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乐记》的作者及与子思学派的关系

有关今本《乐记》的作者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从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献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乐记》最有可能的作者是战国时的公孙尼子。通过《乐记》与《性自命出》、《荀子.乐论》的对比研究,进一步肯定了《乐记》作于公孙尼子之说。公孙尼子的思想与子思学派接近,或说公孙尼子原本就属于子思一系。因此,研究子思学派可以把《乐记》纳入考察之范围。     

《乐记》及其音乐美学思想

《乐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它总结了我国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音乐美学原理和创作的基石,它对两千多年来古代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是我国音乐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 一、有关《乐记》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内容 关于该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代学者就存有分歧。一说为战国初期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乐书》取公孙尼子”“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但公孙尼子究为何人?史     

周穆王凿空西域三千年祭

本文以《穆天子传》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详实的资料论证了西周穆王在三千年前远征西域的史实,肯定了周穆王为开通西域的第一人及其历史功绩,从而否定了张骞凿空西域的传统说法。文中对《穆天子传》一书的出土与整理经过,成书年代与作者,内容与性质,以及文献价值等,都有详尽的论述。     

《礼记·乐记》作者及其与《荀子·乐论》之关系

〗《礼记·乐记》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有子夏、公孙尼子、刘德、刘向诸说，近代以来争论尤为激烈。《乐记》部分章节与《荀子·乐论》高度相似，于是又有《乐记》抄袭《乐论》和《乐论》抄袭《乐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就现有文献考察，汉人《礼记》绝非《大戴记》和《小戴记》两种，今传本《乐记》则是《小戴记》中所保留之《乐记》，而非刘德等所撰24卷本《王禹记》或刘向校定23卷中秘书本《乐记》一部分。《荀子》之书为刘向所编定，《小戴记》也为刘向所校定，均依据原始文献，未曾篡改。大、小戴之师后仓乃“荀卿之支与余裔”，《乐论》并非荀子手著专论，而是荀子后学记述荀子论乐之语，包括古事与古言，以批判墨子的非乐思想；《乐记》也是荀子后学所记先师论乐之语，以阐述儒家乐学理论，同样包括古事与古言，它们之间同源异流，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后人是此非彼，强分轩轾，并无必要。还原《乐论》和《乐记》的成书情况，战国末年的荀子当为始作俑者，而文本写定则是荀子后学所为。将儒家形成系统的乐学理论归功于荀子学派，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      

宋代《孝经》学研究初探

宋代《孝经》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对《孝经》作者与成书年代进行了一些考订,古文《孝经》学研究有所进展,一些学者对《孝经》进行了新的阐释。这些研究对明清的《孝经》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

《礼记·乐记》是一份集中体现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与礼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它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本文通过分析考证，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否定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澄清《乐记》的作者问题，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乐记》以至整部《礼记》的编纂性质，从而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其文献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六年来《三国演义》作者、成书与版本研究述要

20世纪《三国演义》作者、成书年代及版本问题的探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各种分歧的认识、观点、说法。进入21世纪,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仍不减以往,仅我国大陆出版发表各种有关论著就达30多篇(部),其中不乏新的见解与资料。对近六年来的有关研究予以综述,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分歧在新世纪《三国演义》研究中的延续与演变。     

《小尔雅》补证

通过文献记载的考察可证明,《小尔雅》的内容是可靠的,成书年代应西汉时期,作者可能是楚人。     

论《乐记》的成书及其材料的时代特征

《乐记》成书于汉初,由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编纂。汉代其他几种《乐记》皆源于刘德《乐记》。《乐记》的编纂主要表现在采引“诸子言乐事者”等方面,其材料来源于战国时代的著述,最早可溯至战国初期,最晚截止战国末期。     

新世纪《水浒传》作者、成书与版本研究综述

20世纪《水浒传》作者、成书年代及版本问题的探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各种分歧的认识、观点、说法等。进入21世纪,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仍不减以往,仅我国大陆出版发表各种有关论著就达30多篇(部),其中不乏新的见解与资料。对近6年来的有关研究予以综述,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分歧在新世纪《水浒传》研究中的延续与演变。     

古代蜀人的通天神树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古代蜀人通天观念、人神交往观念的精彩体现.文章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对此作了探讨.并对其流传和影响,作了论述,提出了新的看法.     

唐代诗人事迹新证

新出土文献为唐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载体,诗人事迹的主要方面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而进行拓展研究。诸如崔颢的郡望与仕历、韩愈的交游、苗发的行第等,都可以利用出土文献进行重要的补充。对于以正史为主的诗人传记资料的讹误,还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进行订正,从而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唐诗研究的空间。     

楚竹书传承字新见本义浅论

立足于出土文献流传视角,楚竹书传承字新见本义可分为二类:战国前各类文献皆未见的新出本义和战国前传世文献已见的准新出本义.这些本义数量少,使用频率低.战国前出土文献的局部面世和文献内容的字义选择,造成了这种本义呈现的滞后现象.     

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

文学史上的中古时期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利用新出土文献研究中古文学,有助于重新审视各个时段的文学背景、文学演变、文学主体以及文体形态,纠正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偏重线性梳理的缺失。首先,出土文献对于扭转区域文学史研究的薄弱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其次,通过出土文献可以发掘被历史掩埋的一些文学史现象;再次,出土文献对于文章学研究意义重大,尤其能够促进应用文为主的文体形态研究的深入。但因出土文献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和零星散乱的特点,故研究过程中应该与传世文献比照参证,在对出土文献文本复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社会文化学观照,以揭示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原生状态。     

法学视野下的高昌契券条款

把高昌出土的契约文书中的违约条款置于法学视野之下予以考察,其中违约条款的类型、违约责任的承担都是有章可循的,显示出我们祖先的伟大智慧和制度创造。可见我们民族法律文化传统还有许多亟待我们发掘。     

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书》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在9号古井出土的简牍中,有一枚“秦二世元年的文告”。其中的文字涉及到秦二世即位是否具备“正当性”的问题。而且,它与北大竹简《赵政书》的内容,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这两份出土文献的记载,与《史记》的相关记载形成了抵牾之态。对这种抵牾,做出合理的解释,是历史学要正面研究的问题。不能简单化地以新出土的地下文献为据修改传世文献的纪事叙事框架。     

《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出土文书》释词

吐鲁番出土文书因保存了大量的方言俗语词和新词新义而成为语言研究的珍贵语料。以《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例,其中的＂勘责＂、＂庄坞＂、＂保知＂、＂即顿＂等词在《汉语大词典》中未见,多为唐代新兴语词;而＂ ＂、＂餧＂等俗语词系形近而误录,＂的见/的知＂、＂百方＂则例证偏晚。正确释读这些俗语词,对于系统整理敦煌文书和深入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言有重要意义。     

论保证保险之法律性质

保证保险作为一个全新的保险类型，目前对其性质的界定存在立法空白，加之理论界争议颇多，以致出现大量纠纷。本文通过保证保险与保证的比较分析，论证保证保险的保险属性。     

麴氏高昌国时期的公主

麴氏高昌王国至唐前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次出现了"公主"的记载,包括突厥公主、隋唐的公主,还有高昌王国自己的麴氏公主,她们都对麴氏高昌王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对于这些公主的身份和主要活动,学界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论,本文通过对正史记载的一些讨论,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和前贤研究成果,力图能够对这些公主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     

用“三重证据法”进行先秦古史“新证”研究——以《史记》为例

古代史书对先秦时代史事的记载存在诸多问题。有些是由于年代久远,记载失真;有些是由于立场不同,后世记录者利用话语权对前代历史的故意隐瞒或歪曲。《史记》是司马迁对当时所见先秦史料的集大成性著作,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传统的局限于传世文献范围内的考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史料可信性的问题,造成史事众说纷纭。清末以来,甲骨文等大量先秦出土文献面世。随着20世纪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三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献、考古文物和传世典籍相互印证的古史“新证”成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为订正《史记》记载的失误、发掘其研究价值提供了新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