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屈子为傅

读《江汉论坛》1988年第10期屈原曾任楚太子师傅》一文,颇有同感,惟觉证据稍显单薄,愿补证助成此说。亦有一二不同之见,提出来求教于作者、读者。1、“导夫先路”在《离骚》中,屈原始终是以一个执策驾御的“先导”形象出现的。所谓“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所谓“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不仅是一个文学形象,也是一个历史形象。在《招魂·乱     

宜城“楚皇城”遗址的几个问题——与王仁湘同志商榷

王仁湘同志的《楚鄢敝都访古》一文(见《江汉论坛》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以下简称“王文”),引用了不少有关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的考古材料,对这一遗址作了新的剖析与描述,并得出结论说,楚皇城遗址无疑是楚鄢都、汉宜城县。随后我们又看到《考古》杂志今年第二期登载的《湖北宜城楚皇城勘察简报》(以下简称《勘察简报》)和《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秦汉墓》(以下简称《楚皇城墓》),也都是王仁湘同志领衔执笔的。我们曾和王仁湘同志等一道参加了楚皇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工作,对于他引证的某     

关于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及其相关问题

《江汉学报》1963晕第2期发表了石泉同志的《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初考》一文,分别就楚鄢都(汉宜城县)、楚鄀都与楚郢都(汉江陵城)三说加以考察,最后主张为楚郢都而否定共余两说。石泉同志花费不少劳动,搜集资料也很丰富;但是结论却是不可靠的。石文不仅牵涉到一两个城址所在;而是江陵与宜城一带古代山川城邑大量搬家以及许多传统记载都得推翻的问题。石文发表前,作者很早就拜读过,但一直不敢苟同。现在愿抒鄙见如下。     

仰天湖楚简“(无阝)阳公”的身分及相关问题——与林河同志商榷

《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发表的林河同志《从楚简考证侗族与楚、苗之间的关系》一文,依据1953年5月长沙仰天湖25号墓出土的战国楚简,论证了战国时期侗族的历史及其与楚、苗的关系。这种运用考古资料研究我国民族史的方法,能补文献史料之不足,值得提倡。对长沙仰天湖楚简中的“郈阳公”,学者们以往多释为“许阳公”,同时将     

“三后”释义辨正

屈原《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一句中“三后”的解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认为指三王,王逸《楚辞章句》说“谓禹、汤、文王也。”其二,认为指楚之贤君,王夫之《楚辞通释》说“鬻熊、熊绎、庄王也。”戴震《屈原赋注》也说“三后谓楚之先君贤而昭显者,故经省其辞,以国人共知之也”。其三,蒋骥认为“三后”谓“伯夷、禹、稷也”(《山带阁注楚辞》)。这三种解释,哪种更切合文意呢? 让我们来看看《离骚》中这段文字:“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在这段话中,诗人将尧舜和桀纣作对比。作者先是夸赞“三后”,说他们“固众芳之所     

荆蛮浅释

荆蛮,据新《辞海》云:“即楚,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新《辞源》云:“古代中原地区泛称江南楚地之民。”窃以为皆失之太简。考之史籍,似应有以下三种解释:(一)指楚。《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而其告诸侯曰:‘兹不榖震盈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周人敌视楚国,称为蛮荆,《诗经·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说苑·尊贤》:“救中国,攘戎狄,卒协荆蛮,以尊周室。”(二)古族名。《史记·吴太伯世家》:“荆蛮义之,纵而归之者千余家。”《史记索隐》云:“荆蛮,南夷之名。”《汉书》谓:“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荆蛮为吴越之地的古族称。而朱熹注《诗经·采芑》云:“荆蛮,荆州之蛮也。”为荆州之古族称。荆蛮为古代长江中下游之古民族。(三)指地域。(1)指吴越之地,《史记正义》在注释《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太伯奔荆蛮。”一段时说:“而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故曰荆。故通称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云蛮,势之然也。”这里说明是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的通称。(2)指长江中游江     

“南人”辨

屈原《思美人》有“观南人之变态”一句。王逸、朱熹将其中的“南人”,释为“楚”或“楚国”,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驳它说:“楚与郢都,皆屈子宗邦,岂得斥为南人”?驳得甚为有理。王夫之、蒋骥将“南人”解为“郢中”的“党人”。姜先生没有驳它,近年出版的聂石樵先生《楚辞新注》还采用了此说。其亦属误解。案屈原之诗,凡指郢中之群小,自有其习惯     

司马子期的国别与“楚伐中山”的真伪——兼与天平、王晋同志商榷

战国时期的中山,地在赵、齐、燕三国之间,楚国则在韩、魏、宋三国以南。两国一北一南,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可言。但在《战国策》中,有的记述似乎也牵涉到楚与中山的某种关系,甚至出现了楚伐中山的说法。近年来,有的文章更明确提出楚曾伐灭中山,其中尤以天平、王晋的《试论楚伐中山与司马子期》(以下简称《试论》)一文最具代表性。由于这涉及到楚与中山的某些史实的真伪,故本文拟提出一些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楚越两族并非同源

楚越两族二千年前已融合于汉族,成为汉族来源的历史民族。而从他们的历史来源追究起来,仍然可以分清这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是,有人依据《汉书》地理志上的一段注文,说楚越同祖同源。这样的论证是值得商榷的。《汉书》注文的主要论点,是引证《世本》、《国语》的原文来驳斥越族并非夏族的后代,可是引文没有注明,容易引起误解。如果说楚越历史关系密切是可以的,但关系密切并不等于同源。比如《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羋姓,楚其后也。”并没有说六子都     

《〈诗·召南·殷其靁〉新解》商榷

《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鲍昌同志的《〈诗·召南·殷其靁〉新解》。文章说:“此诗究竟写的是什么?《小序》云:‘《殷其露》,劝以义也。召南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家室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其意是说,本诗写的是召南大夫为了王事远行在外,奔波劳累,不得休息,他的妻室‘闵其勤劳’,遂写此诗‘劝以义’。这一说法与《毛传》概同;《郑笺》,孔颖达《正义》因袭之。至朱熹《集传》,更进而断定说:‘妇人以其君子从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诗。’到了清代以严谨之朴学治《诗》者如陈奂,马瑞辰等人,亦未提出异义。然而,他们的理解实在是错误的。”接着鲍昌同志对本诗“逐字逐句”进行了“考释”,然后,得出结论说;“《殷其靁》这首诗,决不是召南大夫之妻向其夫‘劝义’之诗;正相反,它是一首周代普通人民     

二论商代无楚——兼答张君《“商代无楚”析》

在拙作《商代无楚》(载《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以下简称“商文”)中,我们曾从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等诸类主要材料入手,提出了商代无楚方国及楚部族的刍荛之见。此论牵涉甚广,固非一文所能尽言;鄙见不合众说,自然又会遭到一些非议。如段渝同志著《荆楚国名问题》虽与拙说不乏暗合之处,但对其中部分看法便明文提出了不同意见。另张君同志著《“商代无楚”析》则更是对拙文。逐层加以辨析”,进而全面予以否定的专文。(上两文均见《江汉论坛》1984年第8期)。为了使讨论更加深入下去,有必要进一步阐发我们的看法,并对相关置疑作出正面回答。一说“楚”字考定楚方国开始出现的时间,重要的入手点莫过于从最古老而原始的大量甲骨卜辞遗留中,探寻楚名号究竟始现于何时。通过必要的归纳和比较,     

从《诅楚文》看楚怀王前期的朝政改革

北宋嘉祐年间,在凤翔开元寺下出土了一块秦国的刻石文,后人称之为《诅楚文》.《诅楚文》作为秦国"告于丕显大神巫咸,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的祝诅之文,对楚怀王前期的内政外交,进行了刻骨铭心的抨击.其所述内容,有不少未见载于《战国策》和《史记》.姜亮夫先生指出:"细绎其内容,则与战国时势关系至大,可补史公之缺,以见从亲一派之大力未遂,且亦关一时     

“口语文章”与文章起源

文章源头之论,概括起来约有三说:一、源于《五经》说,以梁代刘勰、北齐颜之推、清代方苞为代表;二、与文字同源说,以清代刘师培、田北湖为代表;三、源于卜辞说,以今人张寿康、褚斌杰、王章焕、曾祥芹等为代表……诸说归一,即文章源于文字产生之后,而非文字产生之前。 “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为此笔者提出“口语文章”的概念,认为文章的源头并非在文字缘起之后,而应该在文字产生之先的前文字时代……     

从气到风骨——魏晋六朝艺术理论中审美范畴的演进

先回顾一下先秦儒道两家关于气的主要见解。孟子曾专门讨论气与志的关系,他以为:“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说他自己的所长在于“养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     

从“箸者石章”的解释看诅楚文刻石的形制

秦诅楚文共有三石,日巫咸文、大沈厥湫文、亚驼文。三石文句基本相同,仅告于神者随号而异。它于北宋年间出土后,在文人学者当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而关于它的形制,却无人置下一辞。随着南渡以后原石不存,它的形制也就成了不解之迷。其实,诅楚文辞中的“著者石章”,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刻石形制的信息。“著者石章”的“者”是“诸”的通假字。(诅楚文中有“寞者冥室椟棺之中”“率者侯之兵以临加我”两句,“者”即通“诸”。)这里的“者(诸)”是“之于”的合音,“之”指代诅楚文辞,“于”是介词,相当于“在”。“著者石章”犹言“著之于石章”,意即“刻写(箸)诅楚文辞在石章上”。“章”应理解为“璋”。璋是章的孳乳字,本只作章、《竞卣》、《师遽方彝》、《颂鼎》、《召伯簋》中璋均作章,可证。《说文》玉部:“剡上为圭,半圭为璋。从玉章声。礼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大宗伯》:“以赤璋礼南方。”则璋是     

“朱元璋与安庆余阙接壤”说质疑

朱元璋与安庆余阙接壤之说,出自明人姚福撰的《青溪暇笔》一书。现摘录如下: “余公(余阙)守安庆也,赵双刀、胨友谅引群盗四面攻之。太祖(朱元璋)与之接壤,未尝加以一镞。”接着又说朱元璋是以安庆作“屏翰”,阻挡“已僭大号,据有全楚”的陈友谅北上。以后,明末人谈迁在《国榷》中,引述了这一     

关于“山鬼”——和郭沫若、姜亮夫、马茂元三位先生商榷

姜亮夫先生说:“然以本篇细绎之,则山鬼乃女神。而其所言,则思念公子灵修之事。灵修者,楚人以称其大君之谓也,则山鬼岂亦襄王所梦巫山女神也耶?……则山鬼为神女之庄严面,而神女为文士笔底之山鬼浪漫面矣。姑说之以待世之好楚辞者。”(见《屈原赋校注》263、264页)郭沫若先生说:“‘采三秀兮於山间’,於山即巫山。凡楚辞兮字每具有於字作用,如‘於山’非巫山,则於字为累赘。”(见《屈原赋今译》32页注语)马茂元先生说:“象《离骚》、《九     

《诗经·有狐》正解

《卫风·有狐》,古今说家持论不一。或曰寡妇欲嫁鳏夫;或曰怨女求旷夫;或曰贫妇见剥削者衣华贵之衣,而伤夫劳役无衣;或曰男女幽会;今人多以为属妇以夫从役于外,而伤夫无衣之作。窃以为均难浃畅。理由如次: 一、“狐”。前人说解此诗,均泥于《说文》:“狐,妖兽也”之释,实误。据考,在先秦人意识中,通常认为:①狐是一种狩猎对象,它的实用价值在于毛皮;故《诗》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七月》)、“狐裘蒙戎”(《旄丘》)、“锦衣狐裘”(《终南》)等语。②狐是一种具有高尚品德和具有神性的“灵兽”;《礼记·檀弓上》说:“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白虎通》说:“狐死首丘,不亡     

《中华武德通史》序

中国传统文化,不但重视发扬文德,而且重观发扬武德。所谓武德即是军事道德与军人道德。军事道德即作战时应遵守的道德;军人道德即作为将帅或士卒应遵守的道德。中国古代以军事为达到一定道德目标的手段。春秋时代,楚庄王解释所谓武的意义说:“夫文,止戈为武。”又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认为武的意义在于止戈,即使干戈停止下来。《周易系辞传》有云:“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不杀而能取胜,谓之神武。《孙子兵法》讲论了战争的若干规律,而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历代兵家都强调武德,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项重要内容。     

释“祝融八姓”

(一) 《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发表了李学勤同志《谈祝融八姓》(以下简称《八姓》)一文,结合“楚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清理祝融八姓,应当说,这是颇有意义的。“祝融八姓”对楚人和楚文化的形成、发展以及相关宗国诸问题,具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