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小说的叙事话语——以《一九八四》的叙事分析为例

小说《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的一大代表作，该小说为读者形象地描绘了一个极权统治下的未来之国———大洋国，在对各种恐怖景象的描述中，形成了奥威尔别具特色的叙述话语。本文以小说《一九八四》为例，从叙事视角、 讽刺艺术、风格超越和文本空间四大维度对其叙事策略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以期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奥威尔小说的叙述话语。     

永远“在路上”的身份构建——对奥威尔《牧师的女儿》的解读

奥威尔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4部小说,其中《牧师的女儿》长期受到评论界的忽视.在这部小说中,奥威尔面对社会庸俗伪善的现实,准确把握了主人公多萝西的内心挣扎与变异.主人公为逃脱人格逻辑悖论,离开家乡进行身份越界的探索,希望以构建新身份的方式得到身心的解放,但流浪漂泊和从业生涯相继失败,最终在回归后以重拾宗教信仰来拯救自我,而这种拯救又是在不断关爱他人中构建自身,所以多萝西的身份构建永远“在路上”.这种构建身份的新方式也体现在奥威尔后期小说代表作中,成为个人面对极权统治的生存选项之一,因此《牧师的女儿》对我们进行奥威尔小说研究具有特定的价值.     

"奥威尔式"艺术研究

奥威尔的小说主要涉及政治与贫困两大主题。他的政治小说围绕着反极权与反鸟托邦的话题．运用了寓言式与虚拟式的故事来叙述相关的政治恐怖事件；他的贫困小说是以目睹真实事件来昭示平民苦难。二个主题均突出了政治性，又体现了艺术性，由此形成了特有的“奥威尔式”艺术风格。     

浅析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政治与艺术的和谐乐章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有感而作的反对极权主义的作品。小说打破了虚构作品的常规,融虚构、讽刺、象征和现实主义于一体。奥威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依托,把现实与小说紧密结合起来,给人以真实感。通过运用象征手法,揭示极权统治的方法手段,实现了政治与艺术的巧妙结合。     

论乔治·奥威尔小说中的怀旧情结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著作《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中表现出对未来极权社会的巨大恐惧和对人类被独裁奴役命运的深深忧虑,因此,奥威尔的小说似乎总是放眼未来、预言未来的。然而,纵观奥威尔的小说世界,可以发现他在小说中,对人类未来表现出极大关注的同时,也处处流露出对美好旧世界的无限缅怀,即怀旧情结。奥威尔以自己对生态乌托邦的积极建构、对童年回忆叙事的青睐和对田园世界的眷念与向往来完成自己的文学怀旧之旅,折射出怀旧者背后的"文学怀旧"传统和"向后看"的民族心理。怀旧与前瞻相辅并存,共同完成了奥威尔作为一位人道主义作家的政治体察与历史审视,对奥威尔小说中怀旧情结的研究有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这一伟大作家,把握他时代良心的脉搏。     

思想的致命性——对《一九八四》中“思想”的解构主义分析

乔治·奥威尔的反极权主义思想是其作品《一九八四》的一个显著主题.小说文本中“正统思想”与“非正统思想”这一二元对立和“双重思想”的解构主义本质,折射出“非正统思想”的潜在强大威胁力,以及“双重思想”作为极权社会的统治手段不断在威胁其统治地位的事实,揭示了“思想”对人自身和极权主义统治的致命性.“思想”的解构本质削弱了奥威尔所渲染的极权主义恐怖氛围.     

《地下铁道》中的异托邦建构

异托邦是福柯基于对边缘空间和边缘人群的关注而建构的空间哲学,是社会机制内真实存在的局部化场所,以独特的视角窥探整体空间内部的权力关系和文化理念。美籍非裔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在最新作品《地下铁道》中,通过女主人公黑奴科拉的逃亡历程交错建构了三类功能迥异的异托邦:偏离异托邦中所谓的主流标准揭露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森严的权力等级制度,兼具补偿性与易碎性的幻觉异托邦深刻剖析了人性的复杂与隐秘,保护弱势群体的危机异托邦则展现出超越种族的人道主义情怀。怀特黑德在小说中对上述三类异托邦的精妙建构客观反映了美国黑人荆棘丛生的艰难处境,表现出黑人为生存所付出的令人动容的努力,让人们再次直视与反思那段被刻意淡化的黑暗历史,显示出一位作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深度的人文关怀。     

《1984》中的反抗与革命

在《1984》中,奥威尔写出了极权主义统治的严酷性,但整部小说又是围绕着主人公对于极权的反抗来叙事的,包括以思想犯罪的方式进行的心灵的反叛;以身体为武器,用性爱来反叛极权主义的性政治;以及通过革命暴动来动员无产者推翻极权统治。《1984》中所有的反抗和革命都失败了,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没有价值,它们本身彰显了人性的力量。同时,作者也对革命崇拜本身进行了反思,认为其可能仍然内在地蕴涵着极权的因素。     

《马蒂加里》对虚构历史的解构

恩古吉一直是有关非洲身份、文化在政治中的作用、后殖民社会的危机、语言及历史记忆的性质和意义等问题的重要论者。20世纪80年代,他回望新独立后的肯尼亚社会,创作了第二部吉库尤语小说《马蒂加里》。小说通过三组悖论反讽性地刻画了新殖民统治阶级为巩固统治如何通过萨义德所谓的“虚构传统”混淆民众有关社会真实历史的记忆。小说描绘了新殖民政府如何抹黑独立战争,虚构非洲人拥有土地及“茅茅”战士的历史,旨在探索统治当局“虚构历史”背后的真相,解构西方的话语权威,继而为非洲的历史发声。     

“人之死”——论乔治·奥威尔《1984》中极权运作下的主体消亡

《1984》隐喻地呈现了一幅极权主义统治的梦魇图景。在后现代主义空间及语言双重转向的视阈下,依托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同时结合其理论视野中互为一体的身体、空间和凝视等观点对文本进行解读,揭示极权统治得以延续的秘密,说明现代主体在极权运作下解体和消亡的必然性。奥威尔以一种后现代的反乌托邦的形式构想了乌托邦空间,以此启示人类找寻走出极权生存困境的新途径。     

解读“奥威尔现象”

本文从奥威尔的生活经历入手 ,结合奥威尔生活时代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学等诸方面现实以及 2 0世纪末奥威尔所受到的种种殊荣 ,探讨“奥维尔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昭示奥威尔作品的现实价值和永恒魅力。     

制造荣耀——乾隆帝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的历史书写

作为后金（清）崛起的重要战役,萨尔浒之战被清朝历代皇帝所追述,而对于其战争场景的文学表述却各有侧重。《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下简称《书事》）是一篇乾隆帝为记述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萨尔浒一战以少胜多的追忆文章。文章以乾隆帝《书事》为中心,通过比较萨尔浒之战亲生经历者的追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帝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康熙的追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从文体选择、文章结构和文本内容三个方面,可以窥探乾隆帝在《书事》中看似平常的战争描写背后关于维护正统地位、理顺君臣关系、警示子孙及八旗将士的政治诉求。     

海塞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论

海塞是瑞士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文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一、富于浪漫主义情调的批判现实主义。二、沉思冥想的内省现实主义批判。三、双重人格冲突的批判现实主义。     

拾回与传述：中国图瓦人射箭比赛记忆解读

历史记忆在拾回与传述的过程中充满了发挥、想象与建构,透过并不真实的历史记忆可以窥见隐藏在其中的族群历史文化片段。中国图瓦人的射箭比赛仪式记忆充满了矛盾表述,显示了历史记忆在拾回和传述过程中的“工具性”以及“超级精英”的影响。在现实“夸耀”的需要下,射箭比赛仪式已经成为中国图瓦人族群文化的展演载体,也自然成为划分与他族群界线的衡量尺度。     

“二次革命”后孙黄分歧及评价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辛亥革命的领袖,围绕着诸多问题发生分歧。借助历史参与者的回忆和文献资料来客观地对这些分歧予以评价,对于全面地理解历史人物及反思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后革命时期红色记忆研究路径导论——兼议中观维度党史学研究的可能

红色记忆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政的历史产物,也是社会转型期的人民群众的一种政治心理叙事。在革命与后革命两分的前提下,辅以社会学的想像力、民族志的观察力,从日常生活与国家制度的维度管窥红色记忆并进行质性研究,这应该是一种可行的路径。     

从王侯到商贩：鲁西南回民的文化地图与结构记忆

在各类地方志书与口述史的记叙中,山东回族的历史多被浓缩为一种“沿河而居”的图像,而且这一“地图”多是与对回民商贩生活的记忆相形而立的。作为结构与记忆中的重要元素,商贩形象的再生产历程可以推动我们理解山东回民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围绕羊的买卖所构建起的意义之网。在有关回族史的书写中,除了我们常见的线性时间,即元、明、清这样的朝代纪元,还应当关注一种以商贩生活为参照的“结构时间”与“结构记忆”,即描述群体之间关系以及国家与回民之间关系的时空概念。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节奏和变奏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从公众的怒火演变为个人的牢骚、从大街上的战斗演变成书房里的打赌的过程,其间存在着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叙事和政治表述的巨大逻辑变迁。正是在这两点上,他们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异端,今天的后马克思主义更是试图以新政治表述和激进"革命"策略替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位置。理解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迁,不仅需要关注其对所经历的资本主义的生命周期的具体表现的反思和经验概括,而且需要把握其是如何在历史认识论、资本主义经验和政治话语三者之间进行整合的。     

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历史观问题探讨——基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

当代文学“历史化”是在一定历史观指导下的一种“事后”考察,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评”、“重写”、“重排”之后,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它现在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历史重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难度的,一是在扬弃了“从属论”、“政治决定论”之后,文学到底应该怎样表达对政治的拒迎;二是在扬弃了阶级斗争理论之后,文学到底应该如何展开对革命的书写。对这一关乎当代文学整体全局的根源性和根本性问题,只有将其置于具体的情境中,揭示历史进程及其内含的历史逻辑,与研究对象形成一种认同与认异并置的平等的对话关系,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化”。     

试论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历史叙述

叙述学主要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叙述,即虚构叙述.但对中国传统叙事的研究,却不能不将历史叙述纳入其中.由于中国史学传统异常发达,使历史叙述在中国传统叙事中得到高度发展.我们从先秦叙事的特点以及史诗的残缺和小说的晚出等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形成、发展与历史叙述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