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抗争: 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理解 近阶段中国农民抗争

目前学界对农民抗争的解读,观点林立、侧重不一,虽相互补充但又不尽全面,并带有陷入细节化争论的倾向,这就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章结合转型时期既有传统存续又有现代变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征,强调是国家的转型和行为变迁、基层权力变化/村庄权威与秩序转变,以及农民逻辑和行为的演变,共同塑造了所谓的转型时期农民抗争的特点,以此构造了“转型抗争”的概念,从宏观的视角探讨动态性和多元化的抗争的缘起、内容、目的和手段,以便统揽已有的经验研究,更好地理解近阶段的农民抗争.这一概念有助于在结合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政治传统与经验事实的过程中,更加清晰地把握和理解农民抗争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     

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回顾与展望

社会抗争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不满不断凸显,社会抗争及公民维权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既有的研究缺乏较为全面的文献梳理和述评以作为学术交流和探讨的基础。本文从抗争政治视角旨在对当下城乡社会中突出的几类群体（农民、工人、业主）的典型抗争行动（环境抗争）的国内研究进展进行归纳总结,提出社会抗争研究应当由多学科向跨学科不断推进。     

中国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以农民集体下跪事件为重点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弱势群体的社会抗争剧目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各种以牺牲尊严甚至生命为表现形式的悲情抗争。悲情抗争的空间来自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民本倾向同公平正义、公民权利现实之间的反差以及党群关系伦理与党群关系现实之间的反差。悲情抗争的机遇来自于现阶段中国压力型维稳体制责任链条的内部缝隙以及中国权力结构存在的上下差异。由于悲情抗争能够给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道义压力和政治压力,因此,抗争者同地方政府在施压与反施压的互动中推动了抗争剧目的不断创新。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是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集体的心灵之痛。要有效防止悲情抗争的不断演化,关键并不在于政府应对技巧的提高,而是在于制度适应性的不断增强,在于弱势群体的尊严、生命与利益受到尊重。     

制度紧张、乡村分化与农民环境抗争——基于湘中农民“大行动”的个案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农民环境抗争不断爆发而多数未能实现其抗争诉求。案例中,受到环境侵害的易村农民通过"结盟"与"树敌"、"依法"与"依势"、"示弱"与"示强"、"求内"与"借外"等多元抗争策略,试图借助政治机会、伦理道义、外部资源等提升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政治文本为农民环境抗争提供的政治机会在实践中被地方政府以无既定规则的非制度化应对策略予以封闭。同时,地方政府、污染企业以权力和金钱为媒介不断在乡村社会中拓殖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极大地消解了农民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由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缺乏有效联接和制衡机制,农民环境抗争大多处于孤立无援、进退失据的困境。     

认同与抗争:社会冲突性事件的媒介建构——以媒介关于“唐慧案”的报道为例

我们将"唐慧案"置于"新社会运动"的背景下,研究媒介与社会冲突性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以党报为代表追求的主流媒体所形塑的"公平正义"框架和以市场化媒体为代表追求的"法制化"框架是媒介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发展的结果;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对"唐慧案"的报道,反映了在针对中国底层抗争政治报道中新闻媒体及从业者对于专业主义理念的践行与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以往的研究认为媒介在社会动员和建构集体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关于"唐慧案"的底层抗争中,媒介的动员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媒介建构的集体认同更多的是媒介之间的自我认同。由于大众媒介的报道和介入,使得"唐慧案"具有的底层抗争政治的性质更加明显,大众媒介不仅仅是这场抗争运动的报道者,同时也参与建构并消解了这场底层抗争运动。     

论抗争政治研究中的三种视角转换及其中国启示

抗争政治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一种非制度化互动方式①。既有抗争政治研究多集中于中观或微观经验层面的分析总结,鲜有从宏观视角对抗争政治研究进行深入把握。抗争政治研究经历了社会中心视角、国家中心视角和“社会中的国家”三种视角的转换,即从分别将抗争者或国家看作相互独立的行为主体与研究对象,到将国家视为嵌入社会的一个组织,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并最终影响了抗争活动的发生、发展与结果。中国抗争政治研究应借鉴不同视角的有益成果。     

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及其解读——以陶村的土地纠纷为个案

该文以陶村土地纠纷为个案,从抗争参与主体和抗争事件过程两个维度对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遵循何种逻辑、该逻辑何以可能、效果如何及何以应对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价值-利益回归构成了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基层党群关系矛盾与村落权势阶层兴起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空间,压力型维稳体制、同心圆式政治权力结构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机遇;底层社会激情抗争具有组织化程度低、情感性动员强特征,是一种工具性为主、情感性为辅的非政治对抗的利益规则意识;防范利益诉求向价值诉求转变,是化解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逻辑演变的重要关键点;西方集体行动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演进逻辑。     

维权话语与抗争逻辑——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研究围绕着农民维权话语的建构和农民群体性抗争模式总结两条主线展开。转型时期农民平等权的缺失成为维权话语建构的社会基础。在农民维权的大背景下,学术界对农民的群体性抗争行为进行了总结,提出“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草根动员”和“依势博弈”等五种抗争模式。本文在回顾五种抗争模式的基础上对各种模式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和说明。并就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诉苦型上访”：农民环境信访的一种分析框架

基于对农民环境信访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以往关于农民上访若干分析框架的分析,结合安徽三村农民环境信访个案资料,提出了“诉苦型上访”这一农民环境信访分析框架.认为农民在环境信访中的诉苦是他们寻求现代国家权力支持的一种重要策略,农民行动者在利益表达上具有实用性和两面性,“诉苦型”环境信访是一种农民上访的非抗争政治类型.     

传统社区资源动员与农民有组织抗争——对东南沿海农村抗争性集体行动的一种解释框架

目前农村所发生抗争性集体行动都具有依靠社区自身资源动员的特征。通过对发生在福建沿海地区三起抗争性集体行动案例分析,认为传统社区乡族文化再利用是当前农村抗争性集体动动的重要资源,乡村老年协会等草根组织则发挥组织与带动作用,这是一种传统社区资源动员模式。为预防农民有组织抗争,需要引导农民走依法抗争之路。     

软性话语抗争：青少年公共参与中的网络语言使用研究

在中国互联网的舆论环境中,青少年在公共参与时经常使用流行的网络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本研究选取“95后”“00后”的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公共参与中,通过网络语言的使用、传播与扩散,进行话语抗争的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青少年在公共参与中使用网络语言进行的话语抗争,是一种软性话语抗争。它是在青少年个体的表演、群体的围观、整体的惯性中逐渐形成、扩散和被“包装”的,具有底层性、弱者武器性质的一种日常软性话语抗争。它开始于话语,也往往止步于话语,而不是像“传统”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中,话语作为抗争的可调用工具或文化要素,或者作为一种延伸。青少年的这种软性话语抗争,从语言角度投射了中国青少年在公共参与语境中的复杂处境。     

城乡居民维权抗争方式比较研究——基于五省份2505名成年居民的实证调查

对五省份2505名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城乡居民权益受损的状况差异不大,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维权抗争焦点。城市居民的维权抗争主要集中在"失业保障""企业改制""城市拆迁"以及"房产纠纷"等方面,农村居民的维权抗争则主要围绕"土地征用""宅基地分配""基层选举"以及"债务纠纷"等方面展开。城乡居民在维权抗争方式上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在意向维权抗争方式上,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倾向于体制外抗争和体制边缘抗争,城市居民则比农村居民更倾向于体制内抗争。在实际维权抗争方式上,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表现出更多的体制外和体制边缘抗争行为以及更少的体制内抗争行为。     

“中国式”邻避运动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对22个邻避案例的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

使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003—2015年间22个典型的邻避运动案例进行系统的比较,结合中国抗争政治的特点提出理解邻避运动成功的探索性分析框架,指出相较资源动员理论,政治机会理论对当下“中国式”邻避运动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研究发现,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以及温和型运动策略并存是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针对不同类型的邻避设施,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与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并存是污染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公民参与与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并存是风险集聚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风险感知与东部地区共存是心理不悦和污名化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发现环保组织介入运动可能阻碍抗争的成功。此外,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抗争结果的研究方法。     

厄秀拉·勒·魁恩《被放逐者》的乌托邦世界

美国当代女作家厄秀拉·勒·魁恩的<被放逐者>是一部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首先,从"含混"的乌托邦角度,在女权主义、生态主义主流意识的乌托邦社会中,再现了理想主义和人性的冲突、默许的政治权力与个体的创造能力之间的矛盾,体现了"含混"的社会地位和结构下完美乌托邦蓝图的脆弱.其次,在政治视野中,乌托邦的激进思想、个人痛苦、政见纷争、军事对抗、群众运动等20世纪70年代政治实践使作家在作品中融入一种无政府主义政治设想.最后,从乌托邦的真实根基方面,作家所追寻的是一种现实世界之上的将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乌托邦精神.它代表了自由主义美国梦的乌托邦社会:最小化的政府,个人自由,地方行政机构组织生产及消费.这就是勒·魁恩的乌托邦世界,它与任何"完美性"相去甚远.作家只是将危机重重的现实世界展现在世人面前,引起人们反思,揭示作家对人类前途的关注和思考.     

政治文化与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

对五省份2505名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治文化对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与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意向和行为显著正相关,权威主义政治价值观则对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意向和行为施加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城乡居民共享一种“权威主义化的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此乃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现实。此种政治文化既为国家在保持较高权威的前提下更进一步推进一种实质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文化支撑,也对国家如何在保持较高权威的前提下提出了治理能力上的新的挑战。     

农民环境抗争的结果类型及其形成机制

农民环境抗争的结果不尽相同。依照是否终止污染和是否得到补偿这两项关键行动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抗争行动是否结束,将农民环境抗争结果归纳为完全成功型、有限成功型、完全失败型和有限失败型等4种具体类型。对应4种类型,选取了4项农民环境抗争案例并比较不同抗争结果的形成机制,认为在当前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实践存在分化的情况下,行动目标是否稳定可行、组织分工是否协调合理、关键资源是否充分可用可较恰当地解释农民环境抗争结果的差异性。此外,在"法治"与"善治"的理念约束下,政府不仅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农民动员争取的客体,因此更需正视并甄别利益受损农民的合理诉求,避免陷入道义与法理的双重困境。     

中国农民抗争的策略与理据———“依法抗争”理论的两维分析

在近些年有关中国民众抗争政治的研究中,“依法抗争”理论极具竞争力,得到中外学界甚为广泛的认同。分析表明,“依法抗争”与其说是抗争的手法和策略,倒不如说是抗争的正当性理据。作为抗争的手法和策略,依法抗争存在内在的冲突,它既可能是非暴力的也可能是暴力的,既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未必是真正的“合法”。这种策略性抗争,难以说是真正的“依法抗争”。作为抗争的正当性理据,“依法抗争”恰当地突显了当今国家法律、政策和意识形态赋予民众抗争的正当性,及其在实际运行和执行中所存在的实际反差。对这些“法”,不管内心信任与否,依法抗争者均可将其作为抗争行动的正当性理由。如果说在西方社会,权利已作为不证自明的普适性价值和伦理诉求,社会运动理论对抗争政治正当性理据的疏忽有其正当性,那么,在当今中国,当民众因社会情境尚需要极力正当化其抗争行动,理论研究就没有理由不关注包含伦理和道德情感的深层问题。     

网络政治中农民抗争的转型及治理

在网络政治的范式中，农民的网络抗争可谓随处可见，他们利用网络工具进行利益表达。通过案例法和关键词研究法获得研究数据，并对此进行分析，发现农民抗争发生了三个转变：线上抗争增多；问责机制更为强烈；情感诉求更为丰富，对问题被解决的期盼性更强。而要解决这类问题，就需按照依法治村的要求，从线下而不是线上入手，对农民反映的问题进行根治，从而减少农民在网络上的抗争内容与烈度。在依法治村的框架内，村民或村干部“踩线不越线”的行为如何根治，基层政府没及时回应村民诉求的问题如何根治，村民在表达利益时策略性地造谣基层干部如何根治等，都是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加强基层建设的重要内容。     

无法维权的社会抗争何以可能?——以武汉市东湖村小产权房拆迁补偿纠纷为例

关于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文献都隐含了抗争策略合法性这个重要前提,认为重新揭示合法性在抗争研究中的地位将对未来的类似研究有重大启发。以东湖村的小产权房外来户的社会抗争为例,从合法性概念入手,全面还原了无法维权的社会抗争实现的可能进路。研究发现,外来户在法律及情理不予支持的条件下,通过瓦解对方和建构自我合法性的双重策略,使一场看似没有合法依据的社会抗争取得了生存空间。     

基于农民政治抗争路径的村民自治制度完善

随着农村经济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政治民主诉求也逐步提高了,作为村庄政治主体的农民会通过理性选择政治抗争的路径来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农民在现实条件下一般都会选择日常反抗的形式,这种抗争路径非常不利于村庄的民主化进程。因此,在乡村基层民主的推进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实现村庄治理、维护村民利益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章认为,构建一种健全的、切合实际的村庄自治模型将有利于实现国家与农村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有效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