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清华简《(旨阝)夜》《蟋蟀》诗献疑

据<清华简<(旨阝)夜>所记载,<蟋蟀>一诗为周公在武王八年伐耆后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清华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所以<蟋蟀>为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之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诗小序>是战国至汉初有关<诗>的"教学提纲",其自身也蕴涵有一种附会历史情节的解<诗>倾向,<诗小序>既然可以运用史事比附,那么<(旨阝)夜>同样也可以.基于以上种种,我们对清华简<(旨阝)夜>中的<蟋蟀>诗为周公所作之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王弼《<周易·彖>注》"时"的观念探略

王弼对<易传>"时"的观念进行创新和升华,主要集中在对<周易>十二卦<彖辞>"时"的阐释上.王弼对<颐>等四卦<彖>之"时"的理解是紧紧围绕"君子有为"这个思想脉络的,他把"时用"之"时"辩证理解为某种较为复杂甚至糅相反含义为一体的原则,从而提出"用有时也"的观点,显示了其<易注>深邃的哲学义理层度.在王弼看来,"时义"的深旨就是<周易>体现出的有为的政治哲学.     

《庄子》内七篇与海德格尔的"生死观"之比较

<庄子>内七篇的生死观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一是"物莫之伤"与"乘物以游无穷"的逍遥人生理想;二是在<养生主>、<人间世>篇中所表达的保身全生,以尽天年的"顺道尊生"的生命观;三是在<大宗师>篇所表达的不悦生、不恶死的"顺天安命"的生死观;四是通过心斋、外物、外生死与坐忘的具体方法超越对死亡的恐惧.<庄子>内七篇中的生死观思想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所体现的"向死而在"的生死观思想虽然性质不同,但却有相互比照、相互发明的意义.     

程颐《易》学与《四书》学的互释与会通

程颐<易>学在易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程颐在解释<易>学的过程中,除了继承和发挥前人的很多解释方法和成果之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新的解释方法.如将<易>学与<四书>学进行互释和会通,旨在结合<易>学中的形上学与<四书>中的儒家道德伦理,由此为人们遵循和践履儒家伦理道德提供形上学的道德说教.这种方法后来为众多学者所继承,成为<易>学解释学上的典范.     

《文选》陆善经注简论

<文选>陆善经注是唐代最后一部<文选>注释学成果,是研究唐代文选学的重要文献,可惜没有传世,也未见诸任何公私书目,所以其影响力很有限,远远不能和李善注、五臣注的地位相提并论.19世纪中期,由于日本所藏唐钞本<文选集注>残卷的发现,陆善经注本<文选>才开始为世人所知.从<文选集注>的特征和体例来看,其中的陆善经注是经过删略的,并非陆善经注的原貌.陆善经注在<文选集注>残卷中存量不多,其注释中引典与释词、串释并存,其引典可以弥补李善注.在释词和串释方面,陆善经注既注重释典,又直接解释词义,间有串释大意.     

《周易》"吉""凶"论的辩证关系与现实价值

<周易>包括两个部分,即<易经>和<易传>.<周易>是一部哲学书,又是一部卜筮书,是中国最早的学术专著.<周易>其神妙可以预知未来,其智慧可以隐藏过去.<周易>告诉人们要趋吉避凶:<周易·系辞>曰:"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陷,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1](P301)"正,终吉";"不正,终凶"[1](P266).     

走火入魔的"close reading"——与张旭春先生《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一文商榷

张旭春先生<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一文指责<文学理论新读本>误读了卡勒,然而,回到卡勒<文学理论>的上下文不难发现恰恰是张先生自己在"误读".他对<新读本>的诸多批评是不顾语境而仅仅吹毛求疵地抠字眼,这是断章取义而非"阅读障碍".他断言<新读本>"指导思想模糊"、理论框架"混杂",这流露出极强的归类情结;他对<新读本>导言第三部分"语言与社会历史"的回避及对"作者之死"的斥责显示其依然囿于英美式"新批评"的理论圈子之内.     

《五音通韵》所见《字汇》刍议

明代万历年间的<字汇>采用偏旁分部检字法,并<说文解字>的540部为214部,承继和发扬了此前字典辞书的优良传统,奠定了近代字书编辑之基础,成为明代至清初最为通行的语文工具书之一,影响深远.但是,编撰于清代初期的韵书<五音通韵>却不乏针对<字汇>相关正字、注音条目的不同意见,有时还批评得相当尖锐.由这些条目的具体分析,可以探察<五音通韵>编纂者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帮助我们比较切实地考察清初社会语言使用状况,亦有助于<五音通韵>、<字汇>研究的深入开展.     

《春秋》乃"礼义之大宗"

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从<春秋>的写作缘由及书名分析,它是以明晰礼义为宗旨的.同时,从此书中的称谓、笔削、隐讳等表达方式看,明显违反古代史官"君举必书"的书写原则.也处处以礼作为剪裁、评判事实的标准.因此,<春秋>应是通过事实传承周代礼制的礼学典籍.     

清代官修儒家经典版本述评

中国传统儒家经典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科举考试的必备教材,清政府曾多次进行修刻.清代对中国儒家经典刻印的官方版本主要有:<孟子>白文;<四书章句集注>和<孟子注疏>这三个大的系统.     

《周易》生命哲学观的"生生"之维

<周易>中,"生生"之"道"意指"援天道证人事"之道和"阴阳"之道;"生生"之"德"重在指导人生价值的取舍;"生生"之"情"具体是圣人的忧患之情和常人的人伦之情;"生生"之"境"的具体化为"时"、理想化为"境界",这四个方面相依相成,构筑了<周易>有道可依、有德可彰、有情可显、有境可待的"生生"的生命哲学观.     

《文选》选文"任防现象"之成因探析

任昉之文大量入选<文选>,为历代作家所不及,形成所谓的"任昉现象".主要原因如下:一、任昉创作中渗透着风教意识,契合梁代前期润饰鸿业的文化政策需要.二、任防与梁武帝为多年旧交,他在梁初文坛的领袖地位.一定程度上是梁武帝的钦定.三、昭明太子东宫学士多出自任防门下,他们对<文选>选文有一定影响.四、任防之文,与<文选序>强调"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非常吻合.可见,任昉之文大量入选<文选>,是包括上述四点在内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王夫之《楚辞通释》及研究

明清之际,注楚辞者甚多,大都借注释屈赋,寄托其故国之思.在此类著述中,<楚辞通释>最负盛名.王氏在<九昭>自序中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故作<九昭>"以旌三闾之志".如释<离骚>"忽反顾以游目"以下八句云:"忠贞之士,处无可如何之世,置心澹定,以隐伏自处.而一念忽从中起,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已."又如释"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云:"原不忍背宗国,且尝受王之宠任,尤不忍绝君臣之义,故灵氛告以他适而不欲从."其释<天问>作意云:"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举天下不测不爽者,以问僭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为天问,而非问天.篇内言虽旁薄,而要归之旨,则以有道而兴,无道则丧,黩武忌谏,耽乐淫色,疑贤信奸,为废兴存亡之本.原讽谏楚王之心,于此而至."其释"帝降夷羿"一节云:"盖无道必灭,虐民纵欲,虽有强力,不足凭也."     

王夫之《明诗评选》对杨慎的批评

明清文人对杨慎诗歌的选评,可代表主流文坛对杨慎的接受.王夫之<明诗评选>,基于对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的批评,认为杨慎诗歌上承风雅精神,诗旨主张"雅" "洁",而在艺术上追求"浑成"的艺术境界,语言浃洽圆妙,结构圆融,情景妙合无垠,宾主"镕合",通首混溶弥合,浑成一气.     

论王夫之对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批判——以《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为中心的考察

宋高宗一朝执政治文化之牛耳的不是余英时所说的王安石之学,而是以胡安国为代表的《春秋》经学。《春秋胡氏传》上承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和程颐《春秋传》,把尊王安内、君臣之义、礼乐教化置于最高地位,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王夫之对《春秋胡氏传》的批评,揭示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从"妾妇之道"向"仆妇之道"的转变,不仅在事实层面有助于重新认识被道学歪曲了的宋代历史、据实恢复宋史的本来面目,而且在价值观层面突破了宋儒以尊王压倒攘夷、以文治排斥富强、以君臣之义抑制民族大义的传统观念,确立了攘夷、富强、民族大义至上等适应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历史潮流的新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论朱熹辨《书》与其"既疑且信"

朱熹从文气辞制、文体风格、文献传流及文本内容等方面,对<尚书>孔<传>、大小<序>及其文本进行疑辨.其辨<书>具有"既疑且信"的鲜明特点,并突出体现在<大禹谟>问题上,这是由其思想体系所决定的.这种基于深刻思想背景的疑辨工作,时后世辨伪学及思想史具有重要影响.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及创作年代辨证

通过对<洛阳伽蓝记>、 <魏书>、 <北齐书>、 <北史>和隋唐有关文献的考察,街之应为"杨"姓.从<广弘明集>衙之小传和晋唐记载人物籍贯的体例分析,衙之的籍贯应指西晋时期的幽州北平郡.街之的生平及仕历,从现存的史料大致知道他曾任过奉朝请、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四个官职.<洛阳伽蓝记>的创作当始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543),约至武定五年(547)的七、八月之间完成.完成此书大约用了五年的时间.记载人文地理的"<庙记>体"地志著作对<洛阳伽蓝记>创作的影响应引起学者的重视.     

王弼《〈周易&#183;彖〉注》“时”的观念探略

王弼对<易传>"时"的观念进行创新和升华,主要集中在对<周易>十二卦<彖辞>"时"的阐释上.王弼对<颐>等四卦<彖>之"时"的理解是紧紧围绕"君子有为"这个思想脉络的,他把"时用"之"时"辩证理解为某种较为复杂甚至糅相反含义为一体的原则,从而提出"用有时也"的观点,显示了其<易注>深邃的哲学义理层度.在王弼看来,"时义"的深旨就是<周易>体现出的有为的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