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贸易条件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价格贸易条件是贸易条件概念的核心,反映了国际贸易的利益分割情况。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反映了一国受国际贸易冲击的情况,而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对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显著影响则说明了一国抵御国际贸易冲击的能力。根据1981—2004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和经济增长率的数据,利用Grimes的模型,并使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可以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受价格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并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相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使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在东部发达地区内部,FDI流入较早且规模较大的省份经济增长率相对较高。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其经济增长率同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低就业问题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相偏离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表明我国就业弹性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是正相关的,但是不显著。本文对此现象进行了原因分析及其提出了如何扩大就业的思路。     

宁夏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以宁夏1980—2008年统计年鉴的数据为样本,对宁夏进出口与经济增长进行协整分析。协整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以及滞后一期的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和进一步测算,发现在对外贸易的各方面因素中,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进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从日本当前经济形势看今后发展趋向

一 日本经济在1981年取得了低速发展,增长率为2.8％,较1980年的4.2％,有所下降,成为近五年来增长率最低的一年。但比起美、英、德、法、意等主要西方国家的平均增长率1.2％,还要高出一倍多。在成长率普遍降低的情况下,日本仍处于领先地位。 在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中。1981年有些指标优于上年,有些较差。工矿业生产指数1980年较上年升4.6％,1981年上升4.3％;消费物价指数1980年比上年上升7.8％,1981年上升4.1％。个人消费支出1980年比上年增加1.3％,1981年增加1.8％。企业设备投资1980年比1979年减少4.1％,1981年比1980年增加近1％。对外贸易增长率1980年为     

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采用中国国家统计年鉴1992-2012年间的地区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地区人口结构变化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固态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人口抚养比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且二者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老龄人口抚养比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增长率显著阻碍经济增长,而且二者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同样具有非线性关系.从时间发展上来看,本世纪初的10年间,老龄人口抚养比对我国人均收入的正向影响明显小于上世纪的最后10年;从区域划分来看,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它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最弱.另外,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高越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时段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关系再审视——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基于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时段全国及东、中、西部、经济增长和土地违法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显示：在全国层面,1990-1996年,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间无显著因果关系;1999-2006年,滞后1期经济增长率和土地违法表现为双向因果关系,而滞后2期经济增长率是土地违法的单向格兰杰原因;2006-2013年,滞后1期经济增长是土地违法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滞后2期土地违法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不同制度演进时期,因经济发展水平及土地违法治理政策偏好的差异,经济增长和土地违法间的因果关系存在时段及区域差异：1990-1996年东部经济增长率是土地违法的格兰杰原因,而中部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互为因果,西部则无显著因果关系;1999-2006年东部土地违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中部经济增速的变化率是土地违法的格兰杰原因,西部经济增长率与土地违法呈双向因果关系;2006-2013年仅中部土地违法是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研究表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与目标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潜在土地违法行为,通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完善法律制度及监管机制有助于缓解或遏制土地违法行为;不同地区应在把握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制定差别化土地违法治理对策。     

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本文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的计算,得出我国经济增长总体上还是资本驱动型的结论。因此,要促进我国经济继续长期稳定的增长,必须提高我国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资本驱动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转变。     

货物贸易进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为了探索货物贸易进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对50个国家1995—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当跨期替代弹性相对较低(高)时,进口货物增长率的增加减少(增加)了经济长期增加的速度,进口货物增长率波动的增加促进(抑制)了经济长期增长的速度;二是货物进口的增长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初级品增长率的波动与经济增长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三是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增长率的波动与经济增长率呈负向关联性,消费品增长率的波动与经济增长率呈正向关联性,发达国家与之相反,最终的结果是整个世界初级品和中间品进口增长率波动的增加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加速发展,资本品和消费品则反之。这一结论有助于理解进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普遍规律以及对于各国在合理调整进口结构的政策指导上。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从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特定构成入手,利用1994年至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从1994开始实行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支出的各个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支出、部门事业费支出和城市维护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省际人均GDP增长率;文教科卫支出、经济建设总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其他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省际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具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行政管理支出、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率具有负效应,且显著;补贴支出和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省际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这无疑是为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实证的依据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国流通业的增长和变化——基于空间的视角

运用1993年以来的我国流通产业增加值和流通业微观经济主体的数据,分四大经济板块对我国流通业的空间结构变迁进行了分析,进而从空间视角讨论了流通和生产的关系。得到了以下结论：这一期间,我国流通业无论是增加值还是微观经营主体的数量,其在空间的分布都与该经济板块在全国的经济份额基本一致;流通业的绝对增长率和相对增长率的变化呈倒U型,与宏观经济变化方向一致,但时间明显滞后;近十几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和流通的关系更像是经济增长推动流通成长,而不是相反。     

陕西与东部省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基于西部大开发前后的比较

采用面板数据,对西部大开发前后陕西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不论是西部大开发之前,还是之后,陕西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存在绝对收敛特征。在投资率、人口增长率、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这些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陕西与东部各省之间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西部大开发实施后,陕西与东部各省的收敛速度明显高于西部大开发实施之前。另外,投资率、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对收敛性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     

居民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主观感知的评价

居民的实际感知与经济增长的客观事实相背离,是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表现,实证研究发现,人均GDP、消费以及GDP增长率对经济增长质量主观感知的作用呈非线性关系。在控制居民个人特征以及区域特征以后,人均GDP对于经济增长质量感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而消费增长的效应则是显著的。 GDP增长率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是先提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关系。基于实证分析而得出的政策建议是：进一步提升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区间,注重和加强改善民生尤其是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中朝边境小额贸易与丹东城市经济发展

对朝边境小额贸易对丹东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增长率增加1%会带来当地GDP增长率增加0.6%,边境小额贸易出口增长率增加1%会带来当地GDP增长率增加0.575%,边境小额贸易进口增长率增加1%会带来当地GDP增长率增加0.846%。     

地方经济增长对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绩效影响研究

本文探讨了中国地方经济增长对城市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我们选取了城市商业银行的ROA和ROE作为被解释变量,地方GDP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运用面板数据混合模型和个体随机和固定效应模型对两者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证明,地方经济增长率对城商行的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一发现表明,地方经济增长会提升城市商业银行的绩效,从而促进地方的金融发展,反过来金融发展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关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问题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多,底子薄,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水平低。为了早日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现代化的富强国家,我们需要有一个持续的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快的。解放初期,不到三年的时间,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从1953年开始大规模建设到1979年,国民收入(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但是,由于我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特别是1958年以后,在经济计划工作中,脱离实际,超越客观的可能,片面追求高增长率,提出了一些难以实现的高指标,加上其他一些经济的、政治的原因,经济的增长很不稳定,遭到     

我国信贷资金分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1979—2009年宏观经济和贷款数据为基础,运用因果检验和面板数据模型深入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与信贷资金分布间的关系以及八大经济区内二者的数量关系。结果发现,贷款分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贷款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贷款平均增长率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贷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大小依次为西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不同地区的信贷资金分布存在信贷配给现象。     

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民族与非民族地区的比较分析

该文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6年截面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全国及民族与非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从全国范围看,集聚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地区来看,集聚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对非民族地区的影响由正向作用变为负向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非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对民族地区作用甚微;人力资本、专利授权增长率、政府干预和投资对全国和地区的影响区别不大: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低质量的专利授权和专利泡沫会通过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本等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政府盲目投资和过度干预造成的经济效率低下,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各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上市公司净资产增长率和银行存贷款 (余额 )增长率指标来分别代表经济增长、股票市场发展和银行金融资产增加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模型 ,并对 1998- 2 0 0 0年中国各地区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与股票市场金融资产和银行金融资产的平均增长率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检验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银行资产的增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明显 ,并对其原因作了深入分析     

中国的膨胀型经济波动及成因

通过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波动过程分析可以看出,与1978年以前的经济波动不同,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波动表现为膨胀型经济波动。无论从总量上还是增长率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波动是GDP波动的主要原因,消费需求增长对GDP波动有“熨平”效应。旨在抑制经济膨胀的宏观政策,必须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之间做出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