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夷齐之“廉”探源

夷齐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廉"是夷齐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后世影响深远。先秦典籍中关于夷齐"廉"的有关论述主要在《孟子》、《战国策》和《吕氏春秋》中,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伯夷之廉既指其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也指其谦让不取的高风亮节和笃道守节的自律精神。     

从《韩非子》析伯夷形象

作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战国时期的韩非对伯夷形象也进行过论述.但相比于孔子、孟子以及《庄子》一书的论述,韩非对伯夷的评价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方面,韩非对伯夷的评价具有鲜明的法家学派特征,认为伯夷为“无益之臣”,因此应当“少而去”.另一方面,从一系列的对比和举例中,如“伯夷不失是,而盗跖不为非”、“使伯夷与盗跖俱辱”、“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又可以隐约地感受到韩非对伯夷的认可.因此,不难看出韩非对伯夷的评价是深刻而又复杂的.     

元西域人廉希宪与孟子学

在元代,西域人华化现象十分普遍,廉希宪是其中的代表,被誉为色目人中理学名臣第一。在元代四书学北传的背景之下,廉希宪受早期交游诸儒或太极书院的影响,精研《孟子》,深究《孟子》性善、义利、仁暴之旨,被元世祖赞为"廉孟子"。其出处行事,亦多方面体现出《孟子》思想之精髓。对于西域人之华化,有学者表示赞赏,认为是"进夷狄而中国之";有学者则批评之,认为尚远远不足。民族、文明、政权之间的相互错综,共同构成了元代鲜活的历史。     

论《孟子》的书写体例与结构体制——兼论其编纂原则

《孟子》编纂者主要采用两种书写体例来完成孟子思想的表达，即对话体和语录体。二者形式看似迥然有别，但实则关联密切。语录来源于对话，是对对话进行拆解、提炼的产物。《孟子》编纂者以对话和语录形式表达孟子思想，一方面是《论语》书写体例的延续，另一方面也受到西周春秋史官传统中“实录”精神的影响。《孟子》编纂者在编纂过程中遵循两大原则，即类聚原则和均衡原则。《孟子》七篇，各篇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七篇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逻辑联系，构成了一个从实践到理论、由行而知的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     

孟子的民本思想和平等倾向在晚清的凸显与局限

孟子突出的民本思想和平等倾向在晚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发扬。这主要表现在：（一）宋代《孟子》在人经过程中一度出现的尊孟疑孟的争论在晚清有复活的迹象。（二）孟子的民本思想和平等倾向在清禾时常被发挥成为西方近代的民主理念和代议制度。尽管如此,孟学依附于孔教之下的地位没有变化,《孟子》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也没有变化。可见在儒家经典中《孟子》的确以其突出的民本和平等精神存在一定程度的游离倾向,但是孟子的思想总体上是与封建等级社会相适应的,而与近代的民主精神有实质差别,《孟子》无法真正作为从西方输入的民主思想和制度的本土性经典支持。我们应以子学精神而非传注精神来对待传统和经典。     

杜甫诗歌对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经典诠释

杜甫号称"诗圣",乃诗国之圣人,恰似孔子、孟子,乃儒家之圣人。作为儒家薪火的传承者,杜甫用诗歌这种生动形象的方式,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而独特的诠释。"仁"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贯穿于儒家思想体系的全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学就是仁学。由于孔子、孟子都没有对"仁"的具体内涵作明确界定,所以"仁"的内涵带有不确定性。本文认为,作为儒家"仁"思想的一位与众不同的传承者与发展者,杜甫正是用诗歌这种特殊形式诠释了"仁",从"治人之仁"、"为人之仁"、"待人之仁"这三个方面,对儒家思想核心——"仁"做出了生动而深刻的诠释,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诗化的"仁学"思想。在对"仁"进行诠释的过程中,杜甫所依据的诠释原则与孟子诠释《诗经》时所依据的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尽管杜甫对"仁"的诠释是一种带有时代和个体特征的选择性诠释与创造性诠释,已经不可能与孔子、孟子等儒家先贤对"仁"的诠释达成绝对的"视域融合",但杜甫的诠释在本质上仍是基于对孔、孟等儒家先贤人格与生平的深刻理解,是基于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吸收和掌握,是基于崇高的"仁者"精神跨越了时空界限在灵魂层面上的共鸣与共勉,因此,经杜甫诠释的"仁"仍然深深地契合于儒家思想的本质。     

被建构的性别——以《凯风》形象解读为例

古代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从不同层面颂扬《凯风》之子,而针对其中的母亲形象却态度复杂:经学家多贬抑之,文学家和史学家多颂扬之;同一解释主体在身为经学家时贬抑之,身为文学家时却颂扬之。《凯风》的形象解读成为了极具内涵的文化文本。论题以《凯风》的形象解读为研究文本,文化性地探讨形象解读中蕴涵的性别前理解。     

伯夷叔齐被推上圣贤祭坛原因探析

伯夷、叔齐因谦让天下、饿死首阳而获孔子赞誉。司马迁曾作《伯夷列传》且居《史记》列传第一篇,文中说: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从《伯夷列传》的创作主旨可看出司马迁作此人物传记的真正用意。孔子、孟子对伯夷叔齐行为的解读,汉朝以来统治阶层相关诏令的颁布,都提高了伯夷叔齐的地位,揭示了伯夷叔齐最终被推上圣贤祭坛的真正原因。     

《孟子》阅读札记

《孟子》虽是重要的早期儒家著作,但仍存在许多意义理解上的分歧。参照赵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焦循《孟子正义》及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或加取舍,或出己义,力求得出合乎《孟子》文本与孟子初衷的结论。     

“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郭店楚简《五行》思想浅议

郭店楚简《五行》包含两条线索：天道与人道之别,思的问题。天道与人道之别又可表述为五行与四行之别,其细微之处在义与仁的差别,而思作为心的能动能力贯串于上述问题的发展中,构成了五行德目相生的动力。在此基础上,《五行》篇展示了“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的君子形象,从而与《孟子》中“集大成”的“圣之时者”形成了关联。     

“以意逆志,得孟子之一体”——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经学化的影响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最先强调了读《诗》者在《诗》义阐释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这意味着读《诗》者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诗》义;还可以通过主动推求去寻找《诗》的创作意图。《韩诗外传》正是汉《诗》践行孟子"以意逆志"观的突出代表。《韩诗外传》对孟子"以意逆志"观的传承,不仅展现了《诗》学发展至汉代的一次飞跃,同时也证明了汉诗通过《诗》义阐释传达经世意图的经学化倾向正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孟、告之辩的启示——对内圣外王的道德与制度思考

<孟子>中的孟告之辨提出了"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的问题.告子的"长者义乎"实隐含提出了制度问题:他将社会秩序的维持和道德的保障建立在习俗的基础上.而习俗也就是不成文的法律制度.这进而在苟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苟子在孔孟学派之外特有的礼义师法思想.孟子的"长之者义乎"将社会秩序的维持建立在个人道德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儒家自孔孟以来一以贯之的由"内圣"而外王政治模式.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若想在当今时代能够得以实现,必须是孟子与告子两条理路结合的结果.     

孟子的智德思想探析

孟子认为"智"的含义为"聪明"与"智慧",从"仁且智"作为孟子思想理想人格,可以看到孟子和孔子在智德方面的相似之处。孟子把"智"作为与仁、义、礼并举的"四德"之一,可以看出孟子智德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创新之处。孟子指出"是非之心"虽为天之所与,本性固有,智德仍需藉由"扩充"与"存养"两种工夫而保有。孟子智德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强调"仁"德为首德的同时,也重视智德的辅助之效,并第一次将"良知"与"智德"两者关联起来。     

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与“格物致知”——兼论牟宗三的误解

牟宗三以现代主客二分的认知论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泛认知主义",又认为朱熹以《大学》"格物致知"诠释《孟子》"尽心知性",因而"尽心"是"认知地尽",非孟子意。但事实上,朱熹的"格物致知"之"知"是主客一体的"德性之知",并非主客二分的认知论,而且朱熹把"格物致知"与"尽心知性"联系起来,主要是为了从语言结构次序上说明"格物"对应于"知性"而为先,"致知"对应于"尽心"而在后,并不是要用"格物致知"诠释"尽心知性"。从"格物致知"的角度看,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可以被看作是格心之为物,而朱熹《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则是要求以格心之为物为中心,并进一步推展格"天下之物"。这样的理解,不仅可以看到《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对于《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密切而互补的关系,而且能够揭示出《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真正内涵,又能避免把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看作"认知地尽"。     

论《淮南子》的廉政观及当代价值

廉政观是《淮南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内涵,内在体现出君廉、吏廉与民廉的三重理论维度,深刻反映出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政反于朴"的根本主张。以"君廉"为核心内涵,《淮南子》廉政观试图以"清净无为"思想影响与制约专制君主的政治实践;以"吏廉"为重要组成,《淮南子》廉政观树立政治典型,力图有效推动官僚政治走向良性发展;以"民廉"为社会基石,《淮南子》期待王朝政治实现内在的整体和谐,在良政与美俗的现实互动中达到"通治之至"的理想状态。     

比兴与晚清词学思想的构建

"比兴"的多层级人文关怀、审美和实用的价值取向,是被历代诗家及晚清词家接受的一个内在前提。"比兴"追寻传统诗学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风骚之义",与狭义诗学比较,词家不仅削弱了传统的"宗经辨骚"意识,而且强化了楚骚的寄托精神。"寄托"是审视晚清词学思想的一种独特话语,晚清词家不离比兴之义,既丰富了词体体性观念,也充实了比兴思想。晚清词家浓郁的比兴寄托思想及其解词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皆催化了"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观念的生成。     

司马迁推崇孟子的精神因素

司马迁对孟子的推崇,不仅因为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学说,更有以下几个因素:其一,孟子对个体意志的弘扬给了司马迁以巨大鼓舞,为其在逆境中完成《史记》的创作提供了精神动力.其二,司马迁直接继承了孟子的批判精神,有着与孟子相似的心胸气度与宏伟抱负.其三,孟子对"义"的阐释与追求,深深地影响了司马迁,成了司马迁为人物立传的标准之一.     

“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之“置”字辩及其他

《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对于此句中的"置",历来的解释都是:"置,驿站."虽然"置"确有"驿站"这一义项,但孟子之时还没有产生,此处释为"驿站"不合"置"词义发展的事实,考求此"置"之义,应该解释为"设置".同时,"置"其实还存在一个义项"传车、驿车";"置邮"作为一个词,也不是"驿站"的意思,而是"形容像设置驿站来传达命令一样的迅速"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