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论》与周扬新文学史观的变化探微

进入1940年,周扬的新文学史观在对待旧文体、新文学的历史分期和对文学革命及主要人物的评价等方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毛泽东的经典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于1940年1月的发表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过研读《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前后周扬所写的有关新文学研究的文章,发现周扬新文学史观的变化与其身份的特殊性密切联系。周扬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更是中共文艺战线的主要领导者,其新文学史观此时已经带有一定的政治烙印。研究周扬这时期文学中被后人忽视的细微差别,有助于准确把握周扬逐渐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的过程。     

政治意识与人性的悖论、融合－解读《红豆》

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复杂微妙。文学既不能单纯成为政治的传声筒 ,又不能成为脱离生活意义的纯文学。产生于特定年代的《红豆》既囿于一定的政治环境 ,又对人性有所丰富和发展。为此应给予《红豆》客观的评价。在题材上 ,既是对 30年代“革命 +恋爱”主题的延续 ,又是对十七年文学中 ,描写革命战争或现实生活 ,迅速及时地配合政治需要的文学主潮流的一种背离     

性别视角下的都市女性形象辨析

由于文化观念和性别立场等方面的不同,男女作家在塑造都市女性形象时呈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形成男权话语和女性意识下对都市女性形象的不同观照。男权话语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赎罪主题的言说、父亲形象的无形强权与文本细节的失衡等方面;女性意识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缺席的男性、渴望对话的书写与温情述说的立体感等方面。从文本得失看,保持精神自由及写作话语的超性别意识应成为今后塑造都市女性形象的努力方向。     

个性与人性并存的另类抗战叙事——解读《姥爷的抗战》

鲍光满的长篇小说《姥爷的抗战》,承继了传统英雄主义小说的主题,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我＂姥爷如何从一介不问世事的文弱书生成长为天津抗日英雄＂老枪＂的传奇故事,形成了时空交织调查模式下个人言说的独特叙事模式。小说文本设定了＂我＂姥爷知识分子、慈父、多情者等多重角色,在彰显人物个性的同时,也对丰富的人性内涵进行了重新解读,是作家在新时期对历史、战争与人性的思考与重构。     

一种苦难的两种述说——《许三观卖血记》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比较

<许三观卖血记>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两部作品都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描写普通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遭遇的苦难,呈现出"含泪的微笑"的阅读效果.但<许三观卖血记>重在透过时代的演进将人类的生存困境定格在沉重的历史底蕴中,从而揭示人类内在精神状态;<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则侧重再现当今社会生活的原生状态,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当代人的生存困境.     

论文化观念流变与女性形象塑造

在新文学史上,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女性形象经历了从政治文化到社会文化表意符号的转变过程,女性形象的主题和意义趋于多样化。透视由母女关系折射出来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到文化观念的差异对于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女性形象的塑造在文化观念的流变上体现了一种崭新的精神风貌。     

论戴望舒诗歌中的女性意象

女性是戴望舒大多数诗歌抒情的对象。通过对美感部位的具体描绘和天青色的巧妙运用 ,他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朦胧感和不确定性的女性意象。这些女性意象既是他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的外化物 ,更是他主观心灵客观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