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对汉代私学的影响

在经学昌盛和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奠基的汉代,因以经治国和通经致用的需要,经学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同时经学还以其激烈的内部纷争和独特的传授方式,影响了私学教育。经学不仅促进了私学的繁荣发展,而且使私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风和师生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简论梁武帝与梁初经学的发展

梁初经学的发展与梁武帝有着密切的关系。梁武帝极高的经学素养和帝王身份成为推动经学发展的有利条件。为发展经学梁武帝采取了发展官、私学教育,重视提拔儒士,由上而下带动习经之风等政策措施。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梁初经学得以复兴并取得了一些成就:首先,学风开放,综汇多家;其次,治经方法上,由两汉训诂发展为义疏体,成为训诂学上的一大变迁;再次,礼学研究成绩突出。可以说,梁武帝对梁初经学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     

汉代经学博士与经典学术权威的政治制造

汉高祖刘邦及其布衣卿相建立汉帝国后,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儒生儒学在汉初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并未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除稷嗣君叔孙通、贾太傅而外,诸儒生博士鲜有政治影响力。经学大师在民间锲而不舍地传授着儒家经典,已经入仕的经学宗师和儒家私学弟子在政治上遥相呼应,经过几代儒生坚持不懈的政治努力,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于学官,五经遂成为官学的教材,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代的指导思想。五经博士不仅仅培养了大量的彬彬汉吏,由于经学权威的应运而生,在国家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以学术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相关利益共同体的发展与衰微决定了汉代经学的发展趋势,也影响了汉代政治的走向。     

由经学的传承发展看北朝儒学的时代特点

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原有社会秩序重新架构的时期,旧的儒家经学丧失了其长期以来所处的独尊地位,学术之风重新变得活跃。在私学的推动下,以经学为代表的北朝儒学自由之风也在不断漫延,在旧典的基础上发挥自我的独特见解,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     

“经”之探源

经与经学的研究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应占有优先地位。作者认为经有三重含义：经籍、私学权威、统治阶级思想权威。本文从历史角度分析了经的权威地位的形成过程，并从经济、文化角度分析了经的权威地位的延续和失落原因。     

中国古代私学的产生及先秦时期私学的特点

中国古代私学的产生与对私学概念的界定是密切相关的。无论孔子是否是私学的首创者，其主持的活动是春秋时期最大的私学活动，因此，私学的发展历史，一般以孔子私学为首要标志。先秦时期的私学，主要以儒、墨显学为代表，孔子的儒家私学与墨子的墨家私学在教育上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显著特点。这些特点，汇聚而成先秦时期私学发展的几个特点，对后世私学影响很大     

魏晋南北朝私学教育内容多元化格局述论

魏晋南北朝私学之所以昌盛 ,与它教育内容十分丰富有关。不仅包含有儒、佛、道、玄、文、史、艺术、科技等 ,道德教育也成为一项重要内容。私学教育内容上的多元化 ,成为私学教育的鲜明特点。这使教育具有了实用性     

前后蜀经学发展概论

唐末以来,藩镇割据,战火遍染,巴蜀偏居一隅,相对安宁,大批移民迁入,在带来富余劳动力的同时,亦播撒了无数文化的种子。王氏、孟氏相继治蜀,开贡举,建学校,拢图籍,刻石经,大力崇儒兴教,经学于乱世中渐兴。在国家政权通过官学教育推动儒学发展的同时,民间学术团体的儒学传承也未中断,饱学之士以经典讲学授徒,开明之徒设私塾化育子孙,私学空前发展起来。前后蜀之经学上承隋唐经学之遗续,下启宋明理学之浪波,不仅在流传千载、别具一格的蜀学系统中昂然高标,亦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心由北向南的转移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     

明清科技教育课程的兴起及其原因浅析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新市民阶层的出现,经学教育开始日趋衰落。随之而兴起的,是具有这个时代特征的实学教育思潮。科技教育课程最先出现在私学中,后逐步在官学中兴起。科技教育课程的产生一是明中叶后,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科技的需要;二是"西学东渐"对其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和诱导作用。     

先秦两汉时期山东私学的地位与成因

春秋末期,山东地区产生了中国古代第一个严格意义的私学--孔子儒学.此后一直到魏晋,山东地区在中国私学和整个教育事业中一直占据着领先和中心的地位,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山东地区之所以成为私学发源地,一是春秋时期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转型这一大环境的要求,二是山东地区文化底蕴丰厚,是当时唯一保存完好的周文化教育中心,三是孔子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人才优势、私学传统、相对稳定的环境和政治支持则保证了山东地区在战国、秦汉和魏晋时期仍然维持着全国私学中心的地位.     

朱陆经学之别

朱熹、陆九渊在治经学上存在着基本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朱熹遍注群经,陆九渊则轻视经典;在易学之太极说、阴阳说方面,在《古文尚书》"十六字心传"方面,朱陆双方均存在着差异。朱陆经学之别,正是其理学思想各自不同的表现。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道在求其通,解经须性灵——一代通儒焦循的经学思想

文章从“考据不是经学”、“实测与贯通”、“惟经学可以言性灵”三个层面,探讨了乾嘉学者焦循的经学思想。文章指出:焦循对当时“考据”学风的批评,体现了当时经学信仰与学术客体之间的某种紧张。焦循提倡实测与贯通,则开创了一种注重过程研究的经学研究方法。焦循强调无性灵不可言经学,走上了经学与子学的整合之路,为乾嘉以后经学研究转向多元化提供了新的经学诠释理论。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10-14世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经学

宋元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以后,即开始自觉地学习和吸纳汉文化,实行崇儒尊经的文教政策,并开始了对经学的研习和传播。由于北方与南方的文化环境不同,因而经学研究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北方长达４００年处于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杂染胡风,重实际,轻玄想,故其经学研究以六经为主,注重经史结合,从中寻求治国的道理;虽然倡扬程朱理学,但仍不废汉唐注疏,具有经世致用、平实质朴的特点。     

粲若经传 继乎六籍——论《史记·五帝本纪》采纳《孟子》的学术史意义

《五帝本纪》是《史记》首篇,也是司马迁极用力之文。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史料选择中除了采用儒家的经典《尚书》,对《孟子》也尤其关注。在《孟子》尚未成为经书而处于辅经地位的汉初,司马迁对《孟子》中有关尧舜题材的采纳,具有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这不仅表达了司马迁对史料选择的审慎态度,也传达出司马迁对《孟子》的儒家学术经典地位的最早肯定。     

蒙文通对六经皆史说的批评及其经史观的时代意义

蒙文通在对待经史关系问题上,既主张经史分途,批评六经皆史说,又认为经、史有一定的联系。其经史观认为经学乃中国思想文化的无上法典,其影响远非史学等所及,不应以西方学科之分类来衡量经学,这在当时儒家经学扫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

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是深重的。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名定目，依托经典；二是创立志表，弘扬经学。探讨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有助于解决一些史学问题。     

明代文学的＂复古＂和经学的＂离道＂

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从明初一直持续到明中后期,几乎贯穿整个有明一代,以初期吴越、闽中文人和中后期的前后七子为主要代表。与此相对的是明代的经学,＂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文学和经学迥然不同的学术研究走向,与＂台阁体＂影响、陆王心学压倒程朱理学及前代经学研究积弊有关。少数读书人既作为文学家,又作为治经学者,在文学和经学方面分别作出“复古”和“创新”（即“离道”）的创作和研究抉择,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其所处的不同环境造成。     

论刘勰的"以子离经"思想--读《文心雕龙·诸子》的体会

<文心雕龙*诸子>篇一直不被龙学研究者所重视.刘勰通过对诸子学术的评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子学思想,其核心是"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了他充分认识到子学所独有的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这种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认为子学与经学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提出了"经子异流"的论点,这大大超越了<汉书*艺文志>子学乃"六经之支流裔" 的观点,从而表达了他抬升、推崇子学的思想;二、刘勰的"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在他对诸子文学成就精辟而客观的评论上,指出了子学独有的文学性;三、<诸子>篇所谓的"道"的内涵,实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兼容其他各家的.这是刘勰从两汉经学思想体系挣脱出来的结果,也是魏晋以来儒家一尊局面逐步被打破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