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偷菜”与现代人怀旧的社会学分析

现代文化的变迁导致了现代人的认同危机,＂怀旧＂成了人们解决认同危机的有效途径之一。立足于现代人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集体记忆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就成年人的网络＂农场偷菜＂现象分析,结论认为这是一种现代人认同危机下的文化怀旧,呈现的是大众、平民、草根化、网络性的文化怀旧特点,表现出的是现代社会大众对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乡村文化的一种怀念。     

憧憬与惆怅：中国城市变迁的现代性悖论--以京味话剧中的北京城市改造为考察对象

自老舍的《龙须沟》始,中国当代文学已然将城市化进程纳入书写范畴。其中京味话剧的创作切切实实地展示了当代北京的城市变迁。继《龙须沟》之后,《旮旯胡同》、《万家灯火》、《海棠胡同》、《枣树》等剧以北京大杂院的拆迁为主题,围绕市民的杂院生活以及由拆迁带来的喜怒哀乐再现了平民视角之下的城市现代化道路。此类京味话剧一方面可配合宣扬城市规划,以戏剧舞台记录城市景观的变迁,从而参与城市形象的建构和推广;另一方面关注市民对城市改造的体验和感受,于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再现了城市现代性的诸多问题,为阐释中国的城市经验和城市现代性提供了丰富的文本。     

“重述”历史与文化民族主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重述历史的深层机理探究

在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间的冲撞、竞争与融合,使各少数民族文化面临严重的消解风险。出于一种文化自救和族群身份认同的需要,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以重述历史方式确证自我民族文化特质。由于对抗性书写立场和二元式思维,历史叙事陷入"怀旧"性身份政治之中。考察这一现象的知识谱系及其意识形态,是阐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多重价值空间的必要视角,也是观察这种书写现象基本走向的切入点。     

中国当代乡村旅游根性诉求及其表达的异化

乡村旅游的本质实是乡土–人性结构的回归与重建。乡村旅游根性诉求的历史基础为人的亲土习性与心理结构、人对乡土的心理认同与回归诉求、乡村审美的历史传统与中国人的田园精神;其社会背景则包括现代生产与人性异化、全球化文化冲突与民族社会身份认同危机、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与时空危机紧张。但是,多媒体“伪乡村”的旅游形象建构导致了乡村从生产性到消费性的转换、乡村旅游根性诉求的异化与“伪乡村旅游”意识形态的形成。然而人们对乡村根性价值仍表现出极为珍视的信念,乡村旅游需要在传统回归中逐步实现乡村与人性的文化救赎。     

中国现代大学理念解构中国传统大学精神的历程

作为西方文化"东渐"产物的中国现代大学发扬的是异族的文化传统,消解的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现代大学的西化过程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大学精神的解构过程,这是导致民族精神危机,民族文化本体失落的深层历史原因之一。因此要重建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必须彻底变革中国现代大学的西化性质。     

怀旧病与乌托邦:当代诗歌的乡土经验写作及转变

本雅明从灵晕、震惊、经验等角度对机械复制时代社会文化的批判解读具有怀旧倾向,既执著于古典艺术灵晕的神圣感,又觉察到自身受限于机械复制时代的话语情境而倍感焦灼,技术、市场与消费加快着对艺术和思想的庸常化解构。"怀旧"成为当下诗歌乡土经验写作的文学母题,诗歌独立的精神指向和人文关怀,在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冲突中确立彼此的存在,乡土内涵的外延超越地理空间而成为想象的场域。以怀旧为切入点,可阐释当代诗歌乡土经验的书写、怀旧的范式、认同的危机以及写作资源的贫瘠,指出当代文化语境下诗歌乡土经验写作的转型变化,区别于乡土的传统意义而成为对当下生活场域的文化反思与理性自觉,聚焦于"当代性"而非乡土意象本身。     

台湾地区“现代民歌”的文化治理脉络(1970～1980年)

1970年代台湾地区在威权体制主宰之下,只有政权意识形态及严肃文艺界主导的文化始有正当主流性的空间,一股混杂民族主义、反西化、回归怀旧等接续传统与现代的乡土文化论述逐渐成为新一代艺文分子在教条下的追寻之道。"现代民歌运动"富含"中国"与"乡愁"的符号,顺利接合了高层乡土文艺的脉络,符合执政当局推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原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治理脉络,而成为顺利由年轻人主导的文化。特定的时代中,现代民歌文化表现因着再现机制和政权意识体系的威权而刻意迎合转为"体制化",脱离了它诞生时的民间基础而流于僵化,而它非自然的衍生姿态也成为一种只有在特定时空切片里才能成就的文化类型。     

全球化视阈下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创新

民族认同作为经历了历史积淀而植根于深层意识中的心理建构,会在历史进程中或者被强化或者被削弱。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认同不仅涉及成员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追溯、挖掘与重构,而且也关涉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及文化博弈,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与博弈。应对文化霸权以其发达强势的文化渗透所造成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断裂,不是简单的"回顾"与"模仿"而是"创新"与"重构",必须要认真反思"认同危机"与"文化空场"问题,从战略高度上采取种种措施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创新"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与"建构"民族文化身份。     

现代化与全媒体语境中的乡土文化及其价值

乡土文化及其传播对保持民族及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具有决定意义,它对我国提升国家"软实力"、捍卫"文化安全"、强化民族身份认同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中国乡村的"类城市化"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具有了一定的"工具理性"色彩,而要对抗"工具理性"的不良影响,乡土文化也不可或缺;现代媒介技术笼罩着乡土文化的审美空间,营造出乡土文化传播的"媒介景观"。要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有效地保护乡土文化,传播这一维度至关重要。     

电视剧《门第》中矛盾冲突的文化逻辑——一种文化再生产的当下思考

电视剧《门第》中矛盾冲突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关于婚姻家庭的传统思考,它更多的彰显了故事背后的文化逻辑。"生活方式"的差异所带来的是情感的纠葛、文化的抵制。而"婚外情"的出现则向我们展示了婚姻中的文化认同再生产了新的社会阶层。     

凋敝乡村的文化出路--贾平凹乡土小说纵论

贾平凹的文化乡土小说经历了乡土文化寻根、现代文明反思到现代乡土社会的新文化建构的探索过程.在形式上,则由写实转向意象化的手法,进而采用民族寓言的文本形式,把乡村的凋敝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联系起来,展示了知识分子对当下乡村和中华文化价值选择的思维轨迹.     

民族志视野与战时中国文学乡土叙事研究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乡土和农民往往承载了沉重的民族、历史想象,尤其是在血与火的战争时期和激烈的文化转型期,乡土文学通过其深切的生存母题、臆喻模式、强烈的现实相关性和在文化表述中的重复使用,而成为一种具有高度修辞功能的情感力量,也是现代中国人接续文化传统、连通集体意识、呈现现代困境和政治忧惠的重要途径.将文学性的乡土叙事与民族志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基于"写文化"层面的跨学科凸显和"修辞"研究获得的科学性地位,通过清理乡土诗学与文化政治、乡土叙事与民间经验及"民族-国家"想象的细微关系,有助于理解、解释现代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修辞幻象"及其"诗性逻辑".     

南北锣鼓巷的历史变迁与“人文北京”建设

“人文北京”的建设,需要创新驱动的支撑,创新驱动可以推进文化的融合升华,从而提升北京文明程度。通过南北锣鼓巷的历史文化变迁,从主观、客观两方面总结它的城市记忆。南北锣鼓巷逐步向商业化发展,是随着当前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京味民俗与创意文化的对立统一。研究结果认为:第一,南北锣鼓巷原真性保护需要解读《西安宣言》的分析框架;第二,加强京胡同文化(南北锣鼓巷)遗产旅游产品与体验;第三,寻找历史文化街区适度商业化途径;第四,重视遗产保护与创新驱动、“人文北京”建设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老舍作品的京味成因分析

浓郁的北京风土习俗、人情世态使老舍作品成为京味小说的典范,本文采用文化研究的方式,包括研究作品的地域文化、作家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以及对于深层文化心理的分析,从环境、民族等方面分析老舍作品中京味的成因。从京味的表现和分析中总结出老舍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方式,从而树立正确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后学衡时期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建构 ———以《思想与时代》同人的言说为中心

《思想与时代》同人对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近代国际体系情境中,其希望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双重主导之下的,内含着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个层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主要通过对中华民族经历的历史事实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来阐释国族同一性,建构"历史—文化共同体",以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抗战,追求民族自决。《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着重建构的是一种"法律—政治共同体",以期求得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族精神性质之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先驱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西化派持否定或批判态度,东方派持肯定或褒扬态度,李大钊则超越西化派与东方派的论争而提出"第三种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派从肯定或褒扬传统文化的角度弘扬民族精神,而西化派则从否定或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重建民族精神,可谓是"殊途同归"。李大钊提出的"第三种文明"即"苏俄文明",预示着中国近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近代民族精神向现代民族精神的转型。五四先驱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是一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对文化现代化的追寻,在唤起中华民族自我觉醒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和认识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文化建构机制与民族社会延续——撒拉族“骆驼泉”口述文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现代建构论与"族群—象征"论是西方两种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二者在主观认同与客观历史、现代性与地方能动性之间形成了张力。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历史传统场景下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撒拉族族源传说口述文本,动态地呈现撒拉族在挤压、推拉的民族关系格局中不断形塑自身的过程,揭示策略性的文化建构如何延续民族社会,并进一步说明文化机制对民族生存的独特柔性作用。     

都市困境与新文学的“怀乡病”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学现象。它曾追随思想启蒙而对乡土文化展开过猛烈的批判,也曾因创作主体在现代都市中的生存困境,而表现出“思乡”与“想家”的怀旧情绪。由“批判”到“怀乡”再到精神“返乡”,它反映的是新文学作家对于“西化”现代性的重新认识,对于几千年来乡土中国文化传统的重新理解。故“怀乡病”并不是一种“怀旧情绪”,而是一种自觉去守望精神家园的使命意识。它以文化遗传因素为连接纽带,集中体现着新文学作家的文化自信心。     

“花儿”的生存状态与风险应对

"花儿"起源于明清年间,在乡土社会条件下数百年来循序渐进地自然传延发展。当中国社会进入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乡土社会原有的基础和秩序被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所瓦解,花儿数百年来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被改变,花儿传唱群体随着这一历史进程发生解体,花儿自此失去了固有的传承载体,在枯萎和变异中呈现出传承危机。对于这场危机的应对,首先要做好现存原始音像资料的保护,以防止文化"记忆"出现中断。最好的保护一定不是原汁原味的保存,最终要从培养花儿传承人入手,重构花儿传唱群体,才有可能复活花儿的活态传承,继承和弘扬花儿文化。     

对“民族国家”和“国族”问题的理论思考

从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产生和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论姓"资"姓"社",也都必须建构"民族国家"和"囯族"。只不过像中国这样受到"天下主义"历史传统深远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族建构方式和途径上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有本质的不同。"国族"建构长远和根本的任务是增强文化认同,集56个民族文化之精萃打造中华民族的大文化,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必须"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伟大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