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学与两汉辞赋观的发展－经学与文学关系之考察

两汉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是一种文学性的活动 ,但在两汉经学极盛的大背景下 ,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没有超然于经学这种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潮之外。两汉辞赋的创作及批评与经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诗》评《骚》、据《诗》论赋以及辞赋作品的采《诗》用《诗》中。这充分体现了两汉时期经学文学化与文学经学化的互动特征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从主客问答看汉赋的滑稽表演性

汉赋的主客问答可分为自我解嘲和竞相攀比两种类型。自嘲、悖论和夸饰是汉赋滑稽表演性产生的原因。随着儒学思想教化的加强,辞赋传播方式的改变,东汉辞赋的政教精神取代西汉辞赋的娱乐精神,因此也逐渐丧失了生动的表演性。     

盛世之音——两汉文学刍议

两汉解读文学典籍的时尚、献纳辞赋的风气,以及乐府等文化机关的设立,促进了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两汉文学呈现多元的发展态势,文人的独立和依附,作品的浪漫与现实,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相互促进,构成壮丽的文学景观。汉代文学和经学双向互动,作家群体中不乏经师儒士,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风气交相辉映,文学的重摹拟和经学的固守师法家法互为表里。文学和经学都经历了由繁入简的演变过程,汉代文学思潮亦深受经学影响     

“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

汉代赋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支配其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是汉代的经学思想,一是辞赋的创作实践。司马迁引入汉儒《诗》学标准,首创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赋学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的核心精神;班固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提出“讽谕”与“颂美”并重的辞赋观,并且透过《诗》与赋之间的关系,对辞赋发展进行了史的勾勒和风格流派的划分,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意义。通过他们的辞赋观可以看出,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即表现为经学致用观和辞赋艺术精神由对立隔膜到渗透融会的过程。     

马融作品研究

马融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师,文学成就也相当突出。他的散文作品为我们整体融铸出一个血肉丰满的马融。其辞赋在模拟中有创新,体现出马融的才情以及东汉赋的发展变化。     

美文与中国文论的情采诉求

自屈原开始美文滥觞,情采之美成为中国文论的基本诉求之一。其以文章本身之"丽"为文学的价值所在,为评价文学优劣的主要依据,这意味着中国文学的第一次自觉。但是,后世辞赋等美文创作的文构性审美追求远胜于对思想内涵的重视,这与强大的政教文化传统存在冲突,因此历代文论家又从不同的立场不断反思着美文的虚丽性而强调文质并重。     

汉代经学与汉代辞赋创作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衍化出的汉代经学延续了三百多年,是此后汉代士人具体生活的思想文化环境,其对汉代辞赋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汉代辞赋创作的阶段性特点,与汉代经学发展的阶段性存在着内在联系;汉代辞赋所表达的政治理念与汉代经学所承载的儒家政治思想相一致;汉代儒道互补,影响及汉代辞赋家对个人出处以及人格理想追求的思考,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前期儒家人格思考意味颇重,而东汉中后期至汉末,道家人格思考则有渐趋强盛之势.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     

《汉书》中经学、史学、文学的互动

整部《汉书》以经学为精神指导,以史学为起点,以文学为表现,三者在作品中互相参与、影响,组成作品内在的浑圆特质,经学影响史学的思想、体制,影响文学的写作、精神;史学影响文学的写作、精神,加强巩固了经学的思想;文学特点的鲜明化,正是对史学学科和经学学科特点的否定,从而促进了学科各自的独立。     

经学·儒士·汉赋

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在其受个体发展因素影响之外 ,更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 ,而在文体艺术风格特点的形成过程中 ,后者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对我国古典文学中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特点的汉赋作出合理阐释的前提。文章试图论述 :1.汉代崛起的儒家经学对知识分子儒士的社会角色有何影响。 2 .儒学经学地位的确立又是如何影响形成汉赋的艺术风格特点的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李商隐的经学背景考论

李商隐创作的一翼深深植根于经学的土壤之中。其家庭的经学教育传统、青少年时代的经学教育和仕进道路上的经学考试,都显示出他具有良好的经学背景。     

《文心雕龙》“宗经”本义阐释

刘勰的文学思想,渊源于群经,宗经思想是贯穿《文心雕龙》的一条大动脉。＂宗＂与＂经＂的字义与＂经＂名的由来隐含了＂宗经＂的基本要求与意义,刘勰对＂经＂的态度与认识,源于儒家传统,他奉孔子删述之六经为正典,处处推崇备至,并总结五经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依经树则,为作文效法之圭臬。     

论“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

"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等儒家经典里的经义和事例作为审判决狱的依据,实质是用儒家伦理充当法条。春秋决狱对中国特殊的法律传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作为引礼入法的切入点和重要方式,它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立法传统;同时,也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直至清末,经义决狱余风犹存。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加深对春秋决狱与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某些现实的法制问题。     

先秦史传文学叙事传统与汉代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

先秦史传文学作为中国早期的叙事文学代表，对后世叙事文学影响巨大。汉代今文诗学著作《韩诗外传》中的某些叙事篇章，与《左传》、《晏子春秋》等先秦史传文学有着明显的直接承袭痕迹。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中继承了杂史类叙事传统，而对《左传》中的故实，或不加采信，或加以改编、敷衍。这种出于经学目的的文学化叙事，客观上促进了叙事文学的发展，对后世的子部小说及杂史类传记文学都有直接的影响。汉代经学叙事对早期史传叙事传统的继承、发展和新变，是中国早期叙事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简论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及其影响--《两汉全书》编写过程中的一点感想

汉代文人以其强烈的宗经重史意识从事文学创作 ,遂使宗经重史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特征。汉代文学这一性质既是汉代社会所造成 ,又是儒学传统所规定 ,是时代和学术相结合的共同产物。宗经与重史有密切关联 ,汉代文学的重史导源于其宗经。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所形成的文学价值观 ,终封建社会之世 ,一直指导着文学的创作和批评     

魏晋经学的演变

儒家经学在魏晋时期发生演变,而其传统地位在黄河流域仍得以继续.汉魏之际,汉学衰而郑学盛;魏晋之际,王学出而郑学衰.魏石经的刊刻,是魏晋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西晋王朝的覆亡,王学亦为后人所弃,但儒学传统仍在中原地区继续传承.     

五四反传统的实绩与难题

反传统是五四启蒙的手段。其实绩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道统的否定,即否定孔子之道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二是学统的解构,即改变传统学术以儒家经学为中心,以史学、子学、文学为附庸的基本架构;三是文统的革命,即结束言文分离的局面,改变文统与封建道统的内在关联。五四反传统并没有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断裂,但造成一些历史难题,尤其是民族认同的难题和文化重建的难题。在肯定五四反传统的意义的同时,不应回避其留下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