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下"阅读"叙事中的启蒙假象

该文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通过性别视角,详细解读"阅读"这一文学叙事情节在古代女子私奔和现代女性出走文本中多样的表现形式,揭示其中极具遮蔽性的男性意识。无论是古代隐身幕后的"阅读"操纵者,还是走上现代舞台的"阅读"启蒙者,以性别视角去还原文本现场,剥离身披的启蒙假象,其主导的戏码,自古而今都是一场传统的男欢女爱的言情叙事。作为"阅读"主体,无论是古代私奔的女子,或是现代出走的女性,虽然"阅读"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但因"阅读"而产生的行动模式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古代女子被"阅读"催醒情爱意识,以超越现实的行动满足的是男性借由文本表述的多层世俗欲望。同样,打着"现代性"旗号对现代女性进行"阅读"启蒙,塑造离家出走的"新女性"形象,在实际上成为男性情色想象形式的延伸,被启蒙的女性并未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精神意识,其实质是古代私奔叙事的一种现代演绎。     

陈染小说：为妇女获得形式的写作

从女性主义立场纵观当代女作家陈染的小说创作，正是性别精神立场使她创制了一套个人化女性叙事法则，以对于女性心理和感知的深度开掘构成奇特审美世界；想象的丰富奇诡跨越时空幻觉与意识流动，把女性心理情节的曲折复杂敞亮于语言。女性主体反抗与自救的冒险足迹，构成陈染“自叙传”或“自画像”式写妇女的文本序列。这些自我连续整体的文本序列，又体现出一个自觉的、有使命意识的女性作家为提取女性语言、保留女性独特经验感受，获得与妇女深度存在本相对应的话语形式所做出的努力。     

无声的现代女性--以《现代》为例看20世纪30年代城市小说中的女性叙事

《现代》城市小说中的叙述多为男性视角,其中的女性只是被叙述被评判,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便偶有微弱的女性声音,也隐身或主动站在男性话语权威阵线内,仍然认同男性的权威价值判断,从而显示了一种现代性叙事的断裂———五四时期女性追求独立解放的要求在此已告一个段落。女性叙事并未建立一套对女性进行现代性启蒙的叙述机制,最终导致了现代性话语的缺席。     

从“性别”到“政治”——论丁玲早期小说创作思维的起点

丁玲以鲜明的“女性立场”登上文坛，她的“性别”意识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标志。她并非意在单纯讲述现代女性的性与爱，她对现代女性内心矛盾的深度发掘，是为了要替这个社会把脉。丁玲借助“性别立场”突入到“性别政治”，进而导致左翼时期丁玲的政治态度、人生信仰的根本性转变，并成为当时著名的左翼文坛勇敢的探索者。     

女性欲望与男性权威的建构——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阐释

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可以拆解归纳为三种叙事话语模式:一是“花瓶”模式;二是“处子”追逐;三是“破鞋”原型.这三种叙事话语模式都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它是私有制下的产物,其本质是对女人独立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否定.张资平的恋爱小说,无论从文本策略、叙事姿态,还是从话语方式等方面看,都是典型的男权文化文本,体现出男权文化的价值立场.小说以各种女性在爱情、婚姻上的坎坷经历和不平命运,显示出男权文化话语霸权的巨大张力:女人在两性关系上意欲反抗和颠覆男性权威的主动出击的姿态,其最终结果却是走向事物的反面——更加有力地建构和强化了男性权威,揭示出男性本位主义价值立场之下女性生存处境的尴尬、荒诞及其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张资平笔下的“新女性”充其量只是“伪新女性”,其小说的反封建意义就此被彻底消解.     

超性别意识与90年代女性写作

90年代女性写作既承继了既往的对女性意识的表现 ,又有对女性意识的超越 ,即超性别意识。这在文本叙事及主题阐释上都有集中的表现 ,从而显示出女性写作在 90年代的新突破。可见女性意识及超性别意识并不矛盾 ,它们共存于 90年代的女性写作文本中 ,对它的理解有赖于作家主体和读者的双重努力———既坚守女性立场 ,又挣脱女性身份的束缚 ,从而对女性写作作出全面均衡的理解与把握。     

茅盾的矛盾——思想史视野中的茅盾小说

从思想史角度,对茅盾小说中两大形象系列——知识女性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重新解读,认为茅盾对大革命前后知识女性人生悲剧的描写,意在反思和批判“五四”启蒙的思想与历史局限,同时也流露出对“五四”启蒙的眷恋。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国悲剧的叙述,在政治意识层面力图对他们进行现代性否定,但在思想史层面实际上描述和表现了他们在追求现代性的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以及他们的作为实际承续和完成着单纯的思想启蒙所不能完成的现代性启蒙,构成着对思想启蒙的互补与完善,而且这种物质层面的现代性诉求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物质层面,对人与精神的现代性改造和再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重要性和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巴金前期小说中的男性中心意识

巴金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小说,常常在价值取向和艺术思维两方面呈现出漠视女性主体性的男性中心意识。在天使型受难女性的形象塑造中,巴金赞美盲目从夫、泯灭女性主体意识的封建妇德;在圣女型革命女性的形象塑造中,巴金把女性抽象化为男性精神拯救过程中没有女性生命实感的革命符码、性别符码。巴金前期小说中的男性中心意识,暴露出了中国现代启蒙文学、革命文学在性别观念上现代性不足的致命缺陷。《寒夜》等后期小说中,巴金克服了这一缺陷。     

性别意识演变与当代中国知识女性生存现状

女神——女奴——女人的女性发展史为当代中国知识女性营造了一道隐形紧箍,“无性”知识、“有性”现实又将其推到了社会职业压力、家庭职责压力及自我价值追求三维压迫之下。唯有“西方性别意识本土化”、“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个体性别意识现代化”,才可能助中国知识女性从夹缝生存的状态中突围而出,并协助全体女性实现作为“人”的解放。     

萧红小说中的身体之喻

萧红把自身身体的受损经验投射到文本中的女性生存上去，形成了独特的身体叙事，但这并没有让她具有真正的女性主义立场，反而因为过度依赖与沉溺于女性的身体受损经验而失去了女性性别定位，从而在经历性别冒险后陷入自我的迷失。     

女性文化：消解现代性危机的女性主义进路——齐美尔社会性别思想发微

齐美尔是古典社会学思想家中最为敏感锐利的性别论者之一。齐美尔的社会性别思想以形而上学为基础,对男女性别差异从本质性和文化性两个方面进行解释;将性别问题视为现代性危机之一,并剖析了两个典型女性悲惨的例证——金钱婚姻与卖淫;作为“差异的欣赏者”,齐美尔认为女性运动不应追求与男性的差异夷平,而应建立一种不同于男性文化的“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的库存中增加女性的精神价值,最终实现整个人类的灵魂平等与自由。     

性别视角下的都市女性形象辨析

由于文化观念和性别立场等方面的不同,男女作家在塑造都市女性形象时呈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形成男权话语和女性意识下对都市女性形象的不同观照。男权话语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赎罪主题的言说、父亲形象的无形强权与文本细节的失衡等方面;女性意识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缺席的男性、渴望对话的书写与温情述说的立体感等方面。从文本得失看,保持精神自由及写作话语的超性别意识应成为今后塑造都市女性形象的努力方向。     

潜隐在“革命话语”中的不谐音——论丁玲“革命＋恋爱”小说中隐含的矛盾现象

丁玲的“革命＋恋爱”系列小说，深刻呈现了她此期创作探索的矛盾现象：努力表现时代“革命话语”，却不时遭遇潜在“性别话语”的干扰，导致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相背反。体现在：本意作为被改造者或受教育者塑造的女性形象，结果却高扬女性主体意识；多重叙述视角的交替运用凸显了作者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对“革命话语”的表现程度与情感态度也目性别意识与性剐立场的渗透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丁玲创作探索的得／失对日后女性解放与女性写作发展不无启示意义。     

启蒙现代性之尴尬——与《五四遗事》有关的遗事

张爱玲的小说《五四遗事》写了两对五四青年追求高雅的爱情而最终落入世俗的故事。《五四遗事》是关于启蒙现代性的命运的叙事。启蒙现代性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酿造了“启蒙”和“救亡”的国家意志,而且还构想出一种“伟大爱情”的神话,作为元叙事来教化和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作为宿命论者的张爱玲,清楚地意识到了启蒙现代性的尴尬;她既拒绝审美救世主义者用诗意来超越日常生活,也无法像鲁迅那样以社会革命论的态度来对待日常生活。     

镜变为灯：张爱玲性别意识研究的文化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张爱玲以高度自觉的性别意识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下女性最本原的存在状态,她以“地母”般的热诚对人性做了深入的探寻和言说。她站在女性性别文化立场上审视与展现了人性之恶,这使得她的性别意识与哲学意识相互参照,呈现出恢宏和艳异的诗意气象。对其进行探索与研究能有效地为当下性别观念的合理化提供强有力的思想资源,同时也为当代女性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实践路径。     

《金枝欲孽》的女性主义解读

港产肥皂剧《金枝欲孽》权谋斗争的内在逻辑吸引了职场女性的关注，并将这部后宫女人戏解读为“办公室政治教科书”。文章从传统文化的影响、后宫争宠的主题、男性视角的女性形象、男性拯救女性的叙事结构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发现这种解读不仅没改变该剧文本的父权制特质，反而加强了这种趋势。     

言说与倾听──从《罗亭》看权力话语下文本中的两性关系模式

“言说”与“倾听”是传统文本中典型的两性关系模式。男性言说,女性倾听是父权体制下的话语结构。这一权力话语在文学作品中构建了以男性为文本创造者和文本中心的叙事结构,体现了主流文化将男性作为创作主体、把女性作为文学作品中附属物的角色规范。对《罗亭》的重新解读,旨在揭示女性在文本中的倾听姿态是由于她们在历史中的被迫“缄默”和“匮乏”;女性的“语言拜物教”倾向是“没有自己的语言”的结果。     

女性文学“性别”意识的话语转型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性别意识一以贯之。之初,作为对特定历史时期“男女都一样”的性别观点的反拨,批评话语侧重女性立场的强调,女性意识的阐发。90年代以来,批评话语渐渐转向了“社会性别”,研究中更倾向于男性权力的批判和性别差异的解构。近年来,“性别诗学”理论渐渐浮现,强调性别属性的阐释与其它范畴的结合,并谋求双性差异中的和谐,这意味着学界对性别介入文学的问题有了更理性的认识。     

论20世纪初叶中国女翻译家群体的崛起

在中国20世纪初叶翻译文学的极大繁荣中,出现了一批成绩卓著的女翻译家.她们突破传统对女性的禁忌,积极参与文学翻译,从家庭私人空间走进了公共领域;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启蒙和新文学运动中,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传播新的观念;在翻译活动中插入了女性对异域文化和性别问题的叙述视角和观察体验,为文本的阐释和表达增添了不同于男性的女性视角,展现出中西文化剧烈冲击时期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侧面.     

重审《妇人画报》中的摩登女郎形象

文章以20世纪30年代发行于上海的《妇人画报》为研究文本，通过结合“女性嫌恶症”这个生发于上海语境的本土词汇，用历史社会学方法解读“摩登女郎”被审视的细节和原因。不难发现，摩登女郎表面上的前卫实则是男性作者对女性肉体的臆想与规划；女性享受溢美之词，以甘愿跳入他们打造的美的枷锁为代价；男性对摩登女郎爱恨交织，体现了他们自身情感上的矛盾。这些“女性嫌恶症”表现背后的原因与女性社会角色的多维期待、近代女学的“失控”、男性作家融入上海大都市的焦虑等相关。图文形塑的“摩登女郎”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与思想维度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中与西、性别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