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毒奶粉事件”看风险传播中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

以＂毒奶粉事件＂为例对风险传播中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媒体不仅在风险告知、危机化解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对公众进行风险教育的重要平台,它既是激发舆论的导火索,同时也是有效疏导舆论、推动问题解决的重要力量。基于此,在此强调,媒体在风险传播过程中应当保持自觉的风险反思意识,方能更为积极有效地建构危机事件中相对和谐的舆论环境。     

专家角色与风险传播渠道对公众食品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食品风险专家通过自己的社会化媒体建立影响力。食品风险专家跨屏风险沟通成为当前社会化媒体风险治理的常见模式。然而,风险专家的实际角色与公众眼中的风险专家存在较大差异。以转基因食品风险为例,研究通过2×2(科学名人与业内科学家VS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被试间实验,分析了不同风险专家角色通过不同风险信息传播渠道对公众的食品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专家角色差异对公众的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有显著影响,且科学名人比业内科学家对公众的食品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更显著;风险传播渠道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也非常显著;风险信息通过传统大众媒体渠道传播对公众所产生的影响比通过社会化媒体渠道传播来得更大。     

危机传播在风险社会中的作用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危机，人类在反思与规范自身的行为之外，必须寻找一些适当的途径来解决问题一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而社会危机事件的产生与解决也部与传播相关，因此，危机传播在化解社会风险和解决社会危机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危机传播在中国并没有受到重视：危机传播中信息提供者之间存在矛盾；忽视对公众进行日常的风险教育；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存在消极作用．指出危机传播机制应该注重信息的时效性、重视对信息的把关、保持传播渠道的畅通，这不仅是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应该尽力做到的，更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     

论大众传媒的风险传播责任

在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现代风险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一种"飞去来器"效应:大众传媒在帮助公众辨识风险的同时,可能使得风险传播反过来变成已有风险的动力和新风险的源头。大众传媒要继续发挥社会公器的作用,成为不确定世界的"窗口"和"路标",需要重塑其责任形象,如健全媒体监管的制度化规范,完善媒体自律的职业道德规范,审慎处理风险信息,引导公众监督风险决策等。     

微信时代下的社会风险传播转向

微信传播过程中的传播群体来自于自我构建,许多微信用户在一段时间内构建一定的传播群体后都会养成依赖习惯,使其逐渐减少对其它媒体的接触频率和接触时长。微信传播模式在表象上建立在“私人关系”和“私人空间”之上;而在媒体传播场域中,从“私人空间”转向公共议题的传播不仅迅捷而且数量非常庞大,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无法把控的“大数据”。微信传播的潜在风险可能蕴藏在微信传播偏向之中。微信传播将媒体公共传播空间与个体私人传播空间的界限模糊起来,对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引导提出挑战。     

论风险社会中的科技风险

从风险、风险社会、科技、科技风险等几个基本概念入手,探讨风险社会和科技风险的形成和发展、特点及其相互关联等诸多问题,继而进行哲学反思,最后分别从政府、科学家和公众等三个层面进行对科技风险的社会控制分析。     

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湖北人”污名的分析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针对不同群体的污名现象。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湖北人”污名为例,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分析了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发现,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表现出突发性、内隐性和单向性等突出特点,社会风险及其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信任危机以及风险意识的形成和传播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污名的产生和扩散。污名应对的中国经验表明,结合风险社会的特点,通过政府、专家、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有助于提升预防风险和治理风险的能力,合力消除污名,这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也应进行更深入研究。     

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分析——以“康师傅馊水油”事件为例

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表征。网络时代风险传播突破了由政府通过传统大众媒介向公众传播的单项传播形式,变为了公众都可进行的双向传播,因而加剧了食品安全问题的传播风险。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的网络传播特点分析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存在着传播源广泛、意见领袖作用强、政府反应速度偏慢,且舆情回落周期长短受舆情传播中其他声音影响等特征,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政府要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提高反应速度,建立与公众的有效沟通机制,加强权威发声权重,允许出现多方声音,以"引"代"堵",增强信息的对称性,从而增加公众对政府和大众媒体的信任度,使公众能理性的对待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问题。     

政府应急管理中的风险沟通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沟通对于应急管理的基础性功能日益显著。详细分析了应急管理中风险沟通的缺失,提出强化政府及时公开信息的责任,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信息配置体系,将风险沟通纳入政府日常工作中,健全政府应急管理问责制,厘清媒体在风险沟通中的角色,改进风险沟通的实效,促进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保障公众知情权和表达权。     

风险传播视域下舆论安全及其治理——对大众传媒建构舆论安全的考察

［摘要］安全是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共同目标,但是,当风险成为整体社会背景时,风险传播过程中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舆论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并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具有了现实意义。与此同时,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不但面临自身困境,而且舆论安全丧失在后果上表现为舆论失衡、舆论失控、舆论失效等,为了加强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治理,需要发挥大众媒体的建构作用,并构建起风险传播下的舆论安全。     

食品安全风险文化批判与风险伦理责任的构建

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形势突显着食品安全风险文化二重性相互制约又相互转化的过程.风险文化视域下,食品安全的治理不仅需要以制度性规范为中介的风险文化发挥作用,而且需要借助以内在价值认同为中介的规避型风险文化进行反思和自省.针对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主体模糊、责任评估界定较难、责任难落实的问题构建食品安全风险伦理责任:由事后追责向前瞻性治理转向的价值导向、以食品安全风险文化的价值敏感设计来完善食品安全风险的伦理评估、形成多主体参与食品安全风险伦理责任共担的自觉意识以及建立食品安全风险防范的道德自省文化,最终借助实质性的价值主义来内省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行为以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的根源性防范.     

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唯物史观新探

在人类历史进入风险社会以后,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反思日益热烈,有关风险社会的理论也迅速从西方传入中国,并且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但现有关于风险与风险社会的理论却不能直接拿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中的风险及相关问题。为此,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视角对风险与风险社会理论进行重新认知和阐释,并对二者重新做出阐释和分类,这将为发展唯物史观和重新认识风险与风险社会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并为我国社会发展中进行风险治理提供一定的启示。     

食品风险传播的洞穴影像:网媒议程设置研究

关于食品安全的媒体报道对受众的风险认知、态度和行为倾向有着显著影响。通过实证研究人民网和新浪新闻中心在十年期间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配合对受众的问卷调查,可以证明这种影响。首先,人民网和新浪新闻中心长期以来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存在相似的议程设置;其次,食品安全事件本身的严重性并不是两家媒体决定哪些食品安全事件应着力报道的主要依据;另外,受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知晓程度与两家媒体的议程设置显著相关,与食品安全事件的严重程度并未构成正相关性。可见,媒体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议程设置可能对受众产生了误导,这种偏颇需要食品风险传播责任主体的专业化信息干预与平衡。     

网络突发事件的生成与治理： 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分析

从风险的角度看,网络突发事件就是一个以网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也是一个在网络与社会现实不断互动中放大社会风险的系统.本文以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为分析工具,对网络突发事件的酝酿与生成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以风险治理为切入点对网络突发事件进行治理,从风险控制转向风险沟通,重构风险传播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关系等若干政策性建议.     

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与信息传播的改进——基于公众权益保障视角

目前,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目录过于狭窄,标识制度的执行和监管以及食品标签内容存在欠缺;在转基因食品的信息传播方面,有些媒体在传播有关信息时存在偏差,加上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能力较差,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普遍存在恐惧感。这些都影响了公众在转基因食品上做出自由的、理性的选择。在转基因食品销售中,为保障和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要严格执行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改进标识方式和内容;专家、科普工作者和媒体要站在客观立场上向公众传播转基因食品技术和知识,要注重双向互动和沟通交流,并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有针对性地传播。     

科技灾难的风险沟通:以台湾媒体对日本3·11地震的民意再现为例

媒体是民意再现的场域,当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或重要政策改变之际,媒体不仅扮演报道事件的角色,同时亦提供意见表达与近用的平台,反映大众情绪,呈现大众意志的集体声音。文章针对日本东北3·11地震海啸灾难及其引发的核灾危机,探讨台湾媒体如何再现民意公众对日本海啸与核灾风险的评论与反思。本研究主要选取台湾四家主流平面媒体的读者投书内容,藉由风险社会理论的观点,探讨民意公众对核灾风险冲击的响应,藉此了解媒体再现在地民意的可能面貌,并进一步探讨台湾媒体身处风险社会,面对灾难与风险议题的报道角色与再现能力。     

当代中国媒介风险报道透视

风险反思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当代中国媒介在反思社会风险,但这种反思受到过去相关报道理念羁绊。他们在反思风险中进行权力博弈,但他们的这种博弈受到自身“工具性心理”阻抗;他们在反思风险中呈现积极处世态度,但另一面这种处世受到某种宿命论倾向影响。消除对风险报道起阻碍作用的因素,依赖当代中国媒介自我监控、自我修正、自我调适的反思性。     

论移动新媒体在暴恐事件风险传播中的功能与作用

由于意识形态的主导,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在对待中国相关问题上一向持双重标准,又藉由西方的文化霸权,致使中国在国际传播的舆论环境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主导着我国反恐事业的舆论环境,传统主流媒体无法抗衡媒介帝国主义的影响。而移动新媒体的移动化、矩阵化、碎片化特点,为事件的风险定义、风险论述、风险沟通提供了新的路径与平台,也成为我国反恐对外传播的一个突破口。     

模糊评价模型在食品供应链管理风险中的应用

基于食品供应链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模糊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食品供应链风险进行综合评价,实证分析得出:快餐巨无霸麦当劳在供应链管理中的风险较低。     

明星广告代言的风险审视与对策

当前 ,明星广告代言受到了包括广告主、广告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追捧 ,在业界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代言热潮。这种“皆大欢喜式”的成功 ,常常使广告主放松了警惕 ,忽略了明星广告代言可能给产品和品牌带来的风险 ,也使广告理论界失去了应有的冷静 ,忽视了对明星广告代言的风险反思。明星广告代言背后潜藏的巨大风险 ,宜从强化市场定位 ,签订道德条款 ,整合营销传播 ,建立预警机制 ,采纳虚拟代言等五个方面进行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