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构建———以布依族枫香染工艺为例

民族传统手工艺属于民族传统知识的核心组成部分,以布依族枫香染工艺为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当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保护为主,现代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发挥了一定保护作用,特别权利保护制度则尚未建立的保护状态。通过对这一保护现状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其存在忽视非遗行政保护缺乏市场化而导致尚未健全整体的现代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尚未建立特别权利保护制等突出问题。因此,需要依据促进民族手工艺的传承保护和市场化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从构建同市场化充分结合的非遗保护制度,依托龙头企业充分利用现代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体系,以及充分考虑布依族枫香染传统制作工艺现代化发展的特别权利制度体系等维度,以促进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优良传承和现代化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知识产权保护研究——以黑龙江省街津口赫哲族乡为例

作为我国人口最少民族之一,赫哲族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开发非物质文化旅游产品是目前非遗保护行之有效的途径,街津口赫哲族乡在这方面有着较成熟的开发实践.在开发过程中,需要以知识产权为支撑,否则会导致其文化遗产被自由获取,进而产生原住民社群与第三人利益分配失衡问题.将乡村旅游、知识产权与非遗保护三者有机结合,为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以及非遗传承保护寻求一条新型发展道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

随着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也由传统的口传心授向多元化发展。尽管随着时代的转变,传承人的主体地位依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关键,但促进传承内容与形式的多元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一直是非遗发展的永恒主题。因此,积极营造非遗的文化生态环境,探求非遗文化认同和活态性保护模式,增加传承人身份认同和传承的自为意识无疑是提高非遗存续力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当前社会文化环境下非遗传承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几点思考。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尚缺乏体系化的立法和精细的制度设计,2011年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仅侧重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公法保护;现代知识产权法中对权利主体、内容和保护期的要求以及来自“公共领域”理论的限制,压缩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知识产权进行立法的空间;超越传统的知识产权法理论和权利框架,创新性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进行知识产权立法,将加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进程。     

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综述

保护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文献库中进行检索,通过对2006—2016年的文献统计分析发现,非遗传承人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内容集中于个别案例、多角度的认定制度和保护措施,对传承人的系统研究、后代传承人和非遗活动相关人员的研究较为缺乏。今后非遗传承人的研究应着力于认定和保护制度、相关权利保障、后代传承人的培养以及非遗传播工作者等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主体权利保护机制研究

千百年来,华夏各族人民创造了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历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保护目标,必须切实尊重并保障非遗知识产权主体权利,构建科学、规范、理性的利益分享机制,从健全国内法制、明确主体责任及权利、发挥传承人引领作用、实现代际公平等措施入手,做到科学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一致性,遵循文化遗产保护规律,为弘扬民族文化、增进民族认同、促进民族和谐发展奠定文化基础。     

几个与“非遗”保护相关问题的探讨

论文就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几个与“非遗”保护相关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并就“非遗”保护要不要“原汤原汁”、“非遗”应不应该市场开发等问题作了讨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联系密切,两者相互依存;非物质文化包括精华与糟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非物质文化的精华部分;本文反对在“非遗”保护中过分强调保持“原汁原味”,赞成对“非遗”做生产性保护。     

论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具有可以创新非遗项目传承人制度、创新非遗文化传播途径和实现非遗资源的整合利用等价值;目前荆州非遗数字化保护面临传承危机、受众危机和保存危机等问题;荆州要通过建立并完善非遗资源库、构建非遗数字化博物馆、形成立体化数字传播渠道等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有效保护和利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之殇:"汤瓶八诊"系列案评析

"汤瓶八诊"系列案反映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在理论与现实上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法制不健全和不完善而导致的,它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在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产权问题时存在观点、思路差异."汤瓶八诊"系列案亦反映出我国亟须明确和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否拥有私权利、知识产权制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等问题.通过修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等有关知识产权条款,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拥有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私权利及其他权利类型,改良知识产权权利及创新知识产权制度,将在某种程度上缓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困境与路径

中医药是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医药学体系之一,是历史传承中的无价之宝,其遗传资源、制作技艺等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201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提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施行,延续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重要工具。这些法律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协同,保障和促进了我国中医药行业的发展。但梳理当前我国对中医药保护的现状,中医药的非遗认知度、专利申请积极性、商业秘密保护严谨性以及中医药的技术传承等诸多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中医药行业的发展。这并未完全达到对于中医药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立法目的。文章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提出制定中医药特殊保护制度、协调权利冲突、加强传承以及明确监管等解决路径,剖析原因,以期有助于推动我国中医药行业的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保护的障碍:原因及对策

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时代,知识产权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障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基于哲学家波兰尼对编码知识与意会知识的分类方法,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即其属性与知识产权法预设保护的对象属性的不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障碍的深层次原因,印证了调整对象决定调整方法的法理。进而,从实证角度分析了知识产权制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中相同的“保护”称谓不同的现实含义,并从不同保护模式与对象不兼容度的角度,讨论了现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尝试的局限及改进。     

民间组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完善

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民间组织在弥补国家保护的不足方面发挥着民间保护的独特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生效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对“第二轮破坏”可能带来的危害,我们应当更重视民间组织的作用,从扩大权利、明确责任和提供救济等三个方面补充完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保护体系的三维构架——地方政府、地方社区组织、地方居民

随着我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目前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也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作为我国重要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国际、国家、地方三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义务与责任也进行了相应的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保护体系在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更具实际意义。文章通过以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为出发点,从地方政府、地方社区组织、地方居民三个方面的保护主体来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保护体系的三维构架。文章认为这三者在地方保护体系中应分别扮演组织者、承担者、参与者的角色。     

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律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已在世界多个国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行使保护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极大地推进了保护工作的发展。但该法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指向错误、统筹性不足、法自主性缺乏、元理论缺失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参考日韩等国外的经验。中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政立法应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理顺私益主体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关系,用商谈理论重构保护主体构成,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与其他法律及制度的有效衔接等。     

略论我国传统知识保护法律制度——兼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做了很多履约工作,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2011年,我国颁布并开始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对加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义重大。但分析我国传统知识保护制度,特别是传统中医药知识保护制度,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存在潜在的法律冲突、立法理念不足以及惠益分享机制缺乏。     

从“遗产化”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端砚制作技艺”为例

近十年来,伴随非物质文化"名录遗产"的数量不断增多,有关"遗产化"的讨论也随之升温。在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保护下,从学理上探究遗产化的内涵、产生原因及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端砚制作技艺"的遗产化实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个案,而且从中可以发现民间文化在遗产论证、申报与认定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机制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迥异于知识产权的特征,能否构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下位概念能否纳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范畴,也存在同样的争议。从相关国际公约和我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可行性,但可行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的差异性,而是应该明确利用知识产权法律机制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合理的法律保护体系。     

论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出发点

新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总结了我国几十年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将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进到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新时期,西部地区在新时期开展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新思路,积极探索适合西部地区特色的保护措施。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新突破——以地理标志为视角

作为新的知识产权,地理标志在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相结合、主体不确定性、权利不可转让性、权利永久性等方面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度契合,因而能够突破传统知识产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障碍,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发展。从制度层面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理标志保护可以采用商标法或专门法模式,并体现出权利共有性、权力分享性、地域限制性等法律特性。从实践层面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理标志保护有一定的发展,但在直接保护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可望在将来克服差距、取得较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