章基于湖南省衡阳市254个试点与非试点区域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探索了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政策认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结果表明:农户面源污染治理政策认知是通过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间接正向影响农户的行为意愿,进而影响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且试点区政策的推广对农户行为的影响效应较强。建议:政府应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相关的政策及措施宣传,同时致力营造积极的治理氛围,并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以巩固和提升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效果。     

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意愿分析

利用内蒙古、宁夏、山东三个省份1024户微观农户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例,引入农户社会信任因子,考虑农户收入水平差异,采用列联表方法,探究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意愿仅为65％,而愿意参与供给的农户中,68％的农户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农户社会信任与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显著正相关,但农户收入水平与农户参与供给意愿的正向关联性较弱。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农户倾向于以投劳的方式参与供给,而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