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性别差异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家庭内部分工视角出发，分析性别差异下劳动力转移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相较于男性外出务工而言，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行为具有更明显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化服务能够降低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耕地撂荒概率，但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采纳意愿较低。进一步地，在引入家庭总收入作为调节变量后，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增强。     

外出务工与农民现代性的获得

本文依据实地调查资料，通过对华南一个以外出务工为主的村落的剖析，揭示了外出务工对原住地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作用。本文着重分析了个人现代性获得的社会背景和条件，阐述了外出务工对农民获得现代性的作用及过程。我们的结论是农民跨区域自由流动，既促进了村落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个人现代性的获得     

千万农民工将拥有“移动务工秘书”

截至3月31日，中国移动将携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免费向1200万农民工客户发送务工信息，力争帮助百万农民工实现就业，这意味着上千万农民工可免费拥有自己的“移动务工秘书”。     

子女受教育状况在农户非农 外出务工决策中的作用

文章旨在分析农户在非农外出务工决策过程中受子女受教育状况的影响程度。文章利用甘肃基础教育的调查数据，比较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并采用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受教育状况对农村地区非农外出务工决策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外出务工决策明显受到子女受教育状况的抑制影响，家庭中学龄前儿童、小学生和高中生人数每增加1人，家庭外出务工的概率将分别降低17．89％、3．93％、6．90％。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代际因素在农户家庭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流动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范先佐在《当代教育论坛》2005年第2期撰文指出，所谓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移居城市上学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它与父母进城务工就业而将子女留在家乡的“留守儿童”相对应。从流动儿童的年龄结构来看，目前主要以小学生为主；从发展趋势来分析，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和工作的日趋稳定，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倾向将子女带到城里居住和上学。流动儿童是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     

外出务工影响了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选择吗？

基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背景，促使农民以多元化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对于优化村庄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至关重要。借助湖北省655份微观数据，利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探讨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监督是农民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最常选择的方式，其次是建言、投资、投劳。（2）外出务工能推动农民以投资、建言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村庄认同能促使农民选择以投资、投劳、建言、监督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随着村庄认同程度的增强，外出务工对农民以投资、建言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推动力亦会随之增强。（3）对于新、老两代农民而言，外出务工和村庄认同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方式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外出务工能促使新、老两代农民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这一作用对新生代农民更强；村庄认同能推动新、老两代农民以投资、建言、监督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在新生代农民上的作用力更大。因此，应推动农民外出务工的良性发展、培育与增强农民的村庄认同，并针对新、老两代农民的特点，制定差异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广措施。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务工女性的社会融合——基于山东省的实地调查

本文在对山东省进城务工女性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经济融合、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这四个维度,分析了进城务工女性社会融入的现状。结果表明:进城务工女性的主观社会融入意愿较强,但受到社会制度以及个人因素等方面的限制和影响。针对进城务工女性社会融入面临的特殊问题,本文提出了建构务工女性友善的制度与政策环境的建议,以促进进城务工女性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农民外出务工对收入影响的反事实分析

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09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对未外出务工农民和外出务工农民工收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外出务工行为确实具有收入增加效应,由于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存在,传统的OLS回归分析方法低估了这种收入增加效应;另外,外出务工对不同外出务工倾向性者的收入增加效应具有强弱区别,其中,收入增加效应最强的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高者,其次却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低者。此研究结论与现时存在的"民工荒"现象说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解释现时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问题更需要从社会制度视角,综合社会、家庭和个人等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基于劳动时间分配视角的农户外出务工问题研究

本研究基于劳动时间分配视角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展开分析,首先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分配现状进行描述分析,然后分别对劳动力是否外出务工和外出务工时间决策行为进行了探讨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决策受其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人力资本等)、家庭特征(如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等因素影响;其次,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表现出明显的地区、职业类型以及行业差异。     

农民外出务工特征的交叉分析与思考——基于安徽农民外出务工现象的调查

利用外出务工农民的调研数据,采用交叉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农民外出务工多方面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外出务工农民的人员构成呈现出多样化,性别严重失衡,青年农民工占较高比例;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但年轻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年长的;从事的行业以建筑业、工业和批发零售业等体力型行业为主,但年龄和性别对从事的行业有很强的影响;外出务工农民有留在城市定居发展的意愿,特别是年轻者留城意愿更加强烈。因此,应着力解决外出务工农民的性别失衡问题,做好青年外出务工农民的工作,加强就业、创业培训,提高外出务工农民的就业创业能力,拓宽其就业面,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使外出务工农民融入城市。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的调研数据

采用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不同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力外出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劳动力在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对东部和中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不显著;打工收入占农户收入的比值、兼业劳动力占农户劳动力的比值都对东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别: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东部和中部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会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不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实际耕地面积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重要影响。     

从背井离乡到创新创业 ——兼论互联网使用对创业的作用

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概率1.67％.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内生性进行弱化后,上述结果仍旧稳健.并且发现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中,企业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工作经历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概率,这为不同类型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对外出务工影响创业的机制进一步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通过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提高农户创业概率,而创业动机并非其影响机制.同时,文章发现,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工具有类似的功能,对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最后,文章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本地创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外地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背井离乡到创新创业 ——兼论互联网使用对创业的作用

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概率1.67％.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内生性进行弱化后,上述结果仍旧稳健.并且发现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中,企业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工作经历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概率,这为不同类型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对外出务工影响创业的机制进一步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通过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提高农户创业概率,而创业动机并非其影响机制.同时,文章发现,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工具有类似的功能,对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最后,文章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本地创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外地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浅议务工移民对我国社会的影响——以移入地城市为视角

务工移民是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最大特点,农民工不但具有农民和工人的双重身份,也承担了双重社会责任,他们是中国法治实践的当然主体。具体到务工移民对城市法治社会的形成和影响,笔者认为应包括务工移民在城市现状、务工移民在城市中遭遇的法律问题以及他们是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     

东关社区为＂流动人口＂参保服务

日前，甘肃省靖远县乌兰镇东关社区积极布置在外务工流动人员参加新型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据悉，东关社区为劳务输出较大社区，流出人口超过600人，而且大多数是常年举家外出务工。社区根据已经掌握的基本信息，采用打一个电话、发一条短信、寄一份信函的方式，或与     

农民外出务工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政策制度障碍问题、人力资本偏低问题是农民外出务工遇到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和建议有: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劳动就业政策制度改革和教育政策制度改革,加大培训工作、提升外出务工农民的人力资本,加大收入分配的改革和调控,不断提高农民外出务工收入水平,培养城镇当地居民和进城务工农民的"换位思考"能力,促进二者和谐相处。     

抑制或促进？劳动力外流对农村人情消费的影响研究

人情消费是中国乡村维持社会联系的重要传统,如今却愈发成为农村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村劳动力外流可能对原有社会人情关系产生不确定性影响。文章首先从人情关系网络视角出发分析中国乡村人情消费独特的内在逻辑以及在此逻辑下不同务工类型（就近务工和离乡务工）可能对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带来的冲击;继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多值处理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实际影响,并进一步从地区和农户异质性两个方面讨论劳动力外流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各异,表现为就近务工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意味着离乡务工可能会瓦解或重塑农户原有的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并可能会改变人情消费的方式。此外,农民务工对人情消费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也存在差异;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表现出的抑制效应也越大。     

积极探索农村留守儿童帮扶机制

近几年来，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呈快速上升的态势，尤其是许多家庭夫妻双方常年在外务工，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他们与父母长期分离，缺乏亲情关爱，家庭监护力度不够，家庭教育严重缺失，尤其是他们的品德、心理等身心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日渐突出，对农村基础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成绩的影响——基于黄冈市调查的实证研究

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已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基于此背景,笔者随机选择湖北省黄冈市的6所学校,采用问卷和访谈的研究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有影响,父母双方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成绩有显著影响,其次是父母双方中一方外出务工,其中母亲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成绩有显著影响,父亲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成绩无显著影响;在三种成绩水平中,上等成绩的孩子受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最显著。最后文章根据研究结果,结合实际情况,从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相关建议。     

如何正确看待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排斥还是融合?

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若干问题的产生，根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因此，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抛弃视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为“外来人口”的旧观念，通过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建立，为进城务工的劳动力提供必要的条件，积极有效地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保证城乡一体化的实现，确保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