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地药材的地理标志保护

在自然属性、文化特征等方面,道地药材与地理标志有着许多的契合点,以地理标志制度对道地药材予以保护被认为是最为适宜的一种工具。但我国现行法律采用商标法与专门法结合的“混合保护模式”,容易产生权利冲突。理顺法律关系,协调主管部门的职能,明确质量标准,实施“国家地理标志战略”,以推动我国道地药材产业的发展。     

我国地理标志专门立法保护探讨

地理标志作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国际贸易中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很不协调的是,我国目前对地理标志保护的法律规定不完善,存在很多问题。通过比较国际地理标志的不同保护模式及其选择依据,分析了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模式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从经济利益、法律属性、法律成本及执法环境方面,分析我国专门立法的必要性,提出了制定地理标志专门保护法的建议。     

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的制度设计

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对原产地名称的保护。而Trips协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地理标志的概念。要求WTO备成员国给予地理标志充分的保护,并对各成员国保护地理标志的义务进行了明确的、具体的、不可保留的规定。我国对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的探索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现行法律中,试图采用商标法、专门法和其他法律保护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对地理标志进行全面的保护。但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协调以及行政部门之间管理权限的冲突．我国地理标志的有效保护仍然存在障碍。因此。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加强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显得十分必要。     

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研究

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近年来一直是国内外知识产权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加强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研究对于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发展特色农业道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目前我国对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制度不科学、不统一,导致权利冲突明显.因此,加强对我国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建立统一的立法保护体系已势在必行.     

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研究

地理标志的保护关系到保护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关系到传统优势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利益甚至是国家的重大利益。因此,地理标志保护一直是国际上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内容,我国对地理标志保护的立法起步较晚,相关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还存在不尽完善之处,本文试从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现状入手,在分析我国这一制度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些许完善建议。     

中国与欧盟地理标志保护比较研究——以中欧地理标志合作协定谈判为视角

正在进行的《中欧地理标志双边合作协定》谈判是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国际化的重要契机,也为反思我国地理标志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我国和欧盟地理标志制度在立法体系上的差异表现在保护模式的选择、立法宗旨与政策导向、不同制度的配合衔接等方面;在具体制度上的差异表现在适用范围及地理标志定义、注册程序的设计、第三国地理标志的注册和保护、地理标志与商标的关系、保护范围等方面。中欧地理标志制度的差异,主要源自双方的地理标志理念和消费者认知的不同。中欧在进行地理标志合作协定谈判时,必须统筹兼顾双方的立法和实践,以对等原则和主权原则为基础,最大限度求同存异,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     

论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完善

作为农业知识产权的一部分,地理标志保护更多的与农产品联系在一起,是承载着巨大经济及社会价值的无形财产。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农产品资源丰富,蕴含着地理标志开发和保护的较大潜力。本文从介绍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意义人手,分析了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比较国外先进立法,对未来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模式的选择和保护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和发展的难点及对策

目前我国地理标志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定义过于广泛,容易产生歧义;部门职责不明,导致混乱不清;地理标志申报主体不确定,在管理上出现偏差;单纯追求申请注册数量,缺乏实施动力;品牌推广不力,影响消费者认知;生产地范围随意扩展、生产技术任意改变,难以确保产品品质.因此有必要对地理标志从法律保护、经营管理等多方面进行改善,充分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克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地理标志产业的健康发展.     

《民法典》背景下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困境与发展

地理标志凝聚了独特的自然人文特征,承载着极大的经济价值,已经成为我国“十四五”规划打造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目前在国际上对地理标志呈现出不同的保护模式。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也逐步形成了地理标志商标、地理标志产品以及农产品地理标志三种保护模式并列的局面。但三种模式在实践中存在保护重叠、标准不一等困境,制约着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的发展。在《民法典》将地理标志独立规定为知识产权客体的背景下,我国应当制定专门的《地理标志保护法》,再分设不同产品的具体保护制度,同时辅以不同行业实施标准,以实现地理标志保护的系统性、专业性规制。     

“利益分享”对地理标志知识产权权利构造的影响

利益分享是大多数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但是,地理标志的利益分享属性不同于一般的知识产权而表现为有自己的独特性。建立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经济关系基础上的地理标志,其内在特性决定了其权利构造体系与传统的知识产权有很大的差异。地理标志的权利构造要求保证所有利益相关方必须通过适当制度安排获得并实现自己的权利或利益,这是地理标志权利体系构造的最终目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权利构造体系是建立在专有权之上的利益分享,这种分享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理标志知识产权的权利构造和地理标志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容隐的道德内涵及制度重建

在儒家的道德框架内,容隐具有道德正当性,正当性体现在其对道德冲突的处理、人性的认识、道德顺序的认识等方面,它反映了人性的内涵,因而也具有普遍性。同时,亲亲相隐和腐败无必然联系,以废除容隐来制止腐败并不可行,当前很多国家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法律因缺乏容隐制度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综合考虑对亲属亲疏程度的区分、对行为方式的区分、容隐的例外制度等因素,以重建容隐制度。     

中华法系新论——兼与西方两大法系比较

中华法系是法律史学科中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论题,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然而,囿于纯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局限,该研究难有突破.本文用比较法理论,置中华法系于世界法律格局中,并相对应于西方两大法系进行思考,对中华法系及其形成进行论述,提出了具有一定新意的见解中华法系是以中国古代伦理法为基础,以唐律为代表的东亚、东南亚一系列封建国家法律制度的统称.中华法系的形成是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超出中国的范围而成为东亚、东南亚国家法律传统和法律系列的过程,其中,几乎没有武力征服或任何殖民扩张的因素,它与中国法文化优势的形成相一致,是唐律传播并影响开来的必然结果.     

比较法视野中的保安没收——兼论我国刑法中保安没收的缺陷及其改正

保安没收是指司法机关以消除社会安全隐患、预防犯罪为目的,根据法律的规定对特定之物予以强制无偿剥夺的法律措施。保安没收属于刑法中保安处分的一种,其性质是预防性的,与作为刑罚的没收财产以及其他没收法律措施有本质区别。多数国家的刑法中都设置了保安没收,但各有特色。我国刑法中同样存在保安没收,但由于种种原因其设置还存在许多缺陷。     

邓小平的矛盾同一性思想初探

邓小平是杰出的辩证法大师.善于照辩证法办事是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特色.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处处都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尤其是在对立中着眼于统一的理论和方法渗透在对每个重大举措的分析中,即邓小平在处理矛盾的过程中特别强调矛盾双方的同一性.     

论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

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在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法律样态,大陆法系国家以亲权制度来调整这一法律关系,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以监护制度来调整。虽然两大法系在立法模式上有所不同,但实质内容都是要解决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等问题。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对两大法系的相关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提出了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保护的有效方式。      

台湾地区破产法基本制度评析及借鉴意义

因为历史和体制的原因,与台湾地区繁荣及发达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台湾地区破产法也比大陆破产法完善。台湾地区破产法不仅设计了一套严密完整的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如债权人自治制度、破产管理人制度、不诚实破产犯罪制度等,而且设计了一套体现现代破产立法趋势的保护债务人利益的制度,如破产免责制度、自由财产制度等。上述破产制度正是大陆破产法不完善甚至尚付阙如的地方。因此,研究、借鉴台湾地区破产法律制度,对于大陆破产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权利冲突中的权利位阶——规范法学视角下的透析

权利体系中存在着一定的权利位阶,为此各种权利的类型不可能均得到"平等"的保护,但权利的位阶秩序并没有整体的确定性,不可能形成像"化学元素表"那样先在的图谱,因为权利位阶的确立本身往往涉及复杂的价值判断,为此,权利冲突的解决不能以此作为一种普适的依据,而需就个案进行具体的价值衡量.这也说明,返回"法的形而下",形成"具体实证"的实践品格,正是今后我国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进路.     

中国刑罚轻缓化之肇始--清末修律中刑罚轻缓化之动因、概况及评析

清朝末年的修律中 ,修律者对旧律进行了大量的删减 ,引进了西方较为进步的刑法制度 ,从而开启了中国刑法近代化之门。封建社会极为野蛮、残酷之刑法亦由此朝文明方向发展 ,其表现之一便是刑罚力度上趋于轻缓。使清末刑罚趋于轻缓并不是统治者完全自愿之举 ,甚至可以说是情非得已 ,但此次修律事实上在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中较大程度实现了刑罚的轻缓化。清末刑罚轻缓化既有其先进性 ,亦有其局限性。