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法律信任及其养成

法治的内在要素要求人们对法普遍尊重、信任和信仰。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必将减损他们对法律的信仰。无法律信任,就无法律信仰。法律信任是社会信任的重要基础。对于当前中国来说,法律信任比法律信仰是一个更现实的社会问题。传统中国的生活和社会治理方式烙有强烈的人治色彩;而中国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部分问题,也影响了人们的法律信任。培养国民树立法律信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应通过法律制度设计、法律实施、法律宣传推动法律信任的养成。     

从纸上的法律到社会的法律

使从纸上的法律走向社会的法律，使纸面上的死的规则变成人们行动中的活的规则，使理想的法治迈入现实的法治，必须认识到法律本质在于法律之利益，法律效力在于法律之意识，法律至上在于法律之信仰，法律生命在于法律之实践。     

法律至上精神在我国法治秩序建构中的意义

我国传统社会与西方市民社会的根基迥异,形成了天理、人伦至上与法律至上两种不同的理性精神。在西方,法律至上精神渗透于伦理文化与法律文化的根底中。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法律只是执行天理、人伦的工具而已。法律至上精神是现代法治运行的精神动力,而我国传统社会中又缺乏这种重要的法律至上精神的引导。因此,文章倡导在现代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弘扬西方市民社会生成的法律至上精神,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由一起司法判决引起的思考

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作出司法裁判时 ,必须遵守法律解释的有关规则 ,不能借法律解释之机滥用司法裁量权。现代法治要求以法律至上代替权力至上和伦理至上 ,只有这样法律才有权威 ,才能够被信仰。司法权作为法治、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防波堤 ,司法公正在缺少法治本土资源的中国 ,尤显意义。     

现代伦理精神与法律文化

伦理精神是法律文化的基础,而不是相反。一个没有伦理精神的法制和法治是不可持续的。但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当伦理精神尚不充分而又不得不保持社会秩序时,法律文化建设就必须先行于伦理精神的建构。此种现象可称为"返身求助"或"倒逼"。然而法治先行会使人产生错觉——法律至上主义或泛法治主义。片面、片段思维乃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最危险的因素。"长治久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期盼,而且也是社会历史"是其所是"的东西。时间性和空间性是人们寻找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之秩序基础时所必须坚持的哲学维度。从社会历史"是其所是"的逻辑着眼,将伦理精神视为体和源,法律文化视为用和流,这不是一种意见和直觉,而是事情本身。要把这种事情本身发掘出来,澄明于世,必须做深入的分析和充分的论证。     

略论法律信仰的塑造

法律信仰是法制社会最坚固的支持系统 ,是主观心理和客观行为两方面的统一 ,也是信仰主体与信仰对象的有机统一。塑造全民法律信仰是实现法治的必由之路 ,但由于法律文化因素 ,法律制度的某些失误和不完善 ,权大于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塑造法律信仰也充满曲折 ,只有从内在基础和外部条件两方面着手 ,才能真正塑造法律信仰 ,为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论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

在中国的语境下法律并不能被信仰,"法律信仰"本身的用语就存在着错误.虽然本文中仍然使用"法律信仰"的表述,但是必须将这个词语内涵扩大解释为:法律信仰指信仰主体笃信法律是具有至高无上价值和理想的真理并且愿意为之献身的精神状态.实质上是对"程序正义"、"法律至上性"和"法治社会"这些法律价值、理想的信仰,而其根本上是对自由和正义等终极价值的信仰.法律信仰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对一定法律价值、理想的信仰;其二,对这种价值理想的精神基础或根据的信仰.     

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看"法律信仰"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法"与"法律"合而为一,更确切地说,有"法律"而无"法"。位于"法律"之上的是"权力"而不是"法"。与中国相反,西方的法治社会形成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其源头在古希腊时代,当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有了法治的向往,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换取法律的权威和信仰。法治社会是现今中国正在致力建设的一种社会形态,构建法治社会,必须树立对法律的信仰。     

从革命法制观到治国方略法治观——中国共产党90年法治思想发展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法治思想经历了由革命法制观、秩序法制观到治国方略法治观的转变,并在思想观念上显现出一个从法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转向法是社会利益调整的手段、从依政策治国转向依法治国、从法律虚无主义转向法律权威主义、从义务本位的法转向权利本位的法、从权力至上转向法律至上等的变化,反映了其法治思想不断走向完整与成熟。     

法治中国视域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

在法治已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的“法治中国”时代，客观上需要建构一个强大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体对法治实践的主体作用突出表现在法律制度的建构、法治信仰的生成、法律权威的树立、法治秩序的维护、法治政府的建立等方面。当前，我国法律职业面临法律职业主义的弊端凸显、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丧失、法律职业主体的合法性何在的困境。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一要树立法律信仰———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精神基石；二要重塑法律职业伦理———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伦理依据；三要坚持与完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制度根基；四要建立法律职业内部的任职交流制度———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必要举措。     

社会冲突与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能够引领人们选择法律途径,预防、转化或解决社会冲突,同时也是法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社会冲突既能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也可能对法律秩序和社会和谐的破坏会动摇法律信仰的社会基础,导致法律信仰的生成障碍甚至法律信仰的解体或崩溃.不过,社会冲突完全可能成为法律信仰形成的“入口”,甚至是民众法律信仰重建的良好契机.在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必须以民众的权利意识为基础,并以良性运行的法律体系、公正高效的行政、司法过程为前提.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必须在对法律的基本价值、程序价值信仰的基础上有效地引导民众对法律制度及其运行的合理反思.     

树立宪法至上权威是建设法治国家之关键

法治与人治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人治社会强调权力大于法，法从于人，而在法治社会中强调法大于权，人从于法，所以当个人意志与法律相冲突时，谁服从谁，便成为法治与人治的主要区别之一。法治社会中，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权威，法律至上应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对此，西方法学家进行了论证。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应包……     

人民警察法律信仰的培养

真正的法治社会要求社会成员具有法律信仰和法律理念,作为执法者,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更应该具有良好的法律信仰和法律理念。培养人民警察的法律信仰,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人民警察依法执法的前提条件。     

我国法律信仰状况初探

1949年建国后 ,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整个过程只有 5 0多年 ,其中还包括 2 0年的停滞、甚至是倒退阶段。我国法制建设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 ,即 1949— 1978年、1979— 1992年和 1992年—现在。本文试对这三阶段民众法律信仰状况进行剖析 ,提出这三个阶段的法律信仰状况是由“相信人治排斥法治”到“盲目崇拜法制到持怀疑态度” ,再演进为“信仰法理社会”的渐进过程     

培养法律信仰 构建和谐法治社会

法律信仰是现代法治的观念基础,实现依法治国,构建和谐法治社会,必须突破法律不被信仰的困境。笔者试图从现代社会信仰法律的原因、树立法律信仰遭遇的障碍以及对策等一些方面作一些探讨,以使法律信仰深入人心。     

培育全民的法律信仰是我国实现法治的关键

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真正意蕴 ,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是实现法治的内在驱动力 ,是我国实现法治的根本前提和保障 ;而我国从历史到现实都缺乏法律信仰 ,也正因如此 ,我国在实施法治战略的过程中屡遭挫折 ,步履艰难 ,法律自身与社会民众难以融合。因此 ,寻求两者的整合机制就成了我国实现法治的关键 ,这一机制就是法律信仰。     

从“法律的统治”到“法律人的统治”——对当下中国法律人观念的反思

通过对法律人观念的分析揭示了其所依赖的前提以及由此导致的论争.首先是法律与人的关系,这一层面展现出的是一种被型构起来的二元对立图景,即法治和人治;其次是法律普遍主义与法律特殊主义之间的对立,在这一层面揭示法律人观念的法律普遍主义前提;最后阐明法律人的观念在根本意义上以中国人的生存秩序观念为前提.如果说中国人的生存秩序观念要建立在政治共同体的意志决断以及蕴涵在生存活动之中的法理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当下中国法学自我反思和重构的基本要求就必须重新考虑某些已经被我们遗弃了的东西.因此,重新思考法律、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也必将占据我们思考法律问题的核心.     

法律工具主义的“是”“非”与法律信仰

法律工具主义论者在对法律信仰进行批驳的同时却又走向另一极端。其实,法律既具有工具性,又应被信仰,只是层面不同而已。法律工具主义的是在于其具有功用性的一面,而纯粹法律工具观又和法律所体现的正义、自由之精神及人们视其为神圣的情怀相背离。法律深受现实利益、人的生存要求、法律实践之影响,人们对法律信仰的同时显示出较强的脆弱性。为使法的信仰强盛起来,必须加强法律权利之完善及执法环境的改造。     

现代法治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的法律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然而 ,由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宗法式的社会结构及专制集权的政治构架 ,导致了其特有的法律文化现象 ,即法律的工具主义化和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法律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必然导致人治。这种文化观与现代法治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 ,要解决这一冲突 ,建立现代法治 ,法律至上的理念的建立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