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职业心理与行为的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项制度改革的深入,农民工的职业心理与行为正逐步成为影响农民工职业走向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本文从进城务工动机、未来职业取向、求职方式与择业标准以及职业培训动机四个方面揭示了当前农民工的职业心理与行为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农民工职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探析——基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

后人口红利时代下的产业转型迫切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寻求适合的发展路径．基于人力资本视角,通过对皖西北五县一市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和职业发展状况的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找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困境,提出解决对策,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外出农民工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3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以安徽省3市500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均对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有显著影响,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务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获得职业发展的可能性越大,更容易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农民工职业发展在年龄模式上呈现出"U形"分布特征,25~44岁农民工相比于其他年龄段反而不太可能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流动经历也显著影响着农民工的职业发展,适度的职业流动经历会促进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但过多的流动经历反而不利于农民工实现向上的职业发展。     

农民工职业流动轨迹和职业向上发展调研报告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其中农民工市民化目标的实现除了有赖于政府政策的推进,还在于农民工通过自身力量获取支撑其市民身份转变的职业发展.本文利用2014年最新调查数据分析了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轨迹及职业向上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经历以及该群体城市就业的职业特征总体上呈倒“U”型分布,存在逆向选择和向下流动现象.农民工城市就业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职业培训和“干中学”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是农民工获取中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社会资本仅有助于农民工获取低端职业而对该群体从事中高端职业以及职业发展的实现并无显著效应.     

农民工职业上升及分化研究

农民工的职业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所在,普通员工、中低层管理者、技工和经营者是农民工职业的四大基本类别,技工更是农民工职业上升过程中的主要方向.运用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和城市环境对农民工职业上升及分化的影响,结果表明:25-40岁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职业上升的主力军,而体现农民工综合人力资本的学历和最能体现农民工心理资本的强烈进取心是农民工职业由普通员工上升为中低层管理者、技工和经营者等高端职业的共同的关键因素.企业组织内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农民工晋升为中低层管理者的重要条件,人力资本是农民工成长为技工的关键因素,而组织外社会资本、较强的风险承受力和处于不发达中小城市则是农民工成为经营者的关键因素.     

个体特征、职业认同与农民工职业满意度——基于广东省南海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分析

基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部分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测量了农民工职业认同及其职业满意度状况;采用方差分析,实证检验了农民工个体特征对其职业满意度的影响;运用回归分析,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职业认同对其职业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在服务业就业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职业满意度;农民工的职业认同对其职业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提升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改善职业环境,进一步增强农民工的职业价值感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职业认同水平,将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满意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职业能力动态演进

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职业能力具有基础性能力支撑作用。研究通过构建二元logit模型,以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成长为主线,进行职业能力动态演进研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成长过程中的职业能力演进特征显著,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的职业能力诸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专业能力的作用呈下降趋势,方法能力的作用呈上升趋势,网络能力的作用呈相对稳定趋势。从策略上看,应进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系统性开发;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重点性突破;设计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差别化开发方案。     

一个尴尬范畴的批判--基于农民工概念演进的内涵和语境

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农民工范畴经历了从“农民工＝户籍身份（含输出地）＋职业（主要指经济收入）＋阶级成分”到“农民工＝职业＋户籍身份”再到“农民工＝职业”三个不同样态,其演变的语境也相应分为三个阶段。令人关注的是,当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导致农村土地财富的攀升和“新生代农民工”含义的改变,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内涵,即将进入“农民工＝职业＋土地财富”的新阶段。     

一个尴尬范畴的批判——基于农民工概念演进的内涵和语境

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农民工范畴经历了从＂农民工=户籍身份（含输出地）＋职业（主要指经济收入）＋阶级成分＂到＂农民工=职业＋户籍身份＂再到＂农民工=职业＂三个不同样态,其演变的语境也相应分为三个阶段。令人关注的是,当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导致农村土地财富的攀升和＂新生代农民工＂含义的改变,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内涵,即将进入＂农民工=职业＋土地财富＂的新阶段。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特征分析——来自北京某外来人口集中社区的实证研究

以社区为研究单位是社会人类学的一个研究传统.通过对北京某典型社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与早期农民工群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求职途径已打破了传统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限制,更倾向于通过个人应聘获得就业机会;诸多客观条件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未来的职业发展.因此,政府和社会需采取相应措施,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效应——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以辽宁省的实地调研数据,从职业流动频率、流动方向、流动动因三个方面分析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特征及其收入效应。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不高,明显低于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质量不高,多处于平行流动或未流动状态,向上流动较少;职业选择上处于劣势,多是被动流动。频繁的职业流动及向上流动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但主动流动有利于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与已婚女性农民工相比,流动频率和流动方向对男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显著,而主动流动对其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因此,稳就业、增收入要重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避免其陷入频繁流动和收入不增的恶性循环。     

女性农民工职业边缘化的若干思考

通过对女性农民工职业边缘化现状透视,了解职业角色对女性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社会地位、发展前景的重大影响,深入分析职业边缘化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并进行对策层面的认真思考,围绕扩展女性农民工的视野、提高群体的综合素质、改变消极的就业态度,以及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等,促使女性农民工改变职业边缘化状态,谋求在城市的全面、自由发展。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人力资本约束研究——基于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

农民工就业质量偏低倍受政府和学界关注,改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职业层次,而职业层次的提高有赖于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本文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研究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农民工群体中,受教育程度高、参加过技能培训、流入经济发达地区、有一定工作经验者更有机会从事管理类、专业技术类等较高层次的职业。     

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涉及职业待遇、职业行为、文化观念、身份意识等多个层面对非农职业的适应与融入，具体包括职业待遇整合、职业行为适应、职业文化接纳和职业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因子测评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总体水平低、内部不平衡的发展特点。回归分析表明，学历低、年龄小、不在婚、务工年限短、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的就业质量状况都比较差。而分地区进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现了更多的差异性。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浅析城市农民工的职业对其市民化进程的影响

农民通过进城务工、经商等方式向城市转移,这是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方式之一.由于这些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的市民化水平也因此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同时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边缘化状态对其市民化也是一种阻碍.因此,要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一方面农民工要树立发展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就业技能,同时政府也要积极发挥政策主导作用,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积极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参与职业能力培养动力不足的原因及对策选择

近年来,农民工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致使农民工自身主动参与职业能力培养的动力不足,职业能力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限制了农民工作用的充分发挥。综合各方面因素,户籍制度和现代土地制度是造成农民工参与职业能力培养动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对待。     

后金融危机时代下农民工职业选择实证研究——以福建省厦门市为例

金融危机爆发后,农民工的就业受到严重影响,导致大多数农民工对职业的选择产生变化,东部地区是这次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等行业则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行业。而厦门产业结构正是以制造业、建筑业和与出口相关的行业为主,因此,以厦门市为研究单元,通过调查与访谈,分析了厦门农民工职业选择的特征,找出当前后金融危机时代下农民工职业选择的障碍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为更好解决农民工就业提供决策参考。     

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异与职业分割的经验分析

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男、女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利用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生活状况调查农村住户数据,对农民工职业和其性别工资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验证。结果表明,对农民工而言,城市劳动力市场仍存在较为严重的性别职业分割,职业内性别歧视性因素仍是导致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社会资本能否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基于阶层变动视角的分析

推动农民工职业流动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将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设定为向上流动、平行流动、向下流动三种类型，从农民工社会资本入手，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运用竞争性风险模型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每多一人提供就业帮助，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显著提高1.4%,职业平行流动的概率显著降低2.3%;职业向下流动的概率提高0.7%,但不显著。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民工减少职业平行流动，实现职业向上流动，同时不会带来职业向下流动。替换核心变量的度量方法后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通过非参置换检验、工具变量法、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最后提出政府要畅通农民工社会资本获取的渠道，促进农民工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巩固和开发，农民工个人注重维护和积累自身社会资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