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汉代拟作的文体意义

拟作是汉代文体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现象。拟作是一个尊体与破体相互交织的过程,汉代的诸多文体常常是在拟作中获得认同,在认同中得到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创新,创新后又被拟作的。汉代拟作促进了文体的定型、文体的创新和文体理论的发展,体现出汉代鲜明的文体自觉性,是文学自觉意识的一种表现。     

肇发新声各领高标——论张衡诗赋中文体形态的新变

在张衡诗赋创作中,文体形态的新变极为突。就赋而言,其新变体现在:句式之变化;诗、赋、骚结合之新体式;抒情小赋之开拓;言情赋之滥觞以及七体之至思五个方面。就诗歌而言,其四言、五言、七言均体现出汉代文人诗的新特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代学术思想剧烈交变的历史背景下,张衡诗赋创作所具有的标界性的承启意义。     

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流变

在汉代文学创作中,散体大赋、骚体赋、拟骚诗是汉代作家在学习楚辞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散体大赋、骚体赋属赋体文学,而拟骚诗以及君臣所作的楚歌属诗歌体裁,它们在文体上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宜将骚体赋、拟骚诗、楚歌笼统地称为骚体文学。否则,不利于我们对汉代文学作品进行专门的分类研究。拟骚诗是楚辞体诗歌在汉代的赓续,其文体、写法以及代屈原立言的思想内容,是楚辞在汉代诗歌创作中流变的重要表现,拟骚诗虽然曲折地表达了汉代文人借伤屈以自悼以及他们对屈原的认识评价,但由此也将汉代的楚辞体诗歌创作引向了衰落之路。     

经学的兴起对汉代诗歌发展的负面影响

儒学自汉武帝以后取得独尊地位 ,在汉代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发展过程 ,由于统治阶级通经致仕的政策 ,以及统治者出于润色鸿业、好大喜功的需要而偏好辞赋 ,使绝大多数文人把主要精力投向经学和辞赋。《诗经》经学化 ,既使文人丢失了诗歌的本质 ,又使文人失去了从民歌中吸取营养的机会。经学对诗歌的负面影响 ,是造成汉代诗歌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敦煌俗赋的类型与体制特征

敦煌俗赋可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歌谣体俗赋三种类型。早期文人赋开头有一段故事引子,就是从民间故事俗赋发展而来的。对问体的文人赋则是继承了早期民间争奇斗胜的形式,以争辩的方式安排布局。敦煌歌诀体俗赋,是汉代民间歌谣体俗赋的延续,其文体为赋而非诗。文人的诗体赋是汉代赋体分化的结果:不是赋向诗靠拢,而是诗从赋中分化出来。敦煌写卷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不以赋名篇的作品,像"词文"类,究其体制归属,仍当为俗赋。通俗文学文体的差别主要是由其传播方式或表演形式决定的。敦煌俗赋同文人赋的区别,更多反映了中国文学源同流变的区别。     

《诗经》四言体诗歌创作在汉代的赓续和转化

汉代经学的昌盛使四言诗有着很高的地位,并成为汉代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也产生了一些典范作品, 成为四言诗的尾声余响。由于汉代四言诗在思想内容上的缺陷和四言本身的局限,因此四言诗发展到汉代便衰微 了。但是,四言句式却被转化到汉代其他文体中继续存在。汉代其他一些韵文体如赞颂、碑铭以及辞赋等,在文体 上往往采用四言体或利用四言句式与其他句式搭配而成。四言诗在汉代的转化或流变,是促进这些文体发展的重 要因素。     

序文之体与古今嬗变

序是中国古老文体之一,它依附或并列于典籍、文章、地图等之前或之后,旨在说明与该文本相关的任何内容,在自由中又讲究行文次第的文体。序文在发展中逐渐繁衍流变。一是具有依附性的序文,内容多为述篇章之所作,言内容之次第。这其中有书序、文序、诗序、杂序等四大类。二是具有独立性的序文,内容多为叙事件之缘起,抒情绪之所蕴。主要有游宴序、赠序等。其中,赠序在发展的过程中,文人们又进一步将其文体功能扩充,这便产生了名字序与寿序。     

汉歌的文体形态分析

汉代的歌是独立的文体，在原初文献中有明确的“歌”字作为区别。汉歌仍然依附于本事，延续了先秦古歌叙事的特征，又因为文人多用歌体描写个体生活，增强了文人歌的抒情性。汉代歌由杂言向齐言发展，宫廷盛行楚歌，句式集中在三兮二、三兮三、四兮三三种类型，前者与西汉哀辞有关，后两者对七言的形成起关键作用。民间以四言、三言歌为主，三言七言相杂与四言七言相杂的歌反映了七言成熟的轨迹。汉代有少量五言、七言歌诞生，但不占主流。汉代的歌一般短句歌押偶句韵，长句歌句句押韵。歌一般一韵到底，两句一转韵的歌集中在楚歌中。     

盛世之音——两汉文学刍议

两汉解读文学典籍的时尚、献纳辞赋的风气,以及乐府等文化机关的设立,促进了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两汉文学呈现多元的发展态势,文人的独立和依附,作品的浪漫与现实,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相互促进,构成壮丽的文学景观。汉代文学和经学双向互动,作家群体中不乏经师儒士,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风气交相辉映,文学的重摹拟和经学的固守师法家法互为表里。文学和经学都经历了由繁入简的演变过程,汉代文学思潮亦深受经学影响     

范晔《后汉书》文学思想论

被誉为前四史之一的范晔《后汉书》不仅是一部辉煌的历史巨著,还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范晔为东汉时期众多的文学之士立传,还在诸传中著录了他们的作品及文体数量。文章对范晔《后汉书》的著录体例及作品、作家品评进行了研究,阐述了范晔不仅重视作品的社会功用,也注意到了文学的情采的思想特征.     

汉魏六朝哀辞研究

哀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哀悼夭亡者的文体,形成于东汉至魏晋六朝时期,与当时浓郁的感伤文化、感伤文学氛围有关。汉代哀辞无存。现存魏晋六朝时期曹植至梁简文帝等人的哀辞18篇。其中3篇有短序,序用散语,辞用韵语,或骚体,或骈体,或诔体,篇幅在数十字至二百字之内,内容以抒发丧失亲人的悲伤哀痛之情为主,极少叙事因素。与哀辞相近的文体有诔、哀策、吊文、祭文等,这些文体互有异同。此时期的挽歌和悼亡诗也很特殊,但与哀辞有诗、文之别。     

“传”的本原及其文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

“传”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包含解经与叙事两种不同形态。究其本义,“传”字原与邮驿相关,至春秋战国之交时,方引申出古书统称之义。此后直至西汉初,“传”进一步用来指解经之作。与此同时,司马迁将《史记》中专写各色人物的那一部分命名为“列传”,后班固《汉书》承之而为“传”,使得“传”这种文体概念的所指有了新的扩展。此后,这种叙事形态的“传”日渐兴盛并呈多样化趋势,而解经形态的“传”逐渐式微,并分解成了多种注书体例。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汉魏六朝时期俳谐文中的滑稽

俳谐文指文人创作的内容诙谐滑稽的作品,包括赋、杂文等文体,主要盛行于汉魏六朝时期。诙谐滑稽风格的作品早在先秦就已形成,主要是在民间口耳相传,直至汉魏六朝时期,在人才学术兴盛的环境下,诙谐滑稽风格得以在文人中流行,形成了文体不一的俳谐文。本文拟从愚弄、以物喻人以及讽刺模仿三种产生滑稽的方式探讨汉魏六朝俳谐文滑稽。     

《文心雕龙》论蔡邕

蔡邕是东汉后期的文坛巨匠。他对于骈俪化的追求和探索,对六朝时的骈文创作有直接的启发意义。同时,蔡邕的文章,尤其是碑文,无论是对于儒家经典及其精神的体认,还是使事用典,都表现出学者之文富有深厚的经史传统的特质。这对于魏晋以来文坛上流行的一些浅薄庸俗的文风有针砭的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有见于此两端而对蔡邕的创作、艺术风格及其文学史意义做出了全面的评价,尤其是专门将碑文作为独立的文体加以探讨,有力凸显了蔡邕在文学史上的开创性意义。     

论刘勰的"以子离经"思想--读《文心雕龙·诸子》的体会

<文心雕龙*诸子>篇一直不被龙学研究者所重视.刘勰通过对诸子学术的评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子学思想,其核心是"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了他充分认识到子学所独有的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这种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认为子学与经学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提出了"经子异流"的论点,这大大超越了<汉书*艺文志>子学乃"六经之支流裔" 的观点,从而表达了他抬升、推崇子学的思想;二、刘勰的"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在他对诸子文学成就精辟而客观的评论上,指出了子学独有的文学性;三、<诸子>篇所谓的"道"的内涵,实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兼容其他各家的.这是刘勰从两汉经学思想体系挣脱出来的结果,也是魏晋以来儒家一尊局面逐步被打破的表现.     

论露布文体的演变与定型

露布文是中国古代的新闻文体之一.东汉至三国时期,露布文由特殊的制诏、奏章向军事捷报转变;南北朝时期,露布文采用骈文体制,体例成熟;至隋朝,露布文在宣露布礼上被宣读,是对其新闻传播功能的强化.唐宋以后,露布文被纳入科举考试,其创作逐步趋向了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